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0章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
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
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话说1965年7月17日深夜，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的号召和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搭乘一架波音707客机回国。
7月18日凌晨，波音707客机飞行在中国南部边境云海中，进入广州市区上空，李宗仁凭窗俯瞰故土的山山水水，激动的对他的夫人郭德洁和秘书程思远说：
“我回来了!16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再会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召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李宗仁是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后于1949年12月经香港飞往美国的。他身在异乡，寂寞孤独，思念祖国之心日益迫切。本传前文已经说过，经过程思远多次归国联络，奔走于中美之间，排除险阻，终于使他回到了祖国。
言归正传，且说波音707客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徐徐降落。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张云逸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李宗仁走下飞机，激动得抱住周恩来，半天说不出话来。周恩来说：
“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认出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老战友、大革命以后的老对头张云逸，他握着张云逸的手说：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你，胜之兄!”
张云逸说：
“德邻公，不要客气，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回来就好，叶落归根!”
7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兴趣甚高，他请求章士钊再将《柳文指要》的下部寄给他看。于是，章士钊就将这部近百万字的鸿篇巨著下部寄给了毛泽东。章士钊深感自己的著作有不足之处，就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他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后来，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7月18日，毛泽东就江青转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5月12日关于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给江青的信，写了两段批示，其一是说：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其二是写给周恩来等人的，他写道：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7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休息时，检查青年服务员们的学习情况，他看到小高的学习笔记本上有雷锋的照片，就对大家说：
“青年同志们，应当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
说罢，他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接着，他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青年们看到毛泽东的题词，争相传阅。小高更是激动，她双手捧着自己的学习笔记本，认真地说：
“毛主席，我一定牢记您的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7月20日这一天，李宗仁一行乘飞机抵达北京，在机场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拱手致谢。这位国民党的末代总统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也紧紧的握手。溥仪对李宗仁说：
“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李宗仁在机场候机大厅里宣读了回国声明，他说：
“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和夫人。李宗仁极为感激，他说：
“周总理在庄严伟大的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使宗仁能与各位首长各位朋友欢聚一堂，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恳的谢忱。”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欢迎我回到祖国，这种宽大精神，更使我感动。”
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陈毅和毛泽东二人私交很好。许多高级干部见了毛泽东，毕恭毕敬，不苟言笑。而陈毅在毛泽东面前就比较随便，二人一见面，陈毅总是先来个立正敬礼，大声说道：“报告主席，陈毅来了。”毛泽东一让座，陈毅就放开了，二人海阔天空的聊，从工作、学习到历史、文学。他们二人还是诗友，陈毅嗓门粗大，声如洪钟，还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热情奔放，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伴着充满激情的开怀大笑，极富感染力。毛泽东向来喜欢陈毅的个性。
这一次是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请教写诗的一些技法。他还把自己作的一些诗，送给毛泽东修改。于是，毛泽东就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盅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
教安
毛泽东
后来，华罗庚的专著《统筹方法平话》再版时，署名为“齐念一”。有人问华罗庚是怎么回事?华罗庚笑着说：“我这样做，是要永远铭记7月21日，那一天主席给我写信，表示欢迎我为人民服务。”人们这才明白，华罗庚是把7月21日的谐音“齐念一”当作了自己的笔名。
且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纺织厂参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要接见他们。李宗仁等人坐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毛泽东在游泳池休息室里等待着他们。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泽东热情的迎上前去，同李宗仁和他的夫人亲切的握手，高兴地说：
“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他又握着程思远的手说：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毛泽东让大家坐下，突然对李宗仁说：
“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毛泽东的幽默使李宗仁一时不知所对。程思远脱口说道：
“我们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彭真跟着说：
“是的，登了彼岸。”
毛泽东、李宗仁及其他人都开心的大笑起来。李宗仁对毛泽东说：
“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
“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告诉毛泽东说，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泽东说：
“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李宗仁十分乐意。
毛泽东邀彭真、程思远和他一起游泳。于是，彭真和程思远便下水跟着毛泽东在一池碧水中前行。毛泽东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一般。程思远游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夸奖他说：
“你游得不错嘛!”
程思远说：
“跟不上主席啊。”
毛泽东游了一会儿，上岸晒太阳。他让程思远坐在他的身边，询问程思远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程思远说：
“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对我说过，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答不上来，就照实说：
“不知道。”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盯着程思远说。停了一下，他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一时许，毛泽东要在丰泽园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于是，众人便来到了菊香书屋。
饭前，李宗仁谈话中对台湾问题久悬未决深以为虑。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问坐在一旁的程思远：
“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答道：
“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对程思远的回答很满意，又问道：
“你有别字吗?”
程思远回答：
“没有。”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号，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李宗仁表示赞成，程思远也表示感谢，他说：
“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照相，然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宴会气氛也很热烈。李宗仁感动万分，多次感谢毛泽东的盛情招待。
下午3时，徐冰部长附着程思远的耳朵说：
“可以散了吧?”
于是，程思远便对李宗仁说：
“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
毛泽东用目光盯着程思远，语气好像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7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于立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群同志：
1964年9月16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150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祈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安吉!
毛泽东
7月31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李宗仁。
1965年8月3日下午，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准备将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他被领进人民大会堂一个墙上装饰有传统的中国书画的大厅里。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的刘少奇的那张“长脸”，于是，便走上前去和刘少奇握手问候。此时，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马尔罗把戴高乐的信件递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同马尔罗及法国驻华大使握手问候，而后坐下来交谈。他问道：
“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
马尔罗是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活动过。他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回答说：
“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又问：
“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说：
“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他联系到了中国，谈到了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了中国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尔罗说：
“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说：
“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说：
“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说：
“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问：
“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说：
“是的。”
马尔罗说：
“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说：
“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道：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说：
“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问：
“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在国内方面。”
毛泽东说：
“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他还低语道：
“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
马尔罗谈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和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用了“联盟”一词。一直没有说话，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摆动的毛泽东，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说道：
“我——们的同盟!”
他又面带讥讽地说：
“你——们的，我——们的。”
毛泽东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
“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使接过话头说：
“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毛泽东问道：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法国大使以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毛泽东说：
“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的巩固已有的胜利。”
这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不发。
8月5日，毛泽东给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柳文指要》全书。他在信中写道：
行老的《柳文指要》“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它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8月6日，海军某部在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吴瑞林的指挥下，在“8.6”海战中击沉了企图对大陆沿海偷袭的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12号”。
8月6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李宗仁和夫人回国茶话会。李宗仁在会上说：
“我在十多年前就写信给海外的朋友们说，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服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国家建设好了，我们大家都有份。我后来觉得与其坐而言，何如起而行，所以决定身先回国，深望此一行动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和海外爱国人士同声响应，相率来归，促成国家的最后统一。耿耿此心，想为海内所共谅。”
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李宗仁夫妇到北戴河疗养。然后，又安排他们到东北、广东、广西等地去参观游览。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了几内亚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要看他们政治水平如何。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8月1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罗瑞卿关于战备问题的汇报，其间，他曾经插话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前边已经说过，“62年刮歪风”，只有毛泽东和林彪顶住了。他现在说的“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自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含蓄的来评述那一次重大斗争，常委们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对新生力量要大力培养，大胆提拔，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要反对重资格、排辈数、论级别而不强调注意党和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的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
1965夏天，叶群向李作鹏调查罗瑞卿在大比武中的一些问题，她还交代说：
“你要注意罗瑞卿这个人，他是有野心的，想当国防部长，拉人组织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但是你放心，他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的阴谋得逞不了。”
李作鹏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林副主席的半点事情的。”
196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的1间客厅里，接见了来自长沙的客人毛福清。
毛福清眼前的毛泽东，不但发福了，而且高大魁梧，身穿米黄色的衬衫，青色的裤子，脚上是青丝袜子，一双布鞋。已经不再是她认识的那位文质彬彬、少年英俊的读书人了。她端详着毛泽东的面庞，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个毛泽东的影子了。毛福清激动得喊了一声：“三哥!”禁不住两眼热泪涌流。
毛泽东用双手握着年近6旬的毛福清的手，说：
“你是福清妹妹，我还是在你小的时候看见过你。”
本传在第一卷中已经说过，毛福清原籍在韶山冲，是毛泽东的远房妹妹，她4岁那年，过继给在长沙三泰街开“彭福泰棉絮店”的姑姑毛贵英、姑爹彭华做女儿。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因为爸爸很少资助他，所以生活上非常拮据，就常常去本家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家里，有时就在他们家食宿，姑妈总是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待，教她识字。那时，姑妈姑爹也按旧习俗给毛福清裹脚，是毛泽东好说歹说劝姑妈、姑爹给她放了脚，这才保全了毛福清的一双自然脚。本传在第二卷中还叙述过毛泽东在1925年8月受到军阀的追捕，在姑妈毛贵英家突然遭险，幸亏毛福清机灵，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再说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道：
“福清妹妹，你的那双脚走路还方便吧?”
毛福清说：
“方便，方便。还是托三哥的福。”
毛泽东想起在姑妈家避难的事，又问道：
“我那次走了以后，姑爹姑妈受连累了没有?”
毛福清说：
“自从那次三哥走后，家里受到牵连，父亲被迫关闭店门，远走他乡谋生，生活非常艰难。不久，父母因病无钱医治，相继过早的去世了。”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姑妈毛贵英对自己的种种看顾，不禁潸然泪下。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了报答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的一饭之恩和掩护之功，总是惦记着他们一家人。他曾经请湖南省委领导人代为寻找，可惜没有找到。这么多年后，还是毛福清写信来，才取得了联系，才有了这次难得的兄妹相会。
兄妹两人不知不觉交谈了1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连催3次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才起身对毛福清说：
“你们受苦了，我想留你在这里多住几天。”
毛福清说：
“三哥，你是主席，工作很忙，影响你的工作。再说，乡里快扭禾了，家里的事情也多，我住不得了，以后再来看你。”
“那好吧。”毛泽东叫来摄影师，说：“帮我照个相吧。”
于是，兄妹俩站在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替我拿点钱给她，再帮她配副眼镜。”
两天后，毛福清依依不舍的离开三哥，回到了长沙。
8月30日，毛泽东手书了一幅“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墨迹。(见西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防报》刊张亚龙文及毛书真迹——笔者注)
1965年9月1日，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筹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早在1964年，毛泽东接见阿沛.阿旺晋美时曾经说：
“经过民主改革，农奴翻了身，从农奴和奴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应考虑正式成立自治区，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体如何办，请周总理同你们商量。”
9月间，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创建者之一的许光达，将坦克第2师工兵连班长王杰英勇保护民兵和人民武装部干部的英雄事迹材料上报给中央，毛泽东为此亲笔题词：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向王杰学习的热潮。
9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旁批示道：
“‘赤脚医生’就是好。”
《文汇报》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王桂珍、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所谓赤脚医生，是指那些在乡村中没有被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还能为产妇接生，从而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防治传染疾病。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后，便在农村一边种田，一边行医。
毛泽东看了这篇报道，自然是欣喜异常，立即提笔作了批示。
9月15日，毛泽东为 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9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第3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建议。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一封信，心里很高兴。
原来，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提议要彭德怀到外地去挂职，于是，中央就指派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与彭德怀谈话，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没有谈成。后来，彭德怀在9月2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忍受不了在吴家花园的谪隐生活，要求到农村去搞点工作。
9月23日清晨，毛泽东召见彭德怀。彭德怀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在那里等着。一见面，彭德怀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略带几分伤感地说：
“几年不见，你显老了。我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他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说话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也来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说：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说：
“在庐山会议后，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看，当时，我向主席作了3条保证。”
毛泽东问：
“哪3条?”
彭德怀说：
“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
“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想，多做点事情。”
毛泽东又对在座的几位说：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同志为主，彭德怀同志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同志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1、2、3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发生‘富田事变’时，有人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分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德怀同志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
毛泽东转对彭德怀说：
“在我的选集中，还保存了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怀表示，自己的处境到西南三线工作有困难。毛泽东劝他说：
“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终于接受了去西南搞三线建设的任务。这次谈话，一直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还和彭德怀等人共进了午餐。
彭德怀从毛泽东那里回去后，兴奋的对家人说：
“我们谈通了。”
彭德怀自从这次同毛泽东谈话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成都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且说在9月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面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说：
“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此时，彭真并未真正领会毛泽东这句话的巨大份量，事后，他也未体味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深知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就加紧了撰写批判吴晗文章的步伐。
在上海，姚文元九易其稿，每一稿都是由张春桥把它夹带在《智取威虎山》剧本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请有关人士提出修改意见。文章定稿前，毛泽东不止一次亲自审阅过，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他首先问道：
“会开得怎么样?”
有人说：
“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
毛泽东说：
“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
接着他又问道：
“就讨论这个问题吗?”
有人说：
“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调整、四清4个问题。”
毛泽东接着问：
“还讨论什么?”
有人说，讨论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说：
“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打仗，不怕造反。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各省有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毛泽东又讲了10年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他还说：
“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
10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余秋里讲到计划工作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5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继余秋里之后，李先念、彭真分别就财贸、党的建设作了发言。彭真在发言中说：
“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
毛泽东插话说：
“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说：
“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
最后，朱德、周恩来分别就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发言。毛泽东曾经插话说：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0月13日至14日，是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的1周年。勃列日涅夫仍然执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继续坚持反修。国内有些领导人还没有认清修正主义的本质，对苏联修正主义心存幻想，触动了毛泽东的创作灵感，他写出了《念奴娇.鸟儿问答》，其词曰：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中的倒数第2句，源自赫鲁晓夫在1964年4月的一次演讲，他说道：“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这在毛泽东看来，用吃喝等极庸俗的福利标准去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纯粹是放屁无疑。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与苏联和党内的矛盾，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要奋斗要拼搏的时候，往往是激情澎湃，诗思如泉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诗言志，歌咏言。”在这个时期，他时时酝酿并实践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酝酿并实践着国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因此，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词，都充满着渴求战斗的激情，充满了战斗的火药味。斗争再斗争，酝酿再酝酿，他最终的结论是：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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