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民国“学术自由”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扭曲的怀旧倾向，有的人一味美化、推崇民国时期的“学术自由”，而对这一时期的进步文化遭受压制的事实却视而不见或刻意回避，更有甚者通过刻意炒作以表达对现实学术状态的不满，从而混淆视听、颠倒黑白。那么，民国时期的学术真的自由吗?

　　首先，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仅仅是一种被禁锢的“自由”。众所周知，学术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领域，而是受到具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民国时期也不例外。1927年4月，国民党背叛革命，建立起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其政权性质正如宋庆龄等发表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所揭露的：“南京派叛徒，实为新军阀及土豪绅士地主及剥削农工分子的集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强化了对各类出版物的审查和限制。比如1929年公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等，即认定为“反动宣传品”、“谬误宣传品”，加以查禁查封和惩办。又比如1930年公布的《出版法》第19条规定“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都需严加取缔、惩处。此外，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以“宣传共产主义”、“宣传赤化”、“鼓吹阶级革命”、“煽惑军队”、“言论荒谬”、“讥评政府”等各种理由，仅1929年至1936年就查禁或查扣了676种“社会科学反动书刊”。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语言学教材，如《拉丁化课本》、《拉丁化概论》、《拉丁化的方案检字》等，也被冠以“宣传汉文拉丁化”而难逃禁毁的厄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出台了《宣传品审查标准》，把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和要求抗日的相关刊物，一概视作“危害中华民国”、“替共产党张目”而加以惩处。

　　其次，民国时期的政治环境使很多进步文化人的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更谈不上所谓的“学术自由”。众所周知，民国时期发生了多起军、警、宪、特捣毁查封报刊、学校、科研机构和文化团体，监视、搜查甚至暗杀进步文化人的事件。比如，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绑架著名文化人潘梓年和丁玲。又如，文学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马宗融曾在教室内被“三青团”检查其私人信件。再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抗战期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但由于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特别是孔祥熙等人发国难财，因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被秘密逮捕关入息烽集中营关押达四年之久。之后，国民党虽然迫于舆论压力释放马寅初，但是并没有就此罢休。据经济学家许涤新回忆，马寅初出狱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立即通知重庆大学，要求不能聘任马寅初为教授。不仅如此，国民党在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之时，还公然对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进行暗杀活动。同年7月，著名学者、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由此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民国“学术自由”的假象。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先生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专门撰写了题为“杀大学教授的蒋介石”的一章，并悲愤地指出：“这两位大学教授都受过完全教育的，都是为了和平民主来呼吁，手里并没有枪和刀，况且蒋介石说过的许人们言论自由，为什么说了几句话就要特务把他们暗杀了呢?这不是太卑劣吗?”

　　最后，民国时期的“党化教育”严重束缚和限制了广大师生的思想和学术自由的空间。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施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通过重新改组学校课程、审查教学用书以强制推行党化教育。后来为进一步加强对思想的严密控制，又制定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训育主任条例以及剥夺讲学自由的公开条例等，企图把教师变成思想的“囚犯”。这种限制教师学术研究自由的文化政策，遭到了一大批知名教授的厌恶和抨击。不妨看看当时的社会舆论：著名化学家、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公开发表文章说：“实质上从各方面看来，对于目前教育的不满，是很显然的……各学校的教职员，凡是有见解，有抱负的——或者可以说，愿以教育为事业的——无时不是感觉烦闷、苦恼和无聊。”也有人直接控诉，国民党“处处用特务方式来侦察与训斥，于是素来是天高皇帝远的教授们，也弄得度日维艰说话难，除非投入特务机关的怀抱，否则动辄得咎，不但保不住鸡肋的饭碗，同时还带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最轻的是红帽子，否则便是灰帽子，更重当然请进集中营。如此大学教育，不仅是自由讲学的末日，简直是大学教授的死刑判决”。许多重视个人气节和学术研究自由的教授，比如四川大学的朱光潜等10多位教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艾伟教授等，或因看不惯国民党对学术自由的干涉，或因不愿追随国民党当局“以党治校”，都纷纷被迫离职。难怪当时社会舆论发出这样无奈的感叹：“‘学术研究自由’，这决不是某些教授和学生的无病呻吟，这乃是当前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啊!”

　　尽管在民国时期不少学者潜心笃志于学问，取得了一些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但这并不能代表民国学术环境的全貌。以上史实足以说明，民国时期不是知识分子进行学术研究的“天堂”。当今某些人所热捧的民国“学术自由”不过是思想禁锢下的“自由”虚影。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为人民、为祖国服务的价值导向，才能为学术自由创造沃土和阳光，才能真正迎来学术的春天。

　　(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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