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让很多学者与非学者自信满满，竭尽心力去证明甚至在政制方面，中国也超越了西方。知名风投家李世默博士便是其中一员。在他看来，中国政制因为其“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正处于少年时期，而美国政制已日薄西山，日渐衰败。毫不奇怪，这些言论已经让李世默博士在一些自由派那里声名扫地，然而，即便在左翼那里，他的观点也不乏争议。这并非事关他对中国与美国政制孰优孰劣的断言，而是在于他对政治路线(也即李世默博士所谓的“政治元叙事”)的摒弃。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援引了汪晖的理论资源，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李世默博士的种种论述，认为它们不过是当前去政治化的时代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这些论说刻意忽略了国家机器背后的政治安排和阶级斗争，实质上遮蔽了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关系。王琪的文章自然引发了不少拥护李世默博士的专栏作家的反弹。比如，凌魏行先生就认为，王琪低估了中国治理模式中的政治性。这个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恰切的，而且相比王琪更加接近汪晖的观点。汪晖曾经指出，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要归诸于改革期间不同传统之间存在着协调、制衡和矛盾。然而，如果凌魏行先生在这一点上赞同汪晖的话，那么他将与李世默博士分道扬镳，因为李世默强调的是中共的执政能力与组织安排，这是一种没有政治性(元叙事)的治理话语，与汪晖对政治性的强调相差甚远，如果不是背道而驰的话。在这个意义上，王琪对李世默博士的批评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正如汪晖所言，“当市场化改革成为主潮之际，若没有国家内部、政党内部和整个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国家就会迅速地向利益集团靠拢。”“国家的中立性是由上述并非中立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促成的。”(参见汪晖：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
除了凌魏行先生，寒竹先生更是两次撰文回应。在他看来，去政治化论题既不符合西方实际，也不符合中国状况，他还进一步认为，西方政党政治从开始就存在代表性断裂，而中国政治从古代到当代，一直没有代表性断裂问题，中国当下政治不过是继承了古代中国的优良传统——通过这样的论述，他便轻而易举地继承了传统，与那些“割断传统”或“否定传统”的革命论说区分了开来。这些论断，无疑在相当程度上给李世默博士的论说添加了注脚，关于去政治化的论题，我们依然觉得有谈论的必要。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去政治化? ”
在寒竹看来，所谓政党的政治性就是一种特定的代表部分(part)群体利益的政党的选举行为。基于这种对政治的定义，寒竹批判了汪晖的“去政治化”这一概念的适用性。然而，姑且不论寒竹对政治的定义正确与否(这实际上是把政治视为一种对不同part之间的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机制，在朗西埃看来，这并非是政治，而只是治安)，也不论寒竹所想象的“去政治化”是否适用于西方社会(王琪的文章已经对此进行了反驳)，实际上，汪晖的政治和去政治化的概念与寒竹头脑中所认为的相差甚远。因此，寒竹对汪晖和王琪的批评基本上是错位的。
澄清汪晖的政治概念，对于明晰这场争论的要旨，是十分必要的。
在我们看来，汪晖实际上综合了两种政治观念，其一是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基于主体间的话语实践和政治行动的政治概念，在他们看来，政治就是一种在公共领域中的通过言语和行动展现自我和彼此协商与协调的过程;其二是施米特基于敌与友划分的政治概念，在施米特看来，政治就是划分敌友、决断敌人的过程。汪晖将政治置于一种事态分析之中，他承认敌与友的存在及其划分的不可避免，但又认为敌人和朋友都是可以转化的——毛泽东说过，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他也承认政治就是一种政治辩论和社会运动，但认为不同群体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利益冲突，不存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设定的那种共同善。因而，汪晖的政治概念更接近于毛泽东，正是毛泽东将划分敌友作为政治的起点，但又将敌与友的关系置于一种变动的政治事态之中，同时，毛泽东也将政治辩论和社会运动引入到了政治过程之中，并自始至终极力反对革命中的过分暴力化倾向——正如汪晖所指出的，暴力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总之，在汪晖看来，政治就是一种政治主体间围绕领导权而展开的对抗或对话活动，而去政治化就是取消政治中的种种要件，即取消政治主体的能动作用、解构特定政治主体的组织和领导权、遮蔽政治主体间的博弈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苏联的“全民党”实践、文革中的血统论和暴力化、改革开放中的“不争论”和“猫论”，还是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代表性断裂，都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不同变体。
可见，寒竹并没有把握到汪晖的政治概念的内核。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政治性’通常被理解为党派性，与‘中立性’的概念相对应”。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西方政治演变为选举党不仅不是政党‘政治性’的丧失，相反，恰恰是代表特定社会群体政党的‘政治性’的逻辑发展”。然而这些论据并不足以支撑寒竹的论点。事实上，寒竹混淆了代表性和选举性(他把代表性等同于党派性，又把党派性等同于选举性)。在汪晖和王琪那里，政党的政治性在于它的代表性，可到了寒竹那里，政党的‘政治性’就被偷换为选举性。代表性意味着政治正当性，而选举只是西方政治为了体现正当性而进行的操作手段，二者绝不能等而视之。
在寒竹那里，政治基本是个负面的概念，是一种出于党派利益的偏见和考量，由此，寒竹预设了一种中立和政治的二元论，并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的多党制政党置于这种二元划分中。在他看来，西方的政党由于只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因此只具有部分的合法性，无法长期执政，而中国共产党由于代表了全体利益，长期执政就具有完全的合法性。且不论这种观点忽视了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党内外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下文详述寒竹对中共政治的误读)，更为关键的是，它无视政治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必要区分。在一定意义上，政治与中立的二元划分是成立的，但它所对应的并非是全民党和多党制政党，而是政党政治与国家机器，前者体现为一种现代政治范式，而后者则是一种现代行政结构。在这个语境中，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可以理解成用国家机器吸纳政党政治，它的各种症候就包括技治主义、现代化理论、行政吸纳政治、(没有阶级视野的)国家治理话语，这些政治话语或实践，都是在用程序化、规则化、科学化的行政操作来取代政治性的辩论或运动，它们认为存在一种共同善，并且可以用一种中立的理性手段来获得。因此，去政治化的政治消解政治主体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并将政治主体的领导权稀释为一种利益算计，更为关键的是，它抹去了政治主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或对话——于是，阶级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遮蔽了。在当前，随着“党-国”体制转换为“国-党体制”，也就是政党越来越被吸纳到国家之内，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西方选举性政党，都越来越呈现出中立化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政党的中立化，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政党不再具体代表某个阶级去行使权力，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发起行动。然而，政治是永远不可取消的，因为总会存在利益分化，如果政党以中立化的形象出现，从政治议题中抹去了政治路线辩论，只会以此遮蔽甚至放任某个阶级或集团对政治和行政资源的挟持。
寒竹杜撰了两种政治概念，除了西方语境中的党派性之外，还有中国语境中的政治概念。在他看来，‘政治’一词在西方意味着党派性，而与中立性相对立;在中国则意味着中立性，而与党派性相对立，“讲政治的含义就是讲‘大局观’和‘公共性’”，不同于西方，中国自古就没有把党争合理化。诚然，中国确实没有政党选举的传统，但这并不承诺一种中立化的行政程序，更不意味着它取消了政治主体间的博弈。
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与西方的竞选式政党(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或沉迷于议会斗争的修正主义政党(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当然有所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共的一党制也非寒竹所说是什么中国特色，这是一切列宁主义政党的特点：政党成为新君主，去代表整个社会，并且对社会进行改造，最终实现政党和国家的消亡。这里最为要紧的就是政党对社会进行改造，如果没有改造，政党只能抽象地宣称其普遍代表性，但普遍的代表性恰恰是社会改造和社会运动的结果。十月革命后，鉴于苏联人民经济和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还不能实行巴黎公社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因此只能由一个党去代替人民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回答“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时写道：“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政党这个时候就与国家重合起来，形成“党-国体制”，对社会进行改造，对外部和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转化——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对外是促进革命，最终形成全球革命，对内则是改造阶级敌人，让其成为无产阶级或者人民的组成部分。
正如葛兰西所说，“现代君主，作为神话-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也就是说，作为现代君主的共产党与19世纪中期所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差别，后者代表的只是某些特殊的意志和利益，并且彼此在所谓的合法性框架内进行博弈，而现代君主的“神话性”就在于它诉诸普遍性和总体性，从而“通过创造具体的幻想，影响四分五裂的人民，唤起和组织他们的集体意志。”但这种政党并非抽象地宣称代表社会全体，因为在一个阶级社会，在一个被阶级分化所撕裂的社会中，政党的确只能代表部分，代表某个阶级或团体。国民党指责共产党只代表工农，但国民党也只是代表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却宣称自己是个全民党，正如王奇生所指出的：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与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全民党可谓异曲同工。
而共产党抓住抗战契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斗争与社会改造，从而让其代表性空前全面，政治性也十分强大。这的确是共产党在建国之前的成就。国旗上的四颗小星所代表的四个阶级团结在共产党那颗大星周围，这正是意味着中共的普遍代表性。但这种代表性并非一成不变的。
寒竹指出，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任务是建国，而这正是西方近代以来所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这部分地包括李世默所说的执政能力或者国家能力。这个任务在中国就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无法建成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这个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洞见：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也厘清了革命的“敌友”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让中国共产党重焕活力，在之后漫长的战争与革命中最大限度地组织动员了中国社会，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割据和一盘散沙局面，并造就了实质上的现代国家。寒竹没有指出或没有认识到的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想法恰恰来自于苏联共产党的启示，而中共在这方面则彻底将国民党甩在身后。
寒竹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建国之前的共产党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表面上两者都代表着最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代表性的广泛并不意味着无所不代表，相反，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代表性的全面彻底，就不得不去改造不属于人民范畴的群体，让他们从敌人变成“支持我们的人”，这正是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所要完成的任务。这才有了最广泛的人民的范畴，以及真正代表人民的先锋队。但这也不意味着社会中就不存在异质性的群体，相反，敌对阶级依然存在，斗争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进一步区分了社会矛盾的两种类型：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这个论断也意味着敌我之争依然存在。中国是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必然有个对象，那就是新旧资产阶级。在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年中，所有的政治安排和政治辩论都可以说建基于这种敌我之分的政治决断之上。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话语中，当敌我之分被抹去，阶级话语被遮蔽，那么共产党就从原本的动员党、革命党变成了国家党，或者所谓的民族复兴党，即便这种转变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传统对它的制衡。这正是李世默博士们在周末所研究并仰慕的共产党。
总之，寒竹先生既误解了汪晖的政治概念，又误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基于这种双重误解，他认为西方一直是政治化的，因为一直都存在党派利益之争，同时也认为中国一直是政治化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中立化地顾全大局。很可惜，政治并非等于党派之争，也并非等于利益分配，而共产党所体现的也并非中华传统政制的美德，它的底色是列宁式的先锋政党。
我们在此并不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国家能力方面，这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这些业绩的确也或多或少地惠及了社会，这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信任政府的原因所在。我们也期望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两个问题：这些成就如果脱离前三十年的革命建设历史，是否还有可能?这些成就是否可以让我们忽视当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事实上，在19世纪，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英雄般的斗争，西方的工人也分得一杯羹。但随着工人政党逐渐散失其社会主义底色，不平等已成为全球性的瘟疫——这在当下已成为共识。中国的情况亦是如此，与中国经济的体量相比，当代中国工人(农民工)能得到的好处实在微乎其微。而这些不平等问题的产生，恰恰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去政治化趋势同步的，单纯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非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倒有可能放任其加剧。对此，我们不得不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政党与发展路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仍然无法避免对不同“政治元叙事”的决断选择。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