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
——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
郝贵生
（编者注：此文为2015年1月25日，参与主办的“遵义会议永放光芒——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稿。）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生死攸关和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的选择实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实践的选择。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因果联系。历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探讨这种原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今究竟有什么重要指导意义呢?
一、毛泽东独特的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其主观原因
历史选择毛泽东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的独特的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他和当时中国党内其他领导人相比，其个人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最”：
1、毛泽东最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
是否能够承担中国革命领袖大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是否真正熟悉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状况。在这方面，毛泽东比较那个时期的所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是最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的人。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和青年前期在农村读书、生活和劳动。他在少年时期就不满不平等的剥削压迫制度，同情贫苦的农民。《盛世危言》等书激发了他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在长沙求学时，他特别关注农民。他和他的同学萧子升的“游学”经历就说明他特别注重对中国最基层的状况，特别是农民状况的了解。1920年，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准备到法国留学。毛泽东支持并帮助许多同学留学，但他自己并不打算留学，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很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著作证明了他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比较，是最为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
2、毛泽东有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杰出的军事和领导才能
毛泽东最重视读书，但他绝不是读死书，死读书。他在读书生活中，就开始自觉投身到反对剥削压迫制度的斗争实践中。他在长沙参加革命军、驱张运动;组织新民学会、并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1922年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1924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中央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委员;1925年在湖南组织20多个农民协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后又在上海主持共产党农民部，到湖南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在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前夕，他极力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9月又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毅然决然地把起义队伍带到井冈山，亲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10万多人的中央红军队伍，粉碎了国民党多次大规模围剿，展现出杰出的军事和领导才能。在这种复杂的实践斗争中，毛泽东不仅在同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斗争实践中，也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斗争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种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是当时党内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相比的。
3、毛泽东最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这种指导思想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紧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极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学习。他在北京大学期间，就接触并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思想对他的影响。但他认为，《宣言》中只是讲欧洲的阶级斗争，而没有讲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国的阶级斗争与欧洲的阶级斗争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从事中国革命就必须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因此他极其重视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的研究。他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具体分析了中国特殊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分析了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点。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章都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早期典范的文章。这些文章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熟知和掌握，说明其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总结、提炼实践问题的极其高超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当时党内任何其他领导人根本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是对王明等人污蔑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
4、毛泽东最善于团结大多数人
《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际是强调无产阶级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团结、联合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思想的影响。他在革命实践中不仅善于发动群众，更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例如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就面临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山大王问题。党内有些人把袁、王二人看作土匪竭力排斥打击之，毛泽东却力排这些错误观念，最后把二人改造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没有这种团结、改造政策，就没有红军最终立足和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再如面临井冈山复杂的斗争局面，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也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分歧，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排挤，但毛泽东都较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赢得了朱、陈、彭等人的信任。当党中央被迫撤离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毛泽东更是受到李德、博古等人的排斥和打击，特别是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根据地丧失。毛泽东尽管当时已经不是党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但面临着红军的如此危难状况，他在长征途中经常到各军团看看，多次找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促膝谈心，耐心分析失败的教训，最大程度地团结这些同志同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做斗争。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这种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最大程度地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作风也是高于当时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
列宁说过，阶级通常由政党来领导，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以上四个“最”正是毛泽东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的高超之处，这是历史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首要原因。
二、革命形势的发展特点和党内浓厚的民主氛围等客观原因
历史选择毛泽东除毛泽东个人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形势和党的当时状况等客观原因。
1、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惨败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其根本原因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部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短短几年时间取得极其突出成就，特别是粉粹了蒋介石的四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但当时整个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发展毕竟还要受上海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伟大成就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结果。但党中央离开上海撤到根据地后，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直接指挥军事斗争，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惨败。这种客观状况不得不促使红军各级指挥员、红军战士深入思考红军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特别是思考红军最高指挥员的军事路线问题。有一本描写湘江战役的书中写到：“横陈湘江呜咽着奏起悲戚的哀歌从他们的身边淌过，遗恨绵绵。有的眼睛鼓着。好像永无休止地张望着黑沉沉的大空，死不瞑目!”(石永言《遵义会议记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页)也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下一步向哪里去?一江鲜血，更加激起了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满腔愤怒。刘伯承回忆录中说：“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回忆长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第4页)王稼祥面对着这种状况，也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种失败的客观状况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客观条件，也是遵义会议能够选择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客观条件之一。
2、党内多数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尽管当时党的主要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但绝大多数领导还都抱着对中国革命负责的立场，努力采取实事求是和认真的态度思考其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大多在正视红军惨败的事实的同时，没有单纯归结为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开始从自身寻找失败的主观原因。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前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进行比较，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独特素质、能力及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长征之前，博古、李德不准备带毛泽东，正是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坚持，毛泽东才最终跟随长征。1934年12月20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王稼祥表示赞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博古的女儿谈到遵义会议时说：“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3、党内能够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较为浓厚的民主氛围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党中央民主氛围较为正常和浓厚，能够开展面对面的尖锐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主要负责人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会议开始，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失利主要归结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所作副报告中不同意博古观点，认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首先站起来发言，他摆事实、讲道理，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点名道姓地直接批评博古、李德，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责任的本质。张闻天之后，毛泽东紧接着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较为详细批评分析了博古、李德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的实质。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他说 ：“就是李德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朱德会上也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后来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以及在第一线指挥的红军主要将领也个个言辞激烈，通过大量事实批判错误路线，支持毛泽东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建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会上，只有凯丰等极个别人支持李德、博古，反对多数同志对李德、博古的批评，反对毛泽东。会上凯丰竟然直接质问毛泽东：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而已!”毛泽东反问一句：“想必你读过《孙子兵法》?你知道这本书有几章几节?”弄得对方哑口无言。从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党内很多同志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当时党内这种批评自我批评的严肃作风和民主氛围实质也是当时党的整体素质状况。没有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积极成果。
4、党内敢于抵制共产国际错误决定的独立自主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客观地讲，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中国革命毕竟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共产国际不可能真正熟悉了解。同时由于其自身思维方式等多种原因，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都是正确的，包括决定领导人和具体路线、政策的指示，因此也给中国革命实践带来一定甚至是较大的危害性。博古作为党内主要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是共产国际直接指定的。因此，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根据地的丧失，共产国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遵义会议剥夺李德、博古二人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实际是冒着对抗共产国际的风险。但当时党内大多数领导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对中国革命负责出发，会上不仅批判了二人的主要错误，而且坚决果断撤掉其领导权。这种独立自主精神也是能够选择毛泽东的又一极其重要的客观原因。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能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接受正确的指导，抵制错误的指示，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路线。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会议能够召开及会议的结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三、“历史选择毛泽东”及其原因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启示
认真研究历史选择毛泽东、人民选择毛泽东、中国革命实践选择毛泽东的事实及其原因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必须选择和制定一条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历史、人民、中国革命实践选择毛泽东，实质就是选择真理，选择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正是遵义会议之后逐步和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也就确立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由此才有中国共产党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所以毛泽东说，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高瞻远瞩，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提出了“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其思想的深化就是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与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这也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然而毛泽东去世后，这条正确路线被彻底否定。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实践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政治路线的真理性。因此今天纪念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还是要选择毛泽东，也就是选择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就必须要通过各种斗争，努力恢复毛泽东为我们制定的这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没有这条思想政治路线的恢复，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回归。
2、必须把提高全党特别是提高中央主要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到首要地位
毛泽东之所以为历史选择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是毛泽东高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理论水平和能力不能只是表现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所以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开始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能力，延安整风运动就达到了这一目的。但是建国以后，党内一些高中级干部的“李自成”思想程度不同地在滋长，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情感、兴趣更是急剧下降，导致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中，不能正确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晚年一再指出，我党懂马列的不多，并谆谆教导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今状况更是如此。虽然党章宪法仍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但全党读书氛围特别是读马列毛主席著作氛围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程度，也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水平、能力达到了最低点。如此状况，如何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呢?因此真正纪念遵义会议，全党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就应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读一些马列毛泽东著作，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方法，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识别当今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本领。一切真正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摆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
3、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当代的客观现状
毛泽东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极其重视实事求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遵义会议能够选择毛泽东也是全党实事求是、正确分析认识形势和因果关系的结果。今天中国要继续前进，也必须实事求是。既实事求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也包括对中国当今状况的实事求是认识。可以说，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几乎都存在分歧，特别是根本对立的分歧。而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重视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和所谓理论学者，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识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太低、太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猖獗。所以当今中国要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地认识历史，特别是前三十年历史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正视和分析中国社会当今大量现实问题，揭示根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途径。
4、必须认真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化党内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氛围，特别是党内基层党员对上级领导包括中央领导的批评、建议和罢免权
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我们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体现党内民主生活的一次典范。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但是当今这种作风丢弃了，变成了表扬自我表扬的作风，变成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作风，真正行使民主权利的党员、干部往往受到排挤、打击、报复。这怎么能够贯彻党的路线和实现党的任务呢?纪念遵义会议，必须恢复遵义会议体现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氛围和环境。各级党组织包括中央领导必须开展认认真真的批评自我批评活动，每一个人都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实事求是认识自身和他人的成绩和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健全和完善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28-529页)当今党内民主生活特别需要广大基层党员通过多种途径、方式对各级领导包括对中央领导的批评、建议和罢免权利。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也应该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和党内民主生活建设放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要地位上来。
5、必须强化全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意识，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团结绝大多数人
遵义会议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志能够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毛泽东建国后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党内一些人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革命者骄傲自满，团结意识极其淡薄，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他们只看到自身的优点长处和他人的缺点、错误，稍看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简单地批评、批判之，且上纲上线，程度不同地丢弃斗争大方向，而且还听不得不同意见和他人的批评。这种对待同志缺乏团结意识的人如何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呢?假如毛泽东当初对待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采取如此态度且避而远之，可能就不会有遵义会议当时的结果了。那么，中国革命必然还会走更多的弯路和挫折。希望我们队伍中的人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善于团结大多数人的作风，实事求是认识自己和他人，真正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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