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
《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12.2～1974.12.25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以《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为题，译载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访华文章，摘转如下：
在中国北部山西省的崎岖山顶，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庙，这个古庙的“寿命”不久将结束了。自从解放后，这座古庙便一直空置着;最近，就是建筑古庙者的后代，进行开山辟地，把梯田推上山脊，它曾经一度成为开山用具的储藏室;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它就要在一声爆炸中，随着半壁山脊、泥土、岩石一起滚下山谷了。
“砰然”一声，不仅这座古旧的庙被炸掉，五年前费了很大力量才用石墙围起来的平地，也要炸掉。这个村庄现在使用的压路机，正在把这个山头压平，在山谷中填起新的平地。填起的土地约有十二亩左右，使这个村庄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山区里，这是一幅相当大的平地，并且也适于他们使用新拖拉机。
人口不过三百的村民通力合作进行了这样周密的伟大工程，这个村庄该是特别突出的了。但是这个地区，到处都在进行类似的工程。就在这里，正在完成近一百亩新垦田的铺表土的工程。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开垦了这块平地;他们炸开岩石，为一条河炸出一条长达三百米的支流，并且在河流两岸筑起一条二公里的弓形石坝，截住河水，在山谷下开辟了这些新田地。
中国农村给人一种追赶前进的深刻印象。秋收刚过，社员们便又回到建设工地上来了。建设工作的规模，从小村庄开辟新梯田到数万人参加的控制大河流工程。这些工程，将有助于他们明年取得更大的收成。
中国人以大量的人力来弥补机器的不足。他们把大量人工部署到工地上——这是蜂群式的工作方法。中国人说：“蚂蚁啃骨头”，就是群众对顽强事物的回答。人手多，事情就好办了，那些看来几乎是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能完成，高山顽石也得低头。目前在西方可能仍然强烈否定这种蜂群式的协作。但是经过一次社会大混乱之后或者粉碎了旧社会，有时候就需要采取各方面大协作的工作方式。
中国人不仅在山区开荒。我从广州郊区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提供的数字中注意到，这个公社一年来开垦荒地三百亩。这个公社是我在一年前参观过的。虽然面积增加的比率不过百分之二，但是这个公社就在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珠江三角洲数十年来已经是深耕细作的地方。
我问到新开垦的土地有什么成就。公社革委会主任把我带到一丛小山丘的地方，这些地方去年还是荒地，但是现在已是一排排的梯田，有的已种上了橙、桔树苗，有的已经挖好一个个洞，等待培土和种植树苗。
他们的计划是果树间种花生，而在较低的梯田种植稻谷。山脚的一块小平地，我起先还以为是准备种稻的，但是后来知道，这块地准备建个篮球场。这山丘本身就是一个多种作物的农场，公社当局已把这块地方的发展和经营任务交给八十位年轻社员。这块新开垦的土地的发展和经营将交给这批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社员们。他们将在这块地方安家落户。
象这样的工程，已推广到全国各地，数量不大，却是继续不断，而是迅速地增加耕地面积。但是，增加粮食生产的高度潜力，仍放在提高耕地的亩产量方面。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看来，绿色革命仍生气勃勃，同时也是切实的——最少在中国是如此。
“农业土专家”，以一般的眼光看来，他们没有受过很高的技术训练。但他们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熟悉植物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然后在种植实践中逐步学习。
乡村一级的实验小组，是三结合的结构。一组中必须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一位被推选出来的村领导人，以及一名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可能是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也可能是本村中曾进过农学院的青年。
这些实验小组除寻找改良种子之外，还带头试验多造收成、混合肥料，以及其他新技术。小麦移植法目前已在中国北部普遍应用，结果可使亩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同时也可节省田间种植时间，使其他谷物有充分时间在田间完全成熟。小麦移植法除了在移植时期需要大量人力之外，可让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田间的准备工作。现在，当地的工场已制造出小麦移植机器，在田间试验使用。
这种革新的动力并不局限于实验小组。看来革新动力已渗入中国的农村社会。扩大农村经济基础的副业，也是极力使生产增加和多种化的一个方面。为改善灌溉情况而增建的水坝、水塘和河道已成为养鱼的新地方。目前，很多地方已采用“鱼类交替繁殖法”——即在同一个池塘内饲养多种鱼类。
我被招待乘小艇在河道上参观，去看一部由公社工厂制造的新吸泥泵抽出河道底的淤泥。淤泥是一种肥料。随后我们转入河道的有篱笆围着的地方，那里一条条大鱼翻腾跳跃，噗噗有声，水花四溅，这是一个养鱼池，人们拿着鱼网，一网便捞获一大批五种不同的鱼。
猪粪是有机肥料的一个基本来源，而有机肥料是中国农业的基础。化学肥料也在广泛应用，但供应仍不充足，公社社员目前的想法，似乎是将化肥作为有机肥料的一种补充，而绝不是代替品。很多人认为，完全改用化肥，为短期的谷物收成，而牺牲泥土的长期健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
凭着这样的群众基础，多样化和自发性的动力来增加生产，中国的粮食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现在，在机械化方面的进步，促进了粮食增产的速度，而家庭计划早已在人口增长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中国能够在农业产量方面，保持几乎连续十二年的不断增长。一九七二年的产量，比一九七一年的二亿五千万吨产量顶峰，下跌了百分之四;但是去年产量不仅补足而且超过了这个数额，创下了新纪录。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取得的成就是更令人惊奇的。对贫穷的农业经济来说，连年干旱就是饥荒，这是传统的规律，但是，在这里，虽然发生了严重、广泛的干旱，农作物不仅得到保存，收成甚至增加了。
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在这块曾被称为“饥荒之地”上取得了。饥荒的痛苦铭记人们心中，因而青年人绝不允许忘记过去：通常的最坏的食物都吃光了，人们只好吃树叶、草，甚至树皮;变卖所有家当(包括妻子儿女);最后，便是逃荒、行乞，或者是抢劫;那些已注定要死亡的人对那些已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仁慈的处死;食人肉充饥风行;最后死亡人数以十万计，甚至以百万计。
如此深刻程度的饥荒，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已经治愈了，首先由平均分配(在一九五○年代后期的凶年，中国有很多人吃不饱，但无人饿死);其次由于生产增加。
中国人跳出这个苦难深渊，主要是由于他们牢牢确信世界上没有粮食问题，有的只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人类如何组织它的社会，亦即是组织它的经济。
在中国的第一步就是平分土地。这也是使农民信任革命的承诺的必须走的一步。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真正胜利，就是他们引进了农业合作化，而当时农民们对合作化的根本概念，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毛泽东理解农民、相信农民，相信他们总会认识到他们的真正利益，因而对合作化道路所给予的机会就会作出响应。
一九五○年代之后，中国已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轻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在人民公社广泛发展轻工业，吸收公社的劳动力，同时减轻田间工作的负担。重工业虽然是重要环节，但是位居第三。
保持整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制度向前进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由于构成中国更大的社会的无数个人民公社。
毛泽东的一条最基本教导就是：生产中的每前进一步，都应该在农民收入的改善上反映出来。
这样，就是以直接的物质鼓励为动力一一“从各尽所能到按劳取酬”。不过，并非仅仅如此。中国人已开始谈论到他们发展农业的手段是“一场人民战争”。这句话是有提示性的。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指出，人类需要相等于作战的一种精神，看来中国人可能已经在他们对社会承担的义务中找到了这种精神。他们主张人类有克服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的优势。
中国的方法切合到什么程度了呢?当然，无可怀疑的是，对于全世界农民群众来说，中国的农村可能象是千年来的梦想境地。中国人的经验指出，农民依恋他们的土地是环境使然，农民关心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生活。一旦他们相信这是前进的道路，他们便愿意合作。
“合作化”的成功，将有希望解决农业的矛盾，使那些传统地同小块农田相联系的精耕细作经营的农田，发展成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
这艘借以逃避日益高涨的饥馑恶浪的社会救生船——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方舟——假如就是对世界农业国家的回答，那么，搭上这艘船的跳板在哪里呢?
中国农村的发展，没有一样不是一九五○年代印度社会发展计划所能预见的。但是在印度信用贷款和技术的利益，就好象滴在沙土上的雨水，全部被地主和富农吞没了。如果增加生产的障碍不在于无知，而是受到传统的农村特权阶级势力有目的地抵抗或者独占这些利益，那么，即使对增产的研究或者设立许多农业机构，都是通不过这些障碍的。
中国人首先是摧毁并夷平了这座社会权势的金字塔，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筑起他们的新社会。在中国人所走的道路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迄今还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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