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框架?——评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

　　原标题：“阴谋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框架?——评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

　　所谓“阴谋论”是这样一种叙事框架：它习惯于将一个政治事件归结为某个幕后势力的阴谋，反映出这个隐藏势力的险恶用心。这种叙事模式既具有一定的话题性，也迎合了公众对政府的种种不满。自冷战到现在，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经久不衰。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50年，提倡“实验主义”、以严谨理性闻名的自由主义名人胡适先生就鼓噪过一次阴谋论：在其长达30多页的英文著作《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笔者引文为台湾胡适纪念馆1964年所出中英文对照本，以下简称《史达林》，史达林即斯大林)中，阐述了所谓“在苏联扶植下中国一步步走向傀儡的过程”。这篇文章曾发表在美国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甚至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但今天旧文新读，特别发人深思。

　　1950年间，身处美国的胡适对中国政治依旧十分关心。同年7月，他应美国学者之邀，花出40天功夫写就一篇英文长文，题为《在史达林战略下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并很快刊发于9月19日的《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先后由台北《中央日报》、《自由中国》译出发表。次年10月，该文又被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以丛刊方式转载。台北胡适纪念馆亦于1967、1974年两度将此文翻印出版。经过数家主流机构的刊载转印，《史达林》一文在台湾知识界广为流传，其中观点则受到岛内政学两届的普遍认可，后来甚而成为国民党对1949年以前历史解释的重要学理依据。

　　胡适的这篇作品虽广受台湾官方的重视，但其见解却很成问题。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在幕后一手操纵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其在台前的傀儡组织;革命胜利的结果即中国完全沦为苏联“红色帝国”的一部分;之所以斯大林的“阴谋”没有在中国即刻成功，是因为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坚持不懈地抵抗苏联的侵略企图。

　　为了支撑其论点，胡适推衍出这样一种逻辑：苏联通过各类手段使周边国家产生政治动荡，并趁乱扶植亲苏势力，最终达到将该国傀儡化的目的。他认为，这种逻辑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党的合作和较量中，得到数次鲜明的反映。第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用尽全力以帮助国共合作”，以便国民革命军能“彻底摧毁割据军阀的武力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并且废除外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取消列强所强加于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以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这种援助背后的目的是，以收回利权运动为障目之引，挑起列强与国民党的矛盾，将中国引向国际战争的轨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不过，胡适又认为，“由于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稳健派的决定”，斯大林的阴谋还是失算了。第二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于东北一度被苏军控制，中共军队在苏联的默许下“一到了东北，便很迅速的很完备的用日本关东军所留下巨量的军用品装备起来了”。而这些关东军的旧装备后来成为战场上解放军克敌制胜的决定因素。这些都是他的“大胆假设”，惜乎未见“小心求证”。

　　回望过去，尽管在中国革命史上，外部因素不可忽视，但将20世纪前期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兴衰归于斯大林一人，未免太高估了这一影响。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其根本原因是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国际殖民体系的松动。北伐战争的胜利及其后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其说是苏联对国民革命军大力扶持和指使的结果，不如说是国民革命军的举措顺应了民心。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支持才是大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全国民众在旧军阀和北伐军之间，用行动站到了符合民意的一边。至于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在东北接收武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中有比较权威的说法，“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即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到“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相形之下，同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中国建军计划”则要气魄得多。据统计，及至1947年，美国已向国民党军队无偿转让了6500多吨弹药，又以原价的十分之一让售了1.3亿发子弹。在获得外援方面，国共双方孰强孰弱，差距之显，立见分明。胡先生以此解释国共两党的兴衰，将政权的易手更迭归结为某种阴谋，甚至一些旧武器，而不考察民心向背，笔者不免为这样一种逻辑思维感到诧异。或许在胡适的眼中，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罢了。

　　据悉，胡适在撰文之后，曾主动致信蒋介石自荐文稿，而蒋氏对此文也甚为欣赏。后来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其思路就颇受胡文的影响。所以，不管文章的动机如何，胡适的这篇《史达林》很显然拉近了其与国民党的关系。对此，台湾学者黄克武含蓄地指出，这是胡适进入“中研院”担任院长的进身之阶。一生服膺西方民主的胡适先生，在其前半生，无论是以学者或政治家身份登场，自认有种独立的政治立场，与各党派保持距离，所谓“无党无派，不激不随”。而这篇奇文，无论是从其内容或是影响来看，都更像是出自戴季陶这类国民党职业理论家之手。鲁迅当年曾撰文批评胡适“好人政府”的主张，戏称胡适是北平街头的“领头胡羊”，带着身后的众多山羊走进屠宰场，以调侃其对当权者小骂大帮忙的态度。而到了这篇文章问世，“小骂”是没有了，只剩“大帮忙”，帮忙的“对象”自然欣然笑纳。只是这样的文章未免动机太露，写得也轻率潦草，缺乏说服力。

　　饶有意味的是，胡适在这篇《史达林》中处处体现着对苏联的厌恶，但他最早对苏联的印象却是极好的，甚而赞赏苏联的政治体制，要求国民党诸公向苏联学习。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访问欧洲时途经莫斯科，他对眼见的种种景象颇为欣赏，认为苏联是中国发展的楷模。这与其20年后对苏联的认知相比，真让人唏嘘不已。

　　(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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