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伪军。这也是世人皆知的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之一!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揭露一下抗战期间那些叛国投敌、调转枪口对着同胞的军人。他们留给我们民族沉重而屈辱的一笔，这一笔因为太过不光彩，很少有人愿意正视。然而，这些是我们民族发生过的事实，认真面对历史的时候，我们无法闭着眼睛翻过这一页。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当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官数目超过200人，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对这些铁的史实患有选择性失明，故意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的真面目不过如此!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而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8年抗战期间投敌的国军达58万，竟是80万皇协军的62%(参见《张宏志：中日战三部曲》)。三者相互印证，国民党军队投敌最少50万人这一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笔者以为，抗战期间的伪军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1938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大批华北部队编入伪军序列。当时的伪军主要是两类：伪满军和华北伪军。华东也开始出现伪军，但在规模上远不能与二者相比。1938年时，除伪满军外的伪军数量约为78000人。
第二阶段(1939—1941年)：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伪政府，华东方面伪军大为扩张，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
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军部代部长汪精卫
汪伪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与陆海军高级将领合影
汪精卫与日军研究联合演习问题
第三阶段（1941—1945年）：1942—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提出“曲线救国”的口号，发出了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还有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的将领具体明细为: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的将领一览（一）
1939年 何行健 国军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1939年 蔡雄飞 国军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1941年2月 李长江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 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1941年2月 丁丛堂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顾秀五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陈才初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 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秦庆霖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范杰 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1941年2月 杨仲华 国军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2月 刘月亭 国军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1年5月 公秉藩 国军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941年6月 毕泽宇 国军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942年2月 赵瑞 国军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2月 杨诚 国军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942年4月 孙良诚 国军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942年4月 王清浣 国军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赵云祥 国军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陈光然 国军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黄贞泰 国军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郭俊峰 国军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丁树本 国军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夏维礼 国军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 孙玉田 国军警备处长 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6月 徐继泰 国军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1942年6月 景顺阳 国军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充当汉奸的将领一览（二）
1943年1月 吴化文 国军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 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1943年1月于怀安国军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宁春林国军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1月吕其赓国军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 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1943年2月厉文礼国军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 本人被俘投敌
1943年2月王劲哉国军第128师师长 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1943年2月赵天时国军第38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任兰圃国军第38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薛豪平 国军第38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潘胜富国军独立第1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景华国军独立第2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张海平国军独立第3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苏振东国军独立第5旅旅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李德兴国军独立第128师参谋长 随王劲哉投敌
1943年2月吴漱泉国军第351旅旅长 被俘投敌
1943年2月韩子乾国军第113师师长 被俘投敌
1943年3月金亦吾国军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国军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充当汉奸的将领一览（三）
1943年4月 孙殿英 国军新编第5军军长 率所部投敌
1943年4月张良才国军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 率所部投敌
1943年5月庞炳勋国军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 与孙殿英联名通电 判国投敌
1943年5月赵星彩国军第24集团军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李震汾国军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侯如墉国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于光辉国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志稀国军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国军新编第5军副军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冯养田国军新编第5军参谋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杨克友国军暂编第3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庆国军暂编第3师副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廷英国军暂编第4师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王瑞亭国军暂编第4师副师长 随庞孙投敌
1943年5月齐子修国军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 被俘投敌
1943年5月邱吉胜国军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 被俘投敌
1943年6月荣子恒国军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6月刘景良国军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3年7月陈孝强国军國民黨预备第8师师长 率所部全部投敌
1944年9月贺凯宪国军渝方陈又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 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太多了，写不完，中央军、杂牌军都有啊!这些投降的国军，可都充当了帮助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皇协军(伪军)!在这些伪军的枪口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抗日武装被反复"扫荡""清乡"，中国百姓被血腥屠杀……
除伪满军之外的在华伪军建制(62%是叛国投敌的国军)：
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军新编第四师师长。辖三个师。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该部原为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于1943年5月在豫北陵川地区率部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军第一百一十二师师长，于1943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军骑九旅之团长，于1933年率部投敌。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风翔。白逆原为国军师长，于1940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军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军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1938年率部投敌。辖两个纵队。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GMD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1943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杂牌军。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军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1943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军暂编第二师长，于1943年7月在山东诸诚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1941年2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国军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1941年3月率部投敌)。所辖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军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1943年2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辖伪保安第三师。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1942年夏季率部投敌。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第十三师长丁雪山(后来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国军第五战区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1941年8月率部投敌。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
十、1943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军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四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一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
华南方面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
三、华南伪地方军三万六千八百人 正如伪政府的所有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那些汉奸省长、警备司令、警察厅长，听起来官名比日本参事、日本顾问大得多，实际上，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投敌、助敌、资敌创下的几项“奇迹”!
奇迹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
“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的，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渴郑副长官。”——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之《1945年的上海》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据美国公布的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n , Jr)的日记，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记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一九四一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李敖：《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下小标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摘自李敖著《千秋评论精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评：每逢提到抗日的贡献就有几个人兴师动众地把一长串名单发上来，说你看国民党杀掉的日本将领是好几十个！共产党才几个？问题是国民党杀掉的日军将领50多个（还算上了生前非将级，死后才追封将军的），投敌的却有67个（还不包括校级，按击毙日酋算法死后可以追封将军的）；打死（不包括打伤）的日军40多万，你给他们补充的没伤没病完好无损的伪军却有50万。这“贡献”是正是负！你们想过没有？）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中共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奇迹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 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奇迹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山西新军决死队被中共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军队，而不见共产党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奇迹之四：充当日军的“运输大队” 国军给日军当“运输大队”，是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的。据最保守的估计，日本接收东北军飞机262架、迫击炮及其他各种火炮3091门、战车26辆、步枪和手枪118206支、机关枪5864挺。(见陈觉《九一八后国难历史资料》第一卷)。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更慷慨，抗战胜利前夕，居然在豫湘桂作战中把40个师的美式装备送给了日军。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评：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牺牲上千人，损失数百架飞机飞越驼峰送给中国的大量物资来不及转移，竟然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救了数不清的日本兵的命。何其讽刺?何其悲哀?就在全球都在追杀日本人，唯恐杀之不尽的时候，只有国民党军队用几百吨去壳的军用大米让“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用大量奎宁“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用大批的机枪给日军“做为主要装备”，用数不清的中国人民血汗钱换来的物资来给日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全世界都在剿杀日本人的时候，就国民党知道疼人啊。果然中日亲善，国民党对侵华日军的深情厚意，光照汗青，万古长存!谁说国民党抗战没有贡献?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这些伟大“贡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永远纪念下去，何曾有一刻敢忘?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军牺牲众多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中共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充当“运输大队”、当日军扫荡共产党军队之时作为“友军”参加对共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4年至2000年期间的山东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中共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中共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军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没提那些负数的“功劳”已经很给国民党面子了!有些人大概脑子不好使，竟不识抬举!动不动就气势汹汹地问：中共消灭的日伪军中，到底有多少日军?好像伪军就不算数似的。凭什么伪军不算数啊?难道伪军不是敌人吗?中国人当汉奸，比鬼子更可恶，打了他们你还心疼了是咋的?想想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粉丝，伪军中有那么高比例的前国民党军，所以看到这些汉奸挨打他们心疼也是正常的。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靠投敌、助敌、资敌创下的这几项“奇迹”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真相竟会如此可悲?!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被日本鬼子视作“友军”……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军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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