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它不仅据毛泽东同志为《甲申三百年祭》向郭沫若复信已经有整整70年，同时据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提出“进京赶考”概念也有65年。无论是《甲申三百年祭》还是“进京赶考”，都直指当下的政治热点——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作风建设，而我们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13年无疑可以为当下解析这一热点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有鉴于此，求是网特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党史党建基本国情教学研究专家李世明同志进行解读。
访谈嘉宾：李世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
精彩观点：
■ 面对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胡编乱造，我们的一些主管部门竟然保持沉默，任其泛滥，还为一些乌七八糟、污染人们灵魂的东西开绿灯“掌控舞台”、“占领阵地”，久而久之哪里还有什么正能量可言!
■ 历史的反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党和军队吃透了教条八股的苦头儿，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国的干部不懂中国实际，只知道扣死书本概念来裁判指导工作、指挥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队伍损失惨重。
■ 今天我党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能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实下去。
■ 最祸根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标榜是为人民服务，实际是为自己服务。倘若我们党不对这些腐败分子严加惩处而任其泛滥，任其玷污党损害党的光辉形象，则后患无穷，搞得不好，到手的江山会得而复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 没有优势何谈“独立”，不是“特色”怎么“自主”?全部问题归结一句话：不能“言必称希腊”，变成包括西方道德价值在内的“应声虫”。
■ 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但其实也没有真正信奉神明，只是作秀或者填补自己的“精神空虚”罢了。
访谈实录：
“正是这四件法宝互相结合，共同作用，才成就了共产党在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革命历程。”
求是网：在进入延安之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世所罕见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面临着国民党百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而进入陕北之后，共产党也时时处于各种困难之中。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紧迫的国内局势不仅没有“剿灭”共产党，反而使共产党得到了大发展、大繁荣。您能结合这段历史谈谈，当时我们党是如何实现这种神奇的转换的?
李世明：在进入延安前，中国共产党的确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尽管经过遵义会议，我们党和红军已经化被动为主动，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但在国民党百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究竟往哪里走、到哪里去落脚，应该说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突然转机来了：阅读国民党旧报纸时，党中央意外发现了有关陕北红军的报道，因此果断决定中央红军向陕北进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羁绊，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一系列党的优良作风。我认为，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四件法宝实现这种神奇转换的。
首先是坚定的政治方向。无论什么时候，有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其他一切事业才有了指路的明灯。党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漫长的，需要依靠每一阶段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延安时期，坚定不移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崭新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了这一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才有了突出重围的底气，也才能够在困境中仍然坚持实实在在为人民谋福利。
第二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政治方向讲的是做什么，实事求是讲的是怎么做。其中，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思想认识根源上分清了是非，摆脱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使全党在思想认识水平上大大迈进了一步，真正实现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实事求是与团结一致。
第三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艰难困苦，奋发图强，为国家和人民的正当利益乐于奉献、夺取胜利的斗争精神。艰苦奋斗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党在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绝不是塑造什么国际国内形象，而是不这样做我们就面临困死、饿死和解散的危险。
第四是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这里再强调一下，政治方向是做什么，实事求是是怎么做，艰苦奋斗是做成功的路径，而为人民服务则是为谁做。毛泽东同志强调“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指出我们党是先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然后才有了解放战争军事战场打败蒋介石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
可以说，正是这四件法宝互相结合，共同作用，才成就了共产党在严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革命历程，最终完成了如您所说的神奇的转换。
“我们党是革命党，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队伍，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
求是网：这四点也恰好是当前忧患意识和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点啊!您能分别从历史经验及现实意义等方面为我们深入解读一下么?最先关注的应是最基本的、最首要的政治方向吧!在内忧外患之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确立起自己的政治方向的?又是如何培养党员坚定自身政治方向的?这对于当前处于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中的党员干部来讲，有什么指导性作用?
李世明：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当年抗大的事例来说明。毛泽东讲，抗大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名气?就是因为同其他学校相比，它是最革命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学校。这种最革命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办学方教职员工、教材，二是求学方学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比如上海13个青年徒步走了十三个月来到抗大，南洋一些国家的华侨青年总共有六百多人来到陕北求学——没人邀请、组织或是逼迫。所以毛泽东给学员讲课时说：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延安奔抗大，这个路你们选对了，抗大没有入学考试，但你们来了，不考实际也考了，你们考试都合格了。西安到延安八百华里，国民党顽固派在路上设了十来道关卡，不让人们来，往回抓。其中铜川、黄帝陵、洛川都是主要卡子。他们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关进集中营，而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要去抗日，去延安奔共产党上抗大。邓小平也写文章说，希特勒的徒子徒孙们把成千上万的青年关进了集中营，过着囚犯的生活，而他们唯一的罪名是要去抗大……我们给这些青年补发一个抗大荣誉学员毕业证书也是可以的，尽管没来成抗大，我们也承认他们毕业了!
须知，我党当年在延安办了三十多所大中专院校，相当一部分学员出身高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官二代”、“富二代”。要当官人家原来正做着官，要发财人家祖上就是富翁，可是他们抛弃荣华富贵来延安自找苦吃。这是为什么?我们党是革命党，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队伍，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学员来自五湖四海，不满足于已有的一点点成功，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通过抗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服务，以此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大同小异，当年的政治方向就是这么确立起来的。
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这实质是人的问题和队伍自身建设的问题——政治方向确定了，接下来能不能有一支素质过得硬的队伍来沿着政治方向一路走下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关键要靠人、靠队伍，其中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我党对国际共运的又一大实践创新，没有这条我们很难取胜。
当年国民党与我党争斗每况愈下，蒋介石也在总结甚至也在“学”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但记者斯诺总结明白了：别的都能学，就一样他们学不了，那就是共产党军队的“革命觉悟”——那种在艰苦卓绝革命道路上被打倒了又站起来，被打散了又聚起来，官兵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劲头儿。这种精神变物质的力量真是太大了，我们就是靠这种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起家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领导以身作则、官兵互爱、人人政治上人格上平等的发酵作用。
再回答第三个问题：一句话，今非昔比啦!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党员干部掌管财富的权力大了、机会多了、环境好了，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一些党员干部“守土无责”，只抓了物质的一手，扔了精神的一手。应该注意到，在改革开放后，国内总是有一伙存心不良的人，做梦都想推翻共产党。他们极尽歪曲丑化抹黑共产党的历史之能事，你说东他偏说西，你说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去烧木炭，他偏造谣说去烧鸦片了;你说延安整风精神，他偏说毛泽东阴谋整人;你说南泥湾精神，他偏说破坏了生态;你说七大确立了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历史地位，他偏断章取义质疑“红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等等不一而足。
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胡编乱造，我们的一些主管部门竟然保持沉默，任其泛滥，还为一些乌七八糟、污染人们灵魂的东西开绿灯“掌控舞台”、“占领阵地”，久而久之哪里还有什么正能量可言!正如小平当年所说，我们的思想理论战线软弱涣散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对这些别有用心的言论，如果主管部门都不能理直气壮的对错误论调进行驳斥以正视听，其他党员干部又怎能敢于亮剑呢!须知，越是情况复杂越要引领清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啥都对啥都不对，没有个是非里表，导致一些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上的困惑，行动上的无所适从，不知咋做才是对了。
有的老干部说，“过去要求公私分明，钉是钉卯是卯，偶尔用个公家信封邮票都觉得脸红心跳不自然。”是这些标准降低了、要求过期过时了吗?从来没有!现在有的干部总拿宋美龄当“挡箭牌”：当年有人从延安回南京，说起共产党的政府如何清正廉洁的见闻，宋轻蔑地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其实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预设根本不成立：前面所说的那些抗大学员的事例作何解释呢!相当多老一辈革命家脱离了自己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毅然投身革命“自找苦吃”又作何解释呢!我看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近平同志十八大后经常对党员干部告诫的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的大问题!
“我们党和军队吃透了教条八股的苦头儿，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国的干部不懂中国实际，只知道扣死书本概念来裁判指导工作、指挥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队伍损失惨重。”
求是网：接下来我们谈谈实事求是吧!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今天我们搞建设搞改革还是要靠这个”。那么，您能谈谈延安时期对“实事求是”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经验么?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在这一问题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呢?
李世明：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经验，就是在组织路线上实现了实事求是，而延安整风的成功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得益于四个条件：
一是领导核心坚强正确。整风不是“自由放炮”的过程，而是一个有目标、有原则、有放有收的过程。我党从陈独秀开始，到毛泽东算是第六任“一把手”了，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比他的同伴们略胜一筹的地方就是他更懂得中国的实际情况，更能实事求是地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据邓力群回忆说：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识，后来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同。
二是出以公心。毛主席当年曾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如果我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自己、为团体、为“小公家”服务的，就最怕“揭疮疤”、“捅软肋”和“撸肠子”，就最怕别人批评指出，也不敢批评别人。当年整风充分发扬民主，有话都说出来，相互间甚至吵起来、“骂起来”，交锋相当激烈，矛盾非常尖锐，但这完全是认识水平上的高低差异，大家都是出以公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真的兴旺起来了。
三是检验是非的标准清晰明确，就是靠实践，用事实说话。在党的历史上，凡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决策均导致了惨重损失。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政治上屡受排挤和打压，被“左”倾教条主义者们贬斥为“山大王”和“土包子”。但历史的反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党和军队吃透了教条八股的苦头儿，一些“喝完洋墨水”后回国的干部不懂中国实际，只知道扣死书本概念来裁判指导工作、指挥打仗，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队伍损失惨重。毛泽东批评教条八股的讲话文章入木三分，他说教条主义是臭狗屎，不解恨又说狗屎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人屎还可以喂狗，教条主义连狗屎人屎都不如;教条主义连猪都不如，猪拱到石头上还知道拐个弯儿，教条主义拱得头破血流都不知道拐弯儿;教条主义连子弹能打死人吃饭不饿都不知道。
四是反对主观主义，纠正学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增强针对性实效性，着力改变“清谈馆”的不良学风。毛泽东批评延安党校干部教育中一些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坏学风，批评从国外回来的干部“言必称希腊”，对别人的事关心多、对自己国家的事关心少的坏学风，批评一些学员不认真钻研自己专业，不能理论联系实际的坏学风。
总的说上述几条历史经验对今天都有着很强的实践意义。首先说头一条用人问题，“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讲到的。今天我党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能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把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实下去。体制制度问题是很重要，但在中国党情国情社情实际告诉我们“好干部”是第一位的。总书记讲“德主刑辅”，德还不是人的作用吗!不把好人中的能人，能人中的好人用出来引领干事创业、引领社会风尚，一切都将是空话都是泡影。
再说第二条学风问题。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曾说：“现在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这些年在一些地方“浮躁”、“浮夸”的东西多，怎么能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形而上学猖獗，尤其是有些年轻干部不真懂哲学，不会辩证法，不懂实践。当年上层大机关的干部很多都是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上高位的，而现在的公考制度可使年轻人“一步登了天”，有人戏称为“九连环”现象：即大城市大户人家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进了大机关，进了大机关就是“大官”，当了“大官”就做大决策，大决策后就大贯彻，大贯彻造成大失误，大失误造成大损失，大损失造成大反弹大混乱，最后变成一些基层干部的大埋怨和老百姓的破口“大骂”。
至于文风问题，也是亟需注意的。这些年高学历、高学位、海归派的人才层出不穷是大好事，但也有些“好看不中用的”人才，他们只会搬弄书本上的教条，只会硬套西方的“洋教条”，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经他们一说一做却变得很复杂了，人为的简单问题复杂化，耽误事。一些搞理论、搞政策研究、当秘书的没有实践不懂实际，写出稿子来用词精美绝伦，好词用尽，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就是令人一搭眼睛就犯困一进耳朵就催眠，让他说起实践来则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这些现象在很多干部口中是颇有微词，也应下功夫改进。
最后再说个文风事例，比如在学校教师讲课，特指党课和思政课，学校要求必须得做课件，用ppt，否则免于上讲台，讲得再好也不行。 还有论文必须达到多少字数，必需设立几级标题等等诸如此类，这是否属于新八股现象?我看许多领导干部讲很重要的话很精彩的话几乎没有用课件的，话量也不大，也没有什么几级标题，不是也很管用吗!
所以，现在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都是因为很多党员干部忘记了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如能贯彻落实好延安整风时期所形成的有益经验，当前的问题也会少了许多吧。
“最祸根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标榜是为人民服务，实际是为自己服务。倘若我们党不对这些腐败分子严加惩处而任其泛滥，任其玷污党损害党的光辉形象，则后患无穷，搞得不好，到手的江山会得而复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求是网：您曾在其他场合讲过，“延安精神”是很朴实、很实在的，艰苦奋斗无疑是这种朴实、实在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全党务必保持的工作作风之一。您帮我们厘清一下这一重要概念么?同时还想请您讲一讲，艰苦奋斗对于当前党的忧患意识的保持有何现实意义?
李世明：艰苦奋斗的概念、用语在日常学习工作中我们都很熟悉并经常使用这句话，但是我觉得相当多的人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很局限，刚才您提问题时说：“延安精神”是很朴实、很实在的，艰苦奋斗无疑是这种朴实、实在精神的具体体现，它是延安精神整个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而不是片面狭隘所理解的一两点内容。战争年代党的艰苦奋斗，主要体现在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为求生存求发展，面对敌方打压、封杀而不得不与不利的外部环境做殊死搏斗，在人间罕至的困境下通过挑战极限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最终转败为胜的艰苦卓绝的悲壮历史过程。而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艰苦奋斗内容的侧重点，应该是人们为不断争取美好生活新期待，与自身一些“劣根性”的懒惰、愚昧等作斗争，去实现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并为我所用的历史过程。科学把握、全面准确理解和运用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艰苦奋斗”概念，非常有现实价值、现实意义，下面就具体解析一下：
一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本来就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是穷人的队伍，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了谁的庄严使命。这些年公开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败案件，那么多地方政治上出现“塌方式腐败”，这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背叛、背离所产生的恶果。他们已经忘了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闹革命的初衷，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甚至干脆就直接当了可耻叛徒。苏共的前车之鉴不也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吗!最祸根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标榜是为人民服务，实际是为自己服务。倘若我们党不对这些腐败分子严加惩处而任其泛滥，任其玷污党损害党的光辉形象，则后患无穷，搞得不好，到手的江山会得而复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些不良的政治生态还不能足以深深地刺激起我们每个有良知的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吗!
二是战胜恶劣不利的客观环境。当天灾等不可抗力的突然降临，我们要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战而胜之。今天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改善了太多，但人的素质咋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咋样，我们心里都有杆秤——说得直白些，有的地方物质丰富了，但风气变坏了、脑袋空虚了，尤其是青少年的成长现状，还是令人忧虑的。还举当年延安抗大的例子，当年的办学条件是“无教师、无教材、无教室、无资金”，“上课就在大路上，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被记者斯诺戏称之为“四无”学校。但抗大却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各部队争先恐后提前申请要求多给分配些抗大毕业学员，从这里走出的元帅5名，大将8名，少将以上的领导200多名。经验是什么，秘诀在哪里?就是既教书又育人，学员德才兼备。今天条件好了不是坏事，但要与好作风相配套，积极保持艰苦奋斗好传统好作风。
三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好传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境界，同时也是现实存在的迫切要求。从古到今凡成就卓越的人，大都对生活消费保持“低调”，更何况昭示天下以改造世界、追求全人类最崇高理想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呢!但是现在，一些地方存在的奢侈浪费等行为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还不能让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和有点良知的中国人忧患起来吗!真是到了痛改前非的时候啦!所以中央“八项规定”才会引得万众欢腾。而为什么说艰苦奋斗在我国更有突出现实意义呢?就是因为我们虽然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和可支配资源数量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我们不应该也没有本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就告诫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
四是每个人图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必然过程。艰苦奋斗是我国各行各业创业发展绕不开躲不过的必经之路，对每个人来说终生相伴。“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靠什么?靠得就是苦练、勤奋、拼搏，靠的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头。叶剑英老帅当年诗云：“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自我加压、自找苦吃、吃苦耐劳，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我认为这是艰苦奋斗最核心的价值。苦斗出发展、出业绩、出人生、出成功、出辉煌!然而还不能不看到，这些年来由金钱效应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其消极作用不可低估：一方面，不思进取、“玩儿心”日盛的灰色人生观、价值观很有市场;而另一方面，讲上进、讲理想、讲政治的却常常被视为“脑袋有病”——这些反常的行为难道还不能令人增强党和国家的忧患意识吗!
五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应该把发展的前途命运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当年讲：现在我们没有外援要自力更生，将来有了外援还是要自力更生。毛泽东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讲的，我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方位对接转化的角度理解落实的。但没有优势何谈“独立”，不是“特色”怎么“自主”?全部问题归结一句话：不能“言必称希腊”，变成包括西方道德价值在内的“应声虫”。我们的优势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过去打仗靠这个，今天搞建设也还是要靠这个。
六是不断开拓创新。通过苦斗取得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这是艰苦奋斗要达到的最好效果和最高境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有高招儿”，“我有绝活儿”。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取得?我认为物质文明要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中国梦的结合，精神文明要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结合，动员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我做起，积小胜为大胜。否则，像有的地方一样“瘸子打猎坐山喊——没落实”，甚至搞假大空和“大帮哄”，说得再多也没用。
总之，充分发挥好运用好“艰苦奋斗”传家宝，带给人类开发幸福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动力源”作用，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可以取得事业、人生发展的事半功倍之效!
“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还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传家宝就不能丢，必须下功夫解决好我是谁、为谁、靠谁的大问题。”
求是网：说到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以歌颂普通战士张思德，而这也是您在干部学院授课的主讲内容之一。可不可以请您就这一问题谈谈张思德精神在历史上的表现，以及在当今党的作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李世明：你说的没错。1944年9月8日下午在延安枣园村西山脚下一个小操场上，毛泽东参加了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且没用讲稿即兴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寻根溯源，我们用了多少年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是70多年前从这里发出的。
张思德的牺牲源于连阴雨天，作业时炭窑窑顶突然塌方，按现在说法属生产安全事故，不存在舍己救人问题。毛泽东给他开追悼会也不是因为他舍已救人，而是因为其28年的短暂人生中工作为人特别好，领导喜欢、战友认可、老百姓夸奖，他的表现毛泽东很多时候也是直接看在眼里。一个普通战士生前死后大家反响都这么强烈，引发了毛泽东的思考，尤其是如何以小喻大。
张思德精神的实质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如果掰开说就是两个忘我，即忘我地工作和忘我地助人。再形象点说，张思德精神的特色就是“三个不忽悠”：不忽悠工作、不忽悠他人、不忽悠自已。毛泽东说他最大的优点是只做事不吭声，嘴巴都长到别人身上去了。张思德从军十一年，入党七年，三次负伤，三次过草地，四次翻雪山，当过通讯班战士、特务连战士，最后是警卫战士。他打仗时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是出了名的，绰号儿“小老虎”。他还哪用哪到，党让干啥就干啥。开荒种地、喂猪养鸡、纺线烧炭，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好一行。
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树立人的典型中有两个普通人，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雷锋。两个小人物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是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人虽小，事虽平凡，但一滴水可见太阳，他们是党的宗旨的化身，做人的楷模、做事的标兵。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是用小人物说大事，用大家认可的人和事来说共产党及其军队自身建设必由之路的大事——必须解决好为人民服务和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这个最大问题。
按理说共产党性质宗旨决定我们应该把事情做得比其他任何政党、宗教组织更到位才是正理。这里就牵扯到一个信仰的问题。“信教的外国人”做事是主观靠自律，客观靠神气。“不信教的中国人”做事是主观靠志气，客观靠人气。共产党人做事是主观靠志气，客观靠马列靠人民群众。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不信马列，但其实也没有真正信奉神明，只是作秀或者填补自己的“精神空虚”罢了。关键症结在哪里?我想就是我们的马列上帝、人民上帝还没有被完全彻底“感动”还没有完全“显灵”，还没足以令人真正的身怀虔诚之心，深怀敬畏之意自律自己，再科学的指导思想如果不信也不管用、不解决问题。
当年毛泽东给雷锋题词后对秘书说：学雷锋主要不是学他那几个事迹，关键是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雷锋不要搞形式不要刮风，不仅青少年学、群众学、基层学，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这就会推动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转化。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反复号召、强调全党学习焦裕禄?因为时代呼唤焦裕禄，人民需要焦裕禄。焦裕禄仅仅在兰考工作了一年三个月零二十天。是什么魔力使他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习总书记亲自概括出的“亲民爱民”和“公仆情怀”两条，这就是说要首先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做人做事就有了前提和保证。
说到底，中国共产党就是靠为人民服务起家的。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与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围绕坚持还是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的问题，是当好人民勤务员还是当政客做老爷的问题。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还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传家宝就不能丢，必须下功夫解决好我是谁、为谁、靠谁的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都是延安精神的弘扬和再现。不良社会现象、社会风气都是对延安精神的背离。”
求是网：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新提到了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赶考”概念：“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既是总书记对当前共产党人忧患意识的思考，也是对新时期党员作风建设的严肃审视。在与时俱进方面，您认为我们应如何贯彻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党的优良传统?
李世明：习总书记多次深刻指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又说：“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共产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只要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这种精神就要传递下去。”“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具有十分深远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当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今天中国的希望仍然离不开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之所以成功，就是实实在在地做人，就是实实在在地做事，实实在在地讲话，实实在在地写文章。延安精神是“照妖镜”、“显微镜”、“聚光镜”。延安精神的当代化就是集中体现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中，体现在习近平的系列讲话中。
马克思主义永不过时的唯一理论品质及其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就是一个“做好人、会干事”的科学法宝——实事求是。面对全球现代化生产、生活发展的激烈竞争，一切空话、大话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有卧薪尝胆、埋头苦干，将第一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呈现给世人，奉献给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的实践优势才得以体现，说服力、竞争力、吸引力和生命力才真正得以显示。
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绝不是简单模仿、照搬、复制延安当年的场景和生活工作环境，要与时俱进，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作风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不能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都是延安精神的弘扬和再现。不良社会现象、社会风气都是对延安精神的背离。
目前，要做好延安精神与当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对接转换”工作。我想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好四件法宝，发挥四件法宝在做人做事，在建设“五个文明”中的保证作用。“做人”主要是先解决好反腐败和培养好干部问题。老革命家习仲勋1944年在陕北一次司法会议上说，“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如果老百姓一看你就像个‘官’像个‘老爷’，那是很糟糕的事。”这里说个不正常现象，有些学员听完先进人物的报告后进行网上打分时，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竟打出很低的分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堪忧。
“做事”主要是解决好党员干部领导本事问题，具体先要解决好“新教条新八股”问题，脑袋认识问题都错位，怎么干事!最近中央组织部一位领导对改进干部教育授课教学讲了非常好的很有针对性的一段话，提出“要注重把概念变事实、抽象变形象，把讲道理与讲故事结合起来，运用鲜活事实教育启发干部;要创新话语体系，多讲言之有物、入情入理的‘家常话’，少将人人皆知、没错没味的‘大道理’;要针对当前干部中出现的思想困惑，直面问题，释疑解惑。”做人问题解决了，再把做事中错综复杂的认识问题讲清楚说实在了，接下来才是“见效果”的问题了。实践创新贵在实干，不干半点马列都没有 ，如果对诸如“领导干部财产公开”、“高级干部首先带头”等重要改革措施迟迟不能有所突破，党风的良性转变就难以达成——纵使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再多，“党性论坛”再多也没有意义。我想，大力弘扬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这些中华民族的“正能量”，就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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