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
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话说在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河主持召开有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4个铁路工会参加的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粤汉铁路总工会是中国铁路工人建立得最早的一个统一的工人组织。
11月1日会议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随即，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代表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并被推为会议主持人。
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等人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等为各部正副主任。
代表会议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情况，通告全国。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是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下辖工团15个，会员30000多人；它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自此，湖南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周围。
湖南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散布谣言，不断制造挑衅事件，想方设法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工人中的少数落后分子，也发生了动摇，他们害怕发生新的黄爱、庞人铨事件。
毛泽东提出必须力争主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与赵恒惕进行正面的说理斗争。
中共湘区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派出代表和省政府及赵恒惕谈判，迫使赵恒惕在工人运动和集会、结社等问题上，公开重申他在粤汉铁路罢工时所立下的“不予干涉”的诺言；同时，就势解决具体纠纷事件。
11月11日，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毛泽东，率领联合会所属15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灜干、警察厅长石成金。
11月12日，毛泽东等人会见了省政务厅长吴景鸿。
11月13日，毛泽东等会见了省长赵恒惕。
毛泽东等人和赵恒惕政府交涉、谈判的主要内容有10项：1、政府对工界的态度；2、工人集会结社自由问题；3、工界的态度；4、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触，免生误会；5、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6、人力车工人问题；7、理发工人问题；8、制笔业工人问题；9、机械工人问题；10、缝纫工人问题。
毛泽东依然以赵恒惕的“省宪法”为武器，严正责备赵恒惕非法杀死黄爱、庞人铨。他手里拿着“省宪法”，义正词严地说：
“省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了‘不得无故捕人，逮捕后24小时以内应送司法机关审讯、处理么？’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被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能停止他们的必需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名誉上、法律上所受的损失，真不可数计呵。”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赵恒惕哑口无言。他又指着省宪法说：
“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省宪法’第12条说：‘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需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12条就根本取消了。
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毛泽东的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终于迫使赵恒惕不得不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这次说理斗争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毛泽东以他特有大智大勇，彻底斗败了赵恒惕之流。赵恒惕事后对他身边的人说：
“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是年11月间，毛泽东写信给在学术上已有名声的李达，邀请他来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李达欣然应允，并亲自讲授马列主义。
11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邀请各印刷公司经理谈判，要求将铅印活版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减少至8小时，正式排字工人工资增至每月12元，其余各种工人另定合理的工资标准。
在此之前，印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才8元，最低工资只有4元，平均每日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非常辛苦。
毛泽东为了帮助铅印工会工人代表与各公司谈判，亲自拟出了一个生活表，他在这张表格上注明一个工人家庭每月生活所需：煤1元，米6元，油盐酱醋1元，房租3元，应酬1元，小菜1元5角，共计15元5角。谈判代表们根据此表提供的数据，提出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2元。
谈判的结果未能使工人们取得满意，工会负责人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指示立即罢工。
11月25日，印刷工会宣布所有印刷工人开始罢工，全城10余家印刷公司立即同时休业，10余家报纸杂志当天停刊。
第二天，长沙市已经看不到一张新报纸了，全城为之震动。
省政府一开始还以为工人不能坚持下去，所以就不闻不问。殊不料印刷工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让罢工工人在湘乡中学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集会，集资办伙食，以防雇主分化瓦解；二是在罢工群众中选举总代表、秘书、总纠察，又设立东南西北4区纠察主任，使“团体颇固，秩序颇佳”；三是通过文化书社，两次借款大洋80元给予支援，解决罢工工人们的生活困难。
罢工已经坚持8、9天了，工人们仍无复工的消息，这时候省政府才慌了手脚，他们一面派出军警强迫工人上工，一面联合报业资方，声言要“把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
“当时一小部分工人摄于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去”而失去工作，所以就动摇了。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不能中途妥协；湘潭工人已经联络好了，资本家企图转送湘潭付印也是不可能的。
听了毛泽东的劝告，“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工人的“力量更坚强了”。罢工坚持到第14天，社会上各界人士因为久无报纸，怨声益大，出版部门对各印刷公司亦催促甚急，要求他们从速解决。
省政府和资方被迫找工人代表谈判。毛泽东邀请报界知名人士及有关工会代表从中调解，最后双方议定：排版工人工资每月增加到11元，日工作时间也作了修改。
1922年12月11日，各印刷公司陆续接受调解，印刷工人们先后上岗工作，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可能损害了毛泽东与《大公报》编辑部的关系，此后，毛泽东很少或者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
在此前后，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还发动和领导了长沙理发、缝纫、织造、笔业、人力车、鞋业、洗衣等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均获得了胜利。
此前，毛泽东对于9000多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尤为关切。他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 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把这两个字组成“工人”一词，然后再写一个“天”字。他微笑着告诉人力车夫们说，我们把“人”字放在“工”字的下面，就构成了一个“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是天，就可以当家作主。
有些人力车夫具备了入党的条件，毛泽东就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一个地来到旗下，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
毛泽东还给每位新党员发一份党员证书和一些学习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些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全市3100辆人力车的车主降低了车租，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2年冬，毛泽东第6次来到安源视察工作，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他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对工人代表们说：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只是斗争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整个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责任重大，必须加强团结，不要散漫，要防止毒蚊子咬。不团结，散漫了，就会被毒蚊子咬伤，毒蚊子咬了就会发烂，又会做牛马。我们要团结一致，才不致再做牛马。”
毛泽东离开安源的时候，指示安源党支部，要趁着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形势，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将在罢工斗争中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稳步壮大党的组织，以迎接更严峻的斗争。
12月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把何葆贞叫到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里，他郑重地对何葆贞说：
“安源路矿从去年9月大罢工胜利以来，工人们都踊跃参加俱乐部，工作非常紧张，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经湘区委研究，认为你去是最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
何葆贞说：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锻炼，只是没有工作经验，怕辜负了湘区委的重托。”
毛泽东说：
“不要紧的，在实践中学习吧！你必须记住，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好群众的学生。自己虚心一点，与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会欢迎你的。”
何葆贞连连点头，说：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紧张，你现在去办好组织手续，准备行李。”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发生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
省工团联合会先后4次发出通电，揭露吴佩孚、萧耀南是一伙“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俱乐部，遣散原有的路矿工人。毛泽东在这危急关头，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负责人到长沙开会，他分析了敌我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指示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采取稳重步骤，暂避敌人锋芒，不轻易举行罢工，但又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做好随时可以罢工的准备，这样，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安源的负责人们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矿当局谈判，揭露他们准备派军队解散俱乐部、镇压工人群众的阴谋；声明只要当局保证本地工人不受压迫，工人就尽可能不罢工。同时，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工会组织，号召工人做好罢工的准备。
路矿当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现罢工，只能给他们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终于不敢干涉工人的活动。此后安源的党团组织，到1923年就发展到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到1923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还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把俱乐部同工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第联系了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们逐渐增多，已经由罢工时的700名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
毛泽民是在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的。此时，他是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毛福轩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后来，合作社大整顿时，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总社时，毛泽民出任总经理。
再说毛泽东为了落实中共中央1922年8月西湖会议精神，作为中共湘区区委书记，他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
1923年3月，毛泽东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在湖南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3月底，毛泽东因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在22年11月已经成立了俱乐部，中共湘区党委和毛泽东决定派小弟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亲自到码头为小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嘱咐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
还不到18岁的毛泽覃，第一次离开哥哥外出独立工作，他听着哥哥的嘱咐，频频点头，眼含着激动的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
后来，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负哥哥所望，他除了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工人夜校教员以外，还经常参加劳动，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4月，毛泽东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农村发动农民。
后来刘东轩在1923年5月6日利用回家机会，在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一带，同农民进行了广泛的联系。这一年9月，白果一代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民工会，加入者3000多户，万余人。农民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地主富农谷米运出的运动，斗争了地主。但是，岳北农民工会很快遭到军阀赵恒惕的残酷镇压，农民被杀70多人，农民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房屋被烧毁。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湖南及时采取了“弯弓待发”的方针，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两个，会员约4万人。此是后话。
4月10日，毛泽东和李达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纲领，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由担任自修大学的校长李达任主编。毛泽东为《新时代》写了“发刊词”。他写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他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利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行封建的统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几年都说不定。”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这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能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定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泽东这篇文章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
正是：身在草莽，洞观天下。条分缕析，入骨三分。
言之凿凿，后果成真。斯文为证，料事如神。
再说《新时代》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理论水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和李达的文章，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引起了湖南当局的恐惧和仇视。
4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清水塘草拟工作计划，忽然传来“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毛泽东打开房门，一位在赵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他急促地说：
“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立即收拾好重要文件，从屋后翻墙出去，沿着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地离开了清水塘22号。
赵恒惕没有抓住毛泽东，恼羞成怒，便在长沙城遍贴布告，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赏格出到1万大洋。
毛泽东并不惊慌，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好湖南的全盘工作，由李维汉接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把领导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和夏曦。
后来中共湘区委员会又先后增加郭亮、夏曦、夏明翰等人为委员。他们继续领导湖南的工农运动。这是后话。
有一天，新民学会会员邹某在街市上买东西，忽然遇到了毛泽东，他大吃一惊，连忙拉着毛泽东的衣襟，来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巷，说：
“润之，你看见布告了吗？赵恒惕要通缉你，你快走吧！”
毛泽东神色自若，他说：
“我早知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毛泽东3个字，敌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此时，毛泽东不能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因为当他决定抛家舍业去上海时，毛岸英才刚刚半岁，而杨开慧又怀上了第二胎，只好由她的母亲向振熙来照顾她们母子。昔日聚在清水塘小屋的那些革命青年，相继离去，杨开慧也不得不带着小岸英，暂住别处。
即将离开丈夫又离开革命集体的杨开慧，不免感到格外的孤独寂寞。是啊！为革命，为毛泽东，杨开慧牺牲了很多。自从结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和家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简直就是应接不暇。而毛泽东却是长年在外奔波，回到家里便伏案疾书，两人难得有交流的时间。可是，杨开慧觉得自己有时候并不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时间一长，夫妻之间难免为生活琐事产生小矛盾。现在，丈夫又要离去了，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负担，将会更加沉重了，怎能不使她愁肠百结呢？
毛泽东结束了和杨开慧在一起生活的最长的两年时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爱妻和幼子，他要先到安源去安排工作。
这时候，毛泽建已经转为共产党员。毛泽东临行前，把毛泽建找来，叮嘱她也马上离开长沙，到衡阳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继续学业，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毛泽东化妆离开长沙，第7次来到安源，随行的还有蒋先云。毛泽东在俱乐部向工人代表们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何葆贞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
“我们工人应该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国。现在，反动派端起了刺刀，我们不少的群众领袖被残害，不少的工会被封闭。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们镇压得越厉害，我们反抗得越坚决，他们今天在这里掏枪，我们明天就在那里展开斗争。”
毛泽东大声问工人代表们：
“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东方不亮西方亮。反动派搞镇压，他搞他的，我们搞我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还强调说：
“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安源的情况也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很好保存俱乐部。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过去，全国工人支援了安源，我们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援全国，要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
毛泽东还指示中共安源地委，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工人俱乐部依然“巍巍独立”，被外界称为“小莫斯科”。
毛泽东得知何葆贞不但已经入了党，而且在4月中旬刚刚和刘少奇结了婚，非常高兴。会后，他来到刘少奇、何葆贞的住室看望他们，关心地询问他俩的工作生活情况。何葆贞说：
“我们一切都好，请您放心吧。”
毛泽东说：
“你们俩志同道合，奋斗目标一致，结婚后更要互相鼓励，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贞想起毛泽东、杨开慧一直对自己的关怀备至，她非常感激地说：
“我一定永远记住您对我的教导，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
何葆贞自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崇敬的毛泽东。从1925年到1932年间，她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工作。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工作，党组织把何葆贞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营救被捕人员，可是她在33年3月底也不幸被捕，与帅孟奇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女监，此时尚未暴露身份。34年秋，何葆贞被互济会的一个叛徒出卖，受到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刑具，何葆贞耳边时时响起毛泽东的教诲：“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所以，她始终回答敌人的都是这样一句话：“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何葆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一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学生，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令人可敬！
这正是：自古巾帼多豪杰，敢叫须眉不丈夫。
欲知毛泽东后来行踪如何？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面斗赵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理力争，使雄霸一方的诸侯也无可奈何，徒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面对赵恒惕的重赏缉捕，毛泽东临危不惧，先后安排好长沙和安源的工作，从容离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断不能如此也！
第26章
“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
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
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话说在1923年4月底，毛泽东在赵恒惕下达通缉令半月之后，这才从安源化妆秘密赴上海。
1923年5月，陈独秀调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局的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自上海提前到达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陈独秀主持了“三大”预备会议，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及马林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了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小楼里开幕。
出席三大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张太雷、项英、孙云鹏、何孟雄、谭平山、王荷波、邓培、向警予、林育南、王仲一、罗绮园、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陈潭秋、徐梅坤、朱少连、冯菊坡、袁达时。他们代表着全国423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他总结了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他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湖南几乎拥有30000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分歧。马林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说：
“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
马林坚持全体共产党没有例外地都要加入国民党，他说：
“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
陈独秀、张太雷是这一意见的主要支持者。
张国焘则强调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全体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
“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共产国际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疑义了。”
蔡和森、刘仁静是这一种意见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产业工人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内去，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多数代表在讨论中既不赞成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同意张国焘独立的劳工运动观点。
毛泽东也多次发言，他依据自己领导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还说：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种局面。”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使他成为大会上《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农民的问题，是他“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月15日，也就是在“三大”进行期间，瞿秋白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他在新宣言中说：
“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
瞿秋白，谱名懋淼，号熊伯，乳名双，学名瞿双，后又改瞿爽、瞿霜，改号为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11月，担任参加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等人回国工作。1923年4月，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
6月20日，经过充分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党纲；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
大会选出了新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他们是：陈独秀 李大钊 蔡和森 毛泽东 王荷波 罗章龙 项英 谭平山 瞿秋白
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李汉俊 徐梅坤 邓中夏 邓培 张连光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举行会议，又推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为中央局委员，组成5人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按照上述组织法的规定，陈独秀和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此后，毛泽东就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局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
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蔡和森负责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瞿秋白担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李达在中共“三大”后，由于对国共合作政策的严重不满，中断了和陈独秀的联系，脱离了中共党组织。
李大钊和毛泽东利用“三大”结束后的机会，专门到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家中，商谈两党合作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常去谭延闿的住处。谭延闿担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谭延闿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另一方面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采取联谭倒赵的决策创造条件。
6月25日，毛泽东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的军阀，离开广州到上海，建立一支国民革命军队。
1923年7月1日，毛泽东以“石三”为笔名在广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种势力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他总结说，从去年8月到12月，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人；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工人的运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
1923年8月，参加三大的湘区党员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时，毛泽东托他捎话给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指示要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在三大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到湖南活动，要他注意。
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后来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与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邱维震共同商量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决定组织筹备组，由何叔衡负责。
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江浙）执行委员会召开第6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指导工作。
沈雁冰来到会议室，毛泽东起身跟他打招呼：
“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
沈雁冰，笔名茅盾，时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魁伟的中年人，心情异常兴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
毛泽东说：
“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邓中夏，一共是5个人。会议讨论了江浙区军事等4个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救援在狱同志的问题，决定派沈雁冰通过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丰林设法保释。还有一个问题是讨论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求退出共产党的问题。邵力子3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上海的年轻党员对他们也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他们，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叛徒。毛泽东代表中央发言说：
“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要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派沈雁冰去向邵力子、陈望道做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散会后，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3人做工作，有困难吗？”
沈雁冰说：
“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
第二天，沈雁冰去找陈望道、邵力子，劝他们不要退出党。邵力子当即表示愿意留在党内，陈望道却坚持要退党，他说：
“雁冰，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沈雁冰不好再往下说，便道：
“那好吧。我去看一看沈玄庐同志。”
陈望道说：
“不必去了，劝也没有用。”
沈雁冰还是去找了沈玄庐，说希望他认真考虑退党问题。沈玄庐虽然发了一通牢骚，但他最终接受了矛盾的劝说，答应不再退党。沈雁冰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任务。毛泽东却鼓励他说：
“能完成三分之二，就很好嘛。”
可没想到沈玄庐后来在第二年春天还是退了党。
8月15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6期发表《省宪经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2年来戴着省宪的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8月，毛泽东闻知战友陈子博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孤身一人，要用炸弹去炸赵恒惕。在敌人全城戒严时，他躲入粪池，中毒牺牲。文化书社在长沙开了3天的追悼会，“各方送哀挽联300余幅”。毛泽东也沉痛地为陈子博题写了挽联：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8月29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8期上发表了《英国人与梁如浩》、《论纸烟税》两篇短文，前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水租”威海卫草约，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后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的压力，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设在闸北里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中央局机关。
毛泽东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尽快实现，经常通宵达旦地审阅和起草各种党内文稿。他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建立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来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写道：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
毛泽东在文章的末尾呼吁道：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且不要忘记！”
9月16日，毛泽东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接受此时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的名义，专程回到湖南长沙，指导中共湘区委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
毛泽东一忙完公务，就回到家中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杨开慧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便自个忙家务去了。
原来，毛泽东这一年为革命日夜奔波，很少顾及妻儿老小。杨开慧不禁满腹愁绪，几次写信向毛泽东细诉苦衷，希望能和他比翼齐飞，一起到上海去，和他一起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今后能抽点时间帮她照料家庭。不料，毛泽东却并不理解妻子的心，他在回信中说：
“大都会生活费用大，我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
毛泽东还抄录了唐朝元稹一首诗《菟丝》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毛泽东是借此劝杨开慧要自强，不可太依赖丈夫。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性格孤傲的杨开慧看了丈夫的来信，大失所望，又感到无比的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甚至一度赌气，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
毛泽东见杨开慧如此冷淡，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杨开慧为家务所累，没有情趣，也不以为意，兀自忙他自己的工作。
9月27日，毛泽东同夏曦具体商定了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3个步骤。
9月2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关于在湖南发展国民党的工作，他写道：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它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
毛泽东还在信中说：经费问题是采用“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的办法。他最后又交代说：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23年10月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10月间，毛泽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毛泽东调回长沙，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
1923年深秋，毛泽东来到衡阳，听取了夏曦关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在春夏间爆发的轰动全省的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召开了该校百余人的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会议，他肯定了学潮的成绩，同时也说，这次学潮的缺点是没有团结大多数同学和教师，把顽固势力孤立起来。他希望党团员要深入群众，多看进步书籍，注意斗争策略。他还要求党团员回乡发动农民革命。
毛泽建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团结多数、深入工农的指示。
兄妹二人在衡阳重逢，自然十分高兴。毛泽东十分关心毛泽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询问了小妹的各方面情况。
原来毛泽东将毛泽建安排在夏明翰家里，她在夏明翰指导下复习功课，在这年秋期，改名为毛达湘，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创立于1912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都曾到女三师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指导和组织学生运动。
此时的女三师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还招收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学校的设备也好，仅图书馆的藏书，就有3万余册。学生入校，除交一些学杂费外，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是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毛泽建进入女三师后，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如醉如痴。自修室里，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里，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快，毛泽建成了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受到老师们的喜爱和同学们的爱戴。
毛泽建没有忘记三哥的谆谆教导，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她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毛泽建担任女三师学生中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她教育党员选择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启发她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并及时吸收其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
毛泽建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还把自己平日喜欢阅读的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和《呐喊》等，介绍给同学们，鼓励她们阅读这些书刊。她先后发起组织了“旅衡同学会”、“旅郡励进会”和“品学励进会”等组织。她还经常和同学们上街宣传，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
毛泽东了解了小妹在衡阳的情况，非常高兴，说：
“你小小年纪，就做了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
毛泽建听了三哥的称赞，谦虚地说：
“这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真担心做不好。”
毛泽东勉励她说：
“只要你努力学习，能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依靠群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毛泽东的话对毛泽建启发很大。她反复体会三哥的教诲，深切地感到，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关起门来埋头读书，是根本无法救国救民于水火。这时，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三哥的话：
“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后来毛泽建发动同学们，到工人中做宣传，做调查；到附近菜农家里走访，了解他们的疾苦；她团结进步同学，要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扬起那涤荡污泥浊水的狂风大浪。
毛泽建在担任湘南学联女生部长期间，结识了湖南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1925年冬，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再说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的创办，《新时代》的出版，引起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的不安。
1923年11月，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新时代》在出版第4期以后，亦被迫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自创办以后历时2年零3个月，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革命知识青年和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学习，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和政治基础，成为共产党有力的后备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学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如夏明翰、郭亮、蒋先云、黄静源、贺尔康、柳直荀等等，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1月20日，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的部分教职员，在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的领导下，重新成立了公开、正规的湘江中学，公推毛泽东为名誉校董，何叔衡、陈昌等11人为校董。
再说11月23日，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毛岸青，谱名毛远义。此时，毛泽东又不在杨开慧身边，他已经到上海开会去了。
原来毛泽东受命离开湖南，回上海参加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回到家中，与杨开慧辞行。直到夜深人静，夫妻敞开心扉，谈到了彼此之间的误会。毛泽东这才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他这才知道，妻子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自己不仅没有予以重视，反而在以前的信中责怪妻子儿女情长。想到此，毛泽东内心充满了自责。然而革命任务在身，他不能在家中久留，又要出发了。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毛泽东就在清冷的月色下，走出家门，乘火车赶赴上海。这一次，杨开慧破例没有送行。
在向南疾驰的列车上，毛泽东回想起婚后的生活，想起昨晚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离愁别绪，一时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满腹苦情，凝聚成一首千古绝唱《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接到毛泽东写给她的《贺新郎.别友》词后，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不禁泪如泉涌。“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她知道丈夫已理解了自己的心意，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这正是：天降大任难顾家，四海飘萍走天涯。
一曲别友催人泪，人间知己心花发。
欲知毛泽东上海之行有何要务，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自古乱世出英雄。群雄并立，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一时难分雌雄。在中共三大上，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占据了大会的主导地位，他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等人不得不同他保持一致。张国焘与他们相反，主张保持劳工运动的独立性。不管张国焘当时的动机是什么，应该说，这可能是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中，是他一生中唯一提出的一个正确主张。毛泽东则在服从组织纪律的情况下，一方面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所以，他的意见被大会采纳了。毛泽东首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则一怒脱离了组织，张国焘也被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此言用于个人也完全适用，后来人不可不汲取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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