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乱世中国，有两个军中人物因相似的罪行引爆舆论，一个叫张灵甫，一个叫黄克功，他们分属国、共两党，而结局却迥然不同，甚至说是天壤之别。
1935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任职团长的张灵甫因生活琐事将自己的妻子吴海兰射杀于自家庭院，之后扬长而去，逍遥地继续当他的团长。后来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到南京投案自首，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刑10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以“戴罪立功”为名，将张灵甫释放归队，并一路加官晋爵，一路由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最后升至全副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中将师长，直至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华东野战军击毙。蒋介石对张灵甫之死死悲痛不已，老泪纵横，称其“杀身成仁，为党尽忠”，并在南京玄武湖畔建碑纪念，炳其功绩。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恋爱不成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枪杀在延河边。10月10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经过审理，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历经井冈山的斗争和万里长征，屡立战功，身上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毛泽东对长征走过的战士极为珍惜，把他们当作宝贵的火种。当时正处国难当头时期，正是用人之时，有人希望来个“戴罪立功”，让黄克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黄克功也有这样一种想法，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承认了犯罪事实，一方面“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在他准备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审判长雷经天收到了毛泽东的信，不过这封信不是让黄克功“戴罪立功”的，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的，这封信断了黄克功最后一丝求生的念想。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收录在《毛泽东书信选集》里，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枪毙黄克功，毛泽东不心痛吗?心痛。据后人回忆，黄克功案审判大会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一直都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朝会场张望，直到大会快要开始时，毛泽东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毛泽东为什么就不能象蒋介石那么做呢?也来个戴罪立功，让黄克功在抗日的战场上横刀立马，不难想象，黄克功的战绩不会输于张灵甫。可毛泽东却绝情地，让一员猛将的生命结束在1937年，一点机会都不给，是不是有些可惜呢?是不是不如蒋介石爱才呢?是不是让部队的力量造成很大的损失呢?其实，当这两桩公案发生的时候，历史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张灵甫释放了，国民党死了。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蒋介石的爱才知人，而是对法律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还有国家纲常的败坏。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横征暴敛，军纪涣散，为国民所痛恨。抗战时期驻守河南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被老百姓并称“水旱蝗汤”，成为四大灾害之一。1944年春时，当日军以6万部队进攻河南，汤恩伯50万国军溃不成军，河南愤怒的农民用锄头、大刀等“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后来把整连整连的人缴械。”(白修德著《中国的惊雷》语)。拿杀妻都成儿戏的张灵甫，更是日益骄横跋扈，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之时，“还乡团”跟随张灵甫部队用极其惨忍的手段屠杀鲁南地区军民，犯下了累累血债。国民党统治区内信誉扫地，威信破产。1940年2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其中一点为：“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说：“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说：“匪军所至，杀戮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区域，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的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滥发伪法币和伪金圆券，破坏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广大人民陷于破产的地位;用各种搜括的方法，使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总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这并非仅仅是一种宣传，而是对国民党统治的实录。
反观共产党治下的解放区，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抗日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延安献身于共产主义(同时也是民族主义)事业。”(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著作《毛泽东的中国》语)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也绝非自夸的话，抗战时来到中国进行战地采访的美国记者曾在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写道：“至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黄克功的伏法，是对法治理念的坚持和遵守，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是对信仰的虔诚和追求，是对根基的夯实和巩固，它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是一种损失，而是一种壮大和健康，是赢得人民信赖的高明之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发生过一起张子善、刘青山腐败案件，他们也都是中国革命的有功之人，但依然没有享受到“戴罪立功”的待遇，都没有逃脱了被枪毙的命运。毛泽东曾就此告戒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桢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桢，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是不搞“戴罪立功”的，哪怕他自己搞了腐败，也要人民割了他的脑袋。蒋介石搞“戴罪立功”，丢了一个江山;毛泽东不搞“戴罪立功”，结果成就了一个江山。黄克功若有在天之灵，当知自己死的不屈。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