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话说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贯彻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莱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木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是与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及时指导分不开的。他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份；强调团组织置于党员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党员发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在建立湖南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党团的组织生活和纪律。他曾在会议上，批评年近60的共产党员贺民范不参加组织生活；耐心说服教育那些对交纳党费有异议的同志。
毛泽东自己则非常注意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勤于工作，不辞劳苦，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做调查研究。他还负责大量的文字工作。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和各地方组织通信联系，指示工作。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谦虚勤恳。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们。
12月25日，陈独秀因为孙中山已经在11月发出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决心依靠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他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13号通告，通告中说：
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我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能当选1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清楚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的错误观念；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此后，毛泽东奉命来到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参加宣传部的工作，与邵力子、于右任共事。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与部分国民党代表乘轮船离开上海赴广州，帮助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改组国民党的事宜。
1月20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主持了国民党一大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有孙中山指定的于树德、李大钊、谭平山；还有各地推选的代表沈定一、詹大悲、谢普、林伯渠、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瞿秋白、赵干、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李立三、陈镜湖、李锡九。除以上人员外，孙中山指定的代表陈独秀和地方推选代表李维汉因故缺席。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宣布：第一件事是要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廖仲恺提议，组织5人的主席团，由孙中山指派；得到代表们的同意。于是，孙中山指定由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其任务是：孙中山因事不能出席主持会议时，由主席团推举1人代表孙中山主持会议。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匆匆和孙中山会过一面，他感觉孙中山有些老态，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1964年10月还谈到他见到孙中山的一点印象。他说，那时孙中山正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严重的疾病在折磨着他，说话显得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多说”。
但此时的孙中山，在斗争方面还是很坚决的。在国民党内部赞成国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极少数人，而反对的人数众多，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张继、冯自由等人公开破坏或暗中阻挠。孙中山严厉指斥他们：“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后来因为张继在会议上无理取闹，孙中山把他驱逐出会场，软禁了1夜。孙中山还把长期追随他的冯自由真的开除了党籍。
据程潜回忆说：孙中山在“一大”期间，对于与共产党的合作有过3次演说，每次达两个小时之久。孙中山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待大会代表时，因茅祖权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他就起而发表长篇演说：“20年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不足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
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说中这样说：“你们老党员已经堕落了，不革命了，你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是含有想做党阀意味，想要包办革命，老实不客气说，都只想发财做官，数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受了你们的累。民族主义，你们只晓得打倒满清；民权主义，你们只晓得议会政治，其余便不知道；至于民主主义，更是全然不懂。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与马克思的观察稍有不同罢了。”
再说在1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李大钊、汪精卫等19人被推举为国民党一大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出，在党章第1章第2条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
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在发言和所写的《意见书》中恳切陈词：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巧取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解释和严正声明，使许多代表为之动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相继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席位是39号，他看到大会气氛逐渐有利于国共合作，就立即发言说：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大会主席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表决的结果，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就《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比例选举制》等议案都作了发言，阐述了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推动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黄季陆的提案得到国民党一些右派代表的赞成。毛泽东发言对此提案表示反对，他说：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黄季陆辩解说：
“比列选举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
毛泽东在辩论中说：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的多次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的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说：
“究竟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踊跃，态度多积极！”
张国焘因要回北京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途请假离开广州。他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两人。不少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1月25日下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民党一大，孙中山赞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他建议休会3天，向列宁致哀；孙中山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并向苏联政府发去唁电。
1月28日，国民党一大大会继续进行。大会通过了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瞿秋白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
1月30日上午，国民党“一大”闭幕，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时，孙中山将一份亲笔书写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候选人名单，交给大会讨论表决。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他们是：李大钊 谭平山 于树德
选举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人7人，他们是：林伯渠 沈定一 毛泽东 瞿秋白 张国焘 于方舟 韩麟符
后来，瞿秋白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月31日至2月6日，毛泽东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
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5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前往上海组织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是负责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党务的中央直属机构。
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两家一同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院子内。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由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胡汉民是组织部长，汪精卫是上海执行部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于右任是工人农民部长。
中共中央秘书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职务，并代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他所担任的这两个职务，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要求，还要负责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从此以后，毛泽东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共双方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之中。
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沈泽民、施存统、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主持编辑《新建设》；邵力子任工人农民部秘书。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办公；执行部下面设有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上述众多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经常进进出出于环龙路44号院，因此，上海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44号是“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较多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胡汉民都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的人。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上层领导人的疑虑，从来是绝口不谈。
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胡汉民主持组织部工作，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因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屑于日常事务，所以，组织部工作多由毛泽东负责管理，当时，人称毛泽东是上海执行部的“代理组织部长”。
此外，毛泽东还协助起草了上海执行部办事通则，完善了执行部各种规章制度，多次担任会议记录，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
3月20日，上海执行部第4次会议决议：
“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内‘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一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出，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部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需要终日辛劳，要一个一个地审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部的工作计划，还要提出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此外他还要主持组织部负责国民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向广州黄埔军校输送学员等等。
关于对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问题，上海执行部已经发出了通告，对党员登记的步骤、办法和手续，做出了新的规定，其中还规定，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进行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
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他在辛亥革命后就担任过四川省省长，资格老，于是他就带着一帮人拒绝登记，无理取闹。谢持还跑到执行部，冲着毛泽东大喊大叫，他说：
“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
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
“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持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
谢持无言以对，只好愤愤而去。毛泽东为了给谢持一个台阶，让人给他送去登记表，还进行了说服解释工作，这样就使他不得不重新填表登了记。那些追随他的“老党员”，一看谢持就这样了，也就不得不乖乖地进行了登记。
上海第4区国民党党部是在环龙路的法租界地区，那里居住着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大约有千余人。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毛泽东具体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后，给合格者发了党员证，对很多不合格者进行了清洗。
在召开成立第4区国民党党部大会时，右派们进行了密谋策划，准备用软硬两手，夺取区党部的领导权：一是请孙中山出面讲话，合法夺权；一是纠集一些流氓，在会场进行捣乱，乱中夺权。
当右派们得知孙中山不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时，他们就决定孤注一掷，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破坏。毛泽东、王荷波得知这一情况后，下决心一定要把会议开好。他们同国民党左派商量后，决定在执行部的全体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员届时都要出席会议；同时还成立了一支由王荷波领导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从会场门口到主席台都设立了岗哨，加强了警戒，控制了整个会场。
后来，当右派干扰会场、进行捣乱时，及时地得到了制止，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是年3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又先后设立了宁乡、安源国民党支部，共计有国民党员260余人。
1924年4月1日，湖南省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军事干部。
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及其它工作。
5月5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
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先生寓所，举行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纪念庆祝会，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恽代英、沈泽民、邵力子、戴季陶等200多人出席并合影留念。
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出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工会问题决议案》、《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
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
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4年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6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毛岸英及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她们。一家人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楼下厢房里（一说毛泽东一家人是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与威海卫路交叉的甲秀里）。毛泽东夫妻2人终于结束了魂牵梦绕的两地生活，开始“重比翼，和云翥”。
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罗章龙一家人。每到工作之余，3家人相聚在一起，小小的庭院里、阁楼上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杨开慧的到来，对日夜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而奔忙的毛泽东来说，如同及时雨。“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很多时间作了很多工作。”杨开慧又像在清水塘时那样，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
毛泽东就在这间房子里，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然后与陈独秀联名签发。这些文件有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斗争的，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有加强党务建设的，还有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等等。对全党正确理解贯彻中共三大决议精神，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毛泽东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东西，深夜一两点钟，杨开慧起床取出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送给毛泽东。有时候，毛泽东顾不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毛泽东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泽东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就又出去工作。杨开慧就去整理毛泽东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她整天收集整理文件，摘录资料，誊写文稿，特别辛苦。
这时候，毛岸青太小，少不得哭闹，杨开慧经常是手抄文稿，脚踩摇篮，口里还低低地哼着催眠曲，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每当看到这样动人的母子形象，毛泽东总是在心里暗暗感激。
6月，戴季陶来到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右派势力更加嚣张。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叶楚伧联合右派分子，反对中共更加有恃无恐。
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提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毛泽东在他起草的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伧等人的策划操纵下，国民党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贯五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上海市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他们说共产党破坏了国民党，叫嚷要对共产党员“严肃处理”。激起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双方在说理斗争中，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武斗。
第二天，国民党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无理取闹，殴打邵力子致伤。
毛泽东对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由他领衔，与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此后，毛泽东和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多次揭露叶楚伧的分裂行径，叶楚伧也因此忌恨毛泽东，但碍于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无论如何记恨也奈何不得毛泽东。
由于叶楚伧、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分子的排挤、打击和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相继离开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毛泽东和陈独秀正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矛盾中，从24年秋天开始，他们二人之间产生了不愉快。毛泽东主张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应当坚决反击；陈独秀则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对国民党右派实行妥协。
“很幼稚”的观点，明确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吴佩孚率领残兵败将逃亡河北。自此，由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控制了北京政府。
此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他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
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
11月3日，孙中山特意到黄埔军校向全体师生辞行，讲述了北京政变都经过和此次北上的目的。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莫能动摇”；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
孙中山在临行前给国民党人留下手谕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们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和谈。
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径上海，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处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名义，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面呈孙中山一封信，这封信以比较委婉的方式，向孙中山揭露了戴季陶、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毛泽东等人在信中说：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是为公便。”
是年11月，邓中夏也在《中国工人》上发表《我们的力量》一文，以大量的数字和事实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批评了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由于在中共党内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加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工作过度劳累，使他心力交瘁，身体虚弱，睡眠不佳，积劳成疾，而且还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中共中央只好批准他回到湖南老家去养病。
叶楚伧得知毛泽东将要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回家乡湖南养病的消息后，他十分高兴，特意宴请了上海执行部所有国民党的成员们，“以志庆贺”。
这正是：初入高端不畏难，仗义执言维党权。
剑指右派第一人，粪土王侯斗邪奸。
欲知毛泽东回湘后病情如何，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斗谢持、斗叶楚伧一伙，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可谓强项者也。正因为如此，在谋勇兼备的毛泽东面前，元老如谢持者不得不低头，肖小如叶楚伧者不得不避让。毛泽东终因积劳成疾，不得不请假回乡养疴，叶楚伧一班人因之弹冠相庆，足见阳光与阴霾之高下也！
第28章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
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话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与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交换了情况，对于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李维汉介绍说，区委已经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利用寒暑假从事乡村运动，考察社会环境，调查农村状况。还号召工人利用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写进了决议，并且把这个问题同发动农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大会决议案指出：
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不努力发动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他没有参加中共四大。他在临近春节前离开了长沙，和妻子杨开慧、岳母向振熙，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到了长沙东乡板仓。
春节是中国的第一大节，在农村过得尤为隆重。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农闲季节，农民一年累到头，利用春节期间休息娱乐，改善生活，走亲访友。
在此前后，还有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步知识分子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贺尔康、毛新梅等人，也相继回到家乡或调来湖南工作。
1925年2月6日，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蓄着长发，身穿一件褪色的织布长袍，脚上穿一双旧草鞋，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韶山。大弟弟毛泽民和小弟弟毛泽覃也回到了家乡。弟媳王淑兰早已在家等候，她是因为要生孩子，早就从长沙回到了家乡韶山。她和毛泽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23年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日），这是个女孩，起名叫毛远志。
杨开慧是第一次来到韶山冲。
“润之回来了！杨开慧也回来了！”
毛泽东回到韶山的消息不胫而走，韶山冲的乡亲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纷纷来到上场屋，都来看望毛泽东一家子。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毛泽东回到韶山的第3天，就和杨开慧一起带着礼品，兴致勃勃地徒步前往唐家圫，看望舅父舅母。
毛泽东除了两个嫡亲的舅父以外，还有3位叔伯舅父：四舅父文玉善，五舅父文玉理，十舅父文玉森。
舅父舅母们看见从城里回来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七舅父已经不在了，毛泽东向杨开慧一一介绍了舅父舅母们，他们俩双双恭恭敬敬地给各位舅父舅母鞠躬行礼问安，并送给他们每位一件衣料。
唐家圫的女眷们都以好奇的心情来看望这位城里来的表弟媳。毛泽东又把各位表哥表嫂介绍给杨开慧。杨开慧满面笑容地向表哥表嫂们鞠躬致意。
“请表哥表嫂多指教。”
杨开慧把准备的礼物送到各位手里，说：
“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请各位笑纳。”
文运昌笑着对毛泽东说：
“石三贤弟，艳福不浅，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夫人，可喜可贺。”
毛泽东随和地说：
“表兄过奖了，你们这位弟媳可不会种菜养猪，还是表嫂们能干哩。”
大家听了，都高兴地笑起来。
毛泽东的几位舅父家像办喜事一样热闹，都是买肉沽酒、打鱼杀鸡，轮流招待两位城里来的稀客。杨开慧看老人们都叫毛泽东石三伢子，大惑不解，她问毛泽东说：
“润之，大家都叫你石三，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你还有这个名字？”
毛泽东笑着说：
“石三伢子是我的小名。我的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让我在这里拜了一个石头干娘，我又在兄弟辈中行三，所以就给我起了石三伢子这个小名，大家习惯叫我这个名字。”
杨开慧好奇地说：
“那我们也要去看望看望那位石头干娘吧！”
“没有看场，那是一块不会讲话又没有感情的大石头。”毛泽东说着，又指着舅父舅母们说：“哪有我的舅父舅母们好啊！”
舅父舅母们听毛泽东如此说话，都乐了，纷纷称赞说：
“还是我们石三伢子好，真会说话。”
毛泽东和杨开慧因为记挂着韶山的工作，他们在唐家圫愉快地住了几天，就拜别外家的亲人，回到了韶山。
毛泽东在与乡亲们拉家常中，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韶山的团防局长成胥生依仗权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民的生活越来越难熬了。教育界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当权者只知道中饱私囊。
毛泽东向他们分析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累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自己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有权有势。
毛泽东还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们，是如何吮吸农民血汗，来养肥自己的脑肠的。他把帝国主义称作“洋财东”，把地主阶级称作“土财东”，他启发大家说：
“农民遭受穷苦，并非天命使然，而是那些‘洋财东’和‘土财东’们互相勾结，剥削压迫我们所致。”
毛泽东深知韶山人民是敢于斗争的。1918年，贫苦农民钟志申就曾经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成胥生的团丁。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10户人家就有9户人家是粮无一斗、地无一寸。我们虽然穷可是我们穷得有志气。我说的穷得有志气，就是像钟志申哥这样的人，大家敢于和成胥生作对，把成胥生的团丁像赶疯狗一样赶跑。”
毛泽东的话，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富有启发性，乡亲们都很爱听。他的家成了农民们的聚会场所。
毛泽东和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还采用“走人家”的形式，分别走亲串友，访贫问苦，和农民们促膝谈心。曾经在安源煤矿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毛福轩，也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
中国农民最大的弱点就是愚昧。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为发动和组织农民做准备，毛泽东和杨开慧、毛福轩等人商定，根据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农民夜校。
毛泽东指示毛福轩、钟志申等人，通过秘密串联，在毛氏宗祠创办了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杨开慧主持夜校工作，毛福轩和其他几位积极分子，有的组织农民上学，有的担任教学工作。
贫苦的韶山人民，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上学读书呢？如今，毛润之、杨开慧、毛泽覃一回来，就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农民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带来了《三字经》，有的带来了《百家姓》。杨开慧亲切地告诉大家说：
“我们夜校不念《三字经》、《百家姓》，也不学什么‘上大人、孔乙己’，而是学我们劳动人民用得着的知识，讲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受苦，应该怎样办？”
夜校里开设了识字、历史、地理、珠算、政治等课程。通过教识字、教珠算，向农民们灌输革命道理。
杨开慧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善于用通俗的方式，向学员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她在讲“手”和“脚”时，她先在黑板上写上“手”、“脚”二字，然后对大家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的。但是，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种田的没有饭吃，盖房的没有屋住，织布的没有衣穿。我们劳动人民的手脚，年年月月，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不走路，他们吃的是鱼和肉，穿的是绫和绸，出门要坐轿子，大千世界里，这是最不合理的。”
杨开慧上地理课，她就先讲歌谣：“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她接着从“洋”字引出“洋油”、“洋火”一类词语，进而揭露帝国主义这些“洋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压榨的各种事实和罪行。
杨开慧讲政治课时，采用韶山一带流传的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地里场里仓里光。”
在杨开慧的努力下，韶山冲的夜校办得十分红火，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久，毛泽东又在李氏祠堂、庞氏祠堂、如意亭杨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家族学校的设备，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
毛泽覃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他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3年纪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
杨开慧是夜校总负责人之一，经常冒着严寒，提着马灯，到各校去讲课。
农民夜校办得很成功，觉悟了的农民，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在夜校的歌谣里：
“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在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团结了一批清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毛泽东告诉乡亲们，天下剥削压迫穷人的人是少数，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是多数。他指着身边的贫苦农民毛月秋说：
“像毛月秋这样地无寸土、粮无升合的贫苦人家，比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土豪劣绅成胥生这种人多得多。”
毛泽东拿着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了。他说：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正当毛泽东在韶山全心致力于农民教育之时，一代伟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溘然长逝，终年59岁。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在临终前签字的遗嘱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所主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3月26日，毛泽东到相距8公里的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家里拜访。
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同罗合楼的女儿罗一姑曾经徒有夫妻之名。
毛泽东这次拜访，同罗合楼及其后妻尹氏、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堂弟罗立芳、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一起亲切交谈，他从日常生活谈到财主老爷和洋人，如何互相勾结，剥削压迫穷人，鼓动穷人一定要站起来。罗立芳说：
“润之先生，你要这些穷人们起来，要是还像民国七年一样，随便就垮了，那不是又要搞得家破人亡呀？”
毛泽东知道他所说的民国七年的事，就是指钟志申领导的抗缴烟灶捐，与土豪劣绅成胥生做斗争失败那回事儿。于是就从地上随手捡起一块竹篾，一边比划一边说道：
“不要怕，一块竹篾容易折断，有得一把竹篾就不那么容易被折断了。”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罗立芳、罗石泉参加了雪耻会和农民协会，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个月以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培养下，毛新梅、庞叔侃、李耿候、钟志申、毛月秋等32人，很快成长为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
此时的毛泽东，见农民们已经发动起来了，就开始着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据1926年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记载：
“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岁二、三月间即起而组织。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20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湖南：
原来在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的严重事件。5月30日，租界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学生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鲜血顿时染红了南京路，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反帝怒潮。湖南人民在中共湘区委的领导下，举行了20万人声势浩大的集会，成立了湖南雪耻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领导韶山农民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各乡已经建立的20多个雪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反帝爱国斗争组织。
6月10日，湘潭西二区上七都在郭氏祠堂召开雪耻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六七十人，观看的群众有三四百人。毛泽东站在以戏台为主席台的上面，讲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介绍了五卅惨案和长沙、湘潭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大会通过了雪耻会宣言，宣言中说，要“报仇雪恨一条心，工人农人和学生”。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组织农民们举行了五、六百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声在这穷乡僻壤的韶山冲里回荡着，愈发显得更加响亮，更加激动人心。
自此以后，韶山成立了宣传队，农民们开演讲会，编演节目，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
雪耻会还组织起了纠察队，设岗检查，禁售洋货，烧毁鸦片，收缴烟枪。
一天下午，毛福轩带领演讲队刚刚演完“五卅痛史”、“农家苦”两出戏，成胥生手下的几个团丁，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抢去了宣传队的锣鼓。毛福轩立即严厉予以驳斥，群众们也一起愤怒地高喊：“不准抢锣鼓！”那几个团丁慌忙还了锣鼓，一溜烟似地溜走了。
毛泽东后来曾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
毛泽东在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他根据以前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十分重视在农村中建立中共的基层组织。
6月中的一个夜晚，明月当空，毛泽东和杨开慧在父母曾经居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与共产党员毛福轩一起，发展庞叔侃、钟志申、毛新梅、李耿候4人为韶山第一批农民党员。毛泽东再一次向新党员们讲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之后，他们带着新党员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誓词是：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毛泽东宣布建立中共韶山党支部，毛福轩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确定中共韶山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宠德甫”。由钟志申在银田寺镇负责开办“合作书店”，作为与上级通信的秘密联络点。
中共韶山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最早最坚强的党支部之一。
后来，最初加入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庞叔侃、李耿候、毛新梅、钟志申，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2岁。毛福轩等5人被韶山人民誉为“韶山五杰”。此是后话。
再说毛泽东在建立韶山党支部的同时，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他还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并选择一些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参加，秘密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
1925年7月初，毛泽东在韶山成立国民党第7区党部，由他自己担任常委委员，郭运泉、周啸泉、李耿候、钟志申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等工作。
毛泽东在韶山做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十分辛苦。他不辞劳苦地串门走户，和农民谈心，常常是天蒙蒙亮就出门，夜半更深走十几里山路回家，有时候就住在农民家里。他还亲自在农民夜校讲课。
有一次，毛福轩和毛泽东在杨林访问了几家农户，又在瓦子坪开了一个积极分子会议，此时已经是深夜了。瓦子坪离毛泽东的家约有10公里路程，还要翻过一座大山才能到家。毛福轩怕深更半夜翻山碰上老虎，就劝毛泽东说：
“晚上过山恐怕老虎伤人！”
毛泽东笑着说：
“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要紧！”
于是，二人坚持回到了韶山冲。
毛泽东深夜回到家，也不能休息，他还要看看报纸，还要写一些调查笔记，处理一些往来信件等等。
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后，立即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在毛泽东和中共韶山支部的领导下，韶山人民展开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
韶山人民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首先开展了夺取教育权的斗争。原来，韶山地区的教育权一直掌握在依附于成胥生的劣绅唐默斋等人的手里。他们利用把持教委会、学委会的权力，坚持旧学、反对新学、贪污公款、克扣薪饷，还暗中破坏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准农民办夜校，甚至不准雪耻会向农民和学校师生宣传爱国思想。各乡学校都已经先后接到了他们要查封夜校的通知。
7月5日，毛泽东在李氏祠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党部会议。湘区青年团委派驻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3项工作：即党务，反对帝国主义，乡村教育。
7月5日晚，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付唐默斋等人的斗争办法。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文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我们就利用这块假民主的狗皮膏药，发动师生改组教委会、学委会，以夺取教育权。像唐默斋这帮人，都是由成胥生指定的，没有一个不是贪污舞弊的。只要把他们的底子向群众揭开，他们就会跟狗屎一样臭。现在我们发动这场斗争，条件已经成熟，胜利是有把握的。”
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决定发动进步教师，争取思想倾向进步的旧派教师，集中打击把持教育权的反动分子。为了确保胜利，宠叔侃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群众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在进步教师中作了充分酝酿。
7月12、13日，毛泽东同贺尔康、钟志申在汤氏祠堂、汤家湾召开国民党第4区分部成立大会。
当年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有过多处记载。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润之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初到唐氏祠公立第3校，今日因星期，未有人在校，头门也关了。又到鸿门前汤家湾，也适未有人在家，约定打转再来，请钟志申在家等候。再到汤氏祠。9点钟，国校开会，成立第4区分部。1点又15分钟时，会才完毕。
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来了丈多高，3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来越走不动了，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贺尔康在日记中记载道：
“7月21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写了一封信复朱岳灵，为告暑期在乡做的工作及请假等事。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他已它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3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6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
贺尔康日记中所说的C人，是指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所说的世校，是指共产党、雪耻会、秘密农会负责人。
“7月23日（阴历六月初三日），上午写了对于上七都教育问题宣言2份。”
“7月24日（阴历六月初四日），午后到石洋庞氏开会，为改组教育会和学委会秘密的一个讨论。5时又到郭氏祠，雪耻会宣传部宣传队开会，报告先说七都及县的派上的宣传员现已不得来了，而瓦子坪来6个宣传员也加入雪耻会宣传队，出发去演讲。”
“7月30日（阴历六月初十日），下午到郭家亭郭氏祠，教育会开会员大会。重新改组教育会和学务委员会，到会者有40人，3时许才摇铃开会，因时间的短促，就只讨论得通过两会章程和两会的职员完事，也是到晚10时才闭会。”
7月30日晚，韶山党支部对唐默斋斗争的一切准备工作和布置都已经就绪了，就以雪耻会的名义，在郭氏祠堂召开了西二区教委会和学委会会议，由在教育界多年的李耿候主持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族校校长和教师40多人，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庞叔侃、钟志申等人抢先发言，当面揭露唐默斋一伙贪污公款、克扣薪饷、反对爱国运动的罪行。进步教师们也纷纷对唐默斋的行为进行谴责。唐默斋一伙气急败坏，却又理屈词穷，半途就溜出了会场。
这次会议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蒋梯空等分别当选为教委会、学委会成员。不久，韶山地区各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也都改由进步教师们来担任。贺尔康在日记中记载说：
“8月4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上午在家，非常的疲倦了不得。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的常会期，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晚同润之到玉提垇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开会，12点钟时才返。”
与此同时，韶山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经济上的斗争。
原来在7月间，韶山大旱，一个多月滴雨未降，田地龟裂，禾苗枯萎，农民们揭不开锅了，有人已经开始外出讨饭。可是，土豪劣绅们却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起初，他们哄抬粮价，一升米，由原来的60文钱涨到160文；后来，索性把粮食不卖给本地农民，偷偷运到湘潭城，卖高价，牟取暴利；然后，再放高利贷，买青苗，残酷压榨农民。
1925年8月间，毛泽东和家乡农民一样，心情十分焦急。他每天脚穿草鞋，头戴斗笠，经常深入田间帮助农民车水，了解灾情。他和党支部、雪耻会的干部们一起，研究渡过灾荒的办法。毛泽东说：
“当前，农村缺粮，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我们不能坐等老天爷下雨，也不能幻想地主财东发慈悲，要想想办法才好。其实谷米多得很，就看大家敢不敢要。地主囤积谷米卖高价，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偷运谷米出境，难道我们就无法阻止？农民也有一张嘴，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他的米，他不卖，我们要组织农民跟他们斗。眼下农民是很容易发动起来的。”
党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用雪耻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平粜、阻禁斗争。
毛泽东又提出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于是，中共韶山党支部研究决定，派钟志申、庞叔侃二人，先找到土豪成胥生、何乔八，和他们交涉平粜的事。钟志申、庞叔侃找到成胥生、何乔八，说明来意，还交给他一张写着平粜数额的条子。可是两个土豪不答应，何乔八说是他家没有粮食，成胥生则恶狠狠地说：
“有谷米，我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不拿出来平粜，看你们雪耻会怎么办？”
毛泽东又出了一个注意，他说文的一手不行，就来武的一手。他要党支部一面发动群众，到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一面派人巡查，拿住土豪劣绅们的把柄，就强行平粜。
第3天傍晚，党支部得到消息说，成胥生派了5个枪手押运，将粮食偷偷运到银田寺镇河边，准备装船外运到湘潭。毛福轩、庞叔侃、钟志申迅速集合了800多名农民，他们点着火把，挑着箩筐提着袋子，直奔银田寺，截住了正要装运的谷米，要买粮食。附近的农民也闻声赶来了，声势越来越大。枪手们在慌乱之际，取下“吹火筒”朝天就放。他们看到潮水般涌来的饥民，发出“不准谷米出境”的吼声，一阵高过一阵，心里更慌了，生怕被愤怒的饥民撕成碎片，只好乖乖地躲在了一边。
成胥生一看大势不好，只得按雪耻会的章程办，开仓平粜。
何乔八和其他土豪，一听到成胥生被迫平粜谷米的消息，纷纷将谷仓落了锁，外逃他乡。毛福轩等人指挥群众，将他们各家的谷仓打开，还宰了他们的猪，一连几天，农民们就地煮大锅饭吃。土豪们闻讯，又纷纷赶回家来，同意平粜了。
这就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的斗争。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农民们欢欣鼓舞，加入雪耻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正当毛泽东领导韶山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思想、教育及经济斗争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命运的大事件。
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联合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向国民党左派进攻的重要信号。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党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选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了3人领导小组。从此，蒋介石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毛泽东在韶山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成胥生等“四大宪人”，向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告密，污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赵恒惕早就领教过毛泽东的手段，他怒吼道：
“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
赵恒惕立即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拿办毛泽东，他说：捉到毛泽东，就地正法。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探悉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他立即派在湘潭城作客的银田寺农民郭士逵，连夜赶了45公里的山路，回韶山给毛泽东送信。
8月28日，毛泽东正在外面开会，他接到了湘潭县城郭麓宾送来的一封信，展开一看，只见郭麓宾在信中写道：
润之兄：
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告，今日已来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罢郭麓宾的来信，从容不迫地向毛福轩交代了工作，这才回到家里。家里人一见毛泽东回来了，就急忙催促他说：
“人家派兵捉你来了，你还不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
“急么子嘛，从湘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人是得信就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着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问到这里，最快也要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呢！”
毛泽东说完，就到厨房里装了一点泡饭吃。
毛泽东少年时的同学、仅比他年长1岁的远房叔祖毛锡臣，将家中买猪的钱拿来，送给毛泽东做盘缠。
正在这时，毛福轩也满头大汗地赶来了，他见毛泽东还在堂屋里吃饭，尚未动身，就着急地说：
“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
毛泽东平静地问：
“你真的看见了那些快兵？”
毛泽东放下碗筷，把毛福轩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又对今后韶山斗争的一些问题作了交代。此时已经是上灯好长时间了，毛福轩等人一再催促，毛泽东这才装扮成郎中的模样，在抬着小轿的七舅家表哥文涧泉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的护送下，离开了上屋场。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也随着接应的农民转移了。
王淑兰因为是一个小脚女人，又有孩子拖累，不便行走，只好留在韶山。毛泽民行前深情地对她说：
“淑兰，我要出远门了，生死未卜，你就带着毛伢子别等我了。”
毛泽民所说的伢子就是他的女儿毛远志。王淑兰强忍着眼泪和别愁，只说了一句：
“你就放心去吧。”
没想到夫妻俩这一别竟成永诀。王淑兰留下来继续参加韶山的农民运动。192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活动。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1930年彭德怀攻克长沙，王淑兰和难友们被解救出狱。后来，她的难友、女共产党员罗醒牺牲后，王淑兰把烈士遗孤王华初收为养子，改名为毛华初，谱名毛远怀。毛华初生于1921年3月。这样，毛远志就又有了一个哥哥。1931年冬，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儿子毛华初到上海找毛泽民，不料毛泽民已经去了中央根据地。母子3人千辛万苦又回到了湖南，在南县丁字堤找到了在这里避难的表哥贺晓秋，这才安顿下来。为了寻找党组织，王淑兰开始了“讨米干革命”的经历，直到1937年，才与组织接上了头。1938年，王淑兰先后把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送到延安后，她根据组织的安排，和范卓在桂阳以假夫妻名义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一干就是三四年。此是后事，容后再表。
再说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趁着朦胧的夜色，匆匆向前赶路，刚走到湖堤沟附近，一个放哨的农民郭士透报信说，前面有灯笼朝这边走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右边的高山，只见树木葱笼，就说了一声：
“走，上山！”
毛泽东前边走，文涧泉、贺晓秋跟在后面，一起爬上山坡，隐蔽在一片松树林中。待敌人追过去，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又登上了大路。
从县城赶来的24名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毛泽东家里，上屋场早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只好无功而返。
8月28日夜，毛泽东安全地离开了韶山，来到了刘揆一的家里，他和刘揆一抵足而眠。毛泽东刚睡下，又翻身欲起。刘揆一问道：
“润之，你起身干什么？”
毛泽东说：
“我刚才进祠时，看到令弟刘道一烈士遗像两侧，有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的挽诗。没有看完，你就出来了。这是两首十分悲壮的诗，我想起身再去看看，将它记下来。”
刘揆一说：
“你不要起身去看了，这是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两首挽诗，我背给你听。希望你能将它们记下来，成为今后行动和做革命工作的指南。”
毛泽东轻轻地“嗯”了一声，只听刘揆一背诵道：
“黄兴的挽诗是：‘英雄天命哭刘郎，惨看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拻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时，尚在赵恒惕军警的追捕之中。他来到三泰街“彭富泰棉絮店”姑妈毛贵英、姑爹彭华家里。这里是毛泽东和他的青年朋友常来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一谈就是半夜。
毛泽东在和姑爹彭华谈话时，彭华问道：
“润之呀，军阀这么强大，有权有势，你们这些年轻人能把他们打倒吗？”
毛泽东坚定地说：
“能打倒。只要大家齐心，慢慢总是会打倒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吃完了饭，正准备睡觉，外面突然来了一帮人，捶门打户。毛福清心想，这些人来势汹汹，一定与三哥有关。于是灵机一动，大声嚷道：
“你们会哪个，你们会哪个？”
她这是故意在向三哥传递信息，等了一刻，她才慢慢地把门打开。彭华也赶紧出来装烟、泡茶，故意问道：
“老总来弊舍有何贵干？”
来人一直往里边闯，到处搜查。房子里到处堆满了棉絮，只有一盏昏暗的马灯，那些人一连掀开了几床棉絮，搜查了一遍，一无所获，就骂骂咧咧地走了。毛泽东忽然从一堆棉絮的底下钻了出来，拍打着身上的衣服，笑呵呵地说：
“真险呀，再揭两床，他们就可以请功了。”
原来，毛泽东就隐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直到这时，全家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毛泽东穿上一身便衣，系上围裙，扎着头巾，混在工人中间，挑着棉絮离开了“彭富泰棉絮店”。
有一天，毛泽东来到杨开慧六舅向明卿在长沙的家里，这里是一栋较为隐秘的旧房子。此前，毛泽东和向明卿时有来往。向明卿时常把自己通过在国民党友人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告诉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住在清水塘期间，向明卿也时常去看望毛泽东和杨开慧。
向明卿的妻子毕业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她也是一位老实人，为人贤淑、正直、有学识。她一见毛泽东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
“你是不是吃饭了？”
“没吃。”
毛泽东如实回答。向明卿的妻子转身到附近一家饭馆里买回了一碗面，端来给毛泽东充饥。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很快就吃完了，道了声谢谢。等向明卿的妻子从厨房里端来茶水时，毛泽东已经不辞而别了。后来，向明卿夫妇才知道毛泽东正在军阀赵恒惕的追捕中。
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委、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的郭亮等人谈了话。他建议湘区委多派党团骨干前往广州农讲所、政治讲习所学习，多派优秀工人干部深入各县农村，发展国民党组织和秘密农民协会，以便培养工农活动的骨干，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还让小弟毛泽覃先行去广州。毛泽覃按照大哥的意见去广州接洽有关工作。
恰在此时，毛泽东的老师、身为国会议员的符定一，正好从北京回到长沙省亲。符定一闻知毛泽东被追捕一事，便凭借他宿儒的身份和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竭力保护，直到毛泽东化险为夷。
毛泽东在长沙逗留期间，还重游了岳麓山、桔子洲，写下了本传开篇所引用的、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一词。
这正是：夜校启蒙开民智，结党济贫斗乡绅。
欲知毛泽东到广州以后的情况，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乃大地之子，民众之友，他一入乡里，便如鱼得水。历来成大事者不能不如此也！毛泽东此次在韶山和长沙两次遇险，但他每每镇定自若，临危不惧，非冒险而实有妙算，非天佑而人自为之也。后人切不可以天命视之。
第29章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
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
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话说在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与同去广州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5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一起，由长沙动身，来到了衡阳。
这是毛泽东第4次到衡阳，他在第三师范一侧的东山庙召开会议，指示衡阳党组织，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水口山和郴州、衡山等地。由于时间仓促，毛泽东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就匆匆离开衡阳南下，又经过了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他沿途一再对地方干部强调说，要多派优秀青年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运动。
就在毛泽东离开湖南不久的1925年10月初，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就正式建立了。
1925年10月上旬，毛泽东来到了广州，与小弟弟毛泽覃会合，弟兄俩就住在乐山庙前西街38号。
毛泽东因为在上海执行部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得到汪精卫的器重，所以他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热烈欢迎。
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情繁多，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了“提议请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案”。会议一致通过了汪精卫的提议，决定以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视事”，主持宣传部工作。
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这一消息。自此，毛泽东开始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弟弟毛泽覃则被安排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结识了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澎湃。
原来，澎湃是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农会，由于他所领导的农运工作的顺利开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就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增设的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3日，澎湃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第1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到1925年12月又先后办了4届，他和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分别担任各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招收两广地区的学员，后两届又招收了部分两湖、福建的学员。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政治教育为目的的专门训练农民的学校。
第5届讲习所是在1925年10月开办的。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荐，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民也在其中。后来毛泽民在讲习所结业后，被调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刷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这是后话。
毛泽东来到广州时，正值彭湃任主任的第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期间，澎湃立即邀请注重农民问题、又富有从事农民运动经验的毛泽东到讲习所担任教员。
毛泽东在韶山进行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他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就成为他讲授农民运动和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手资料。
毛泽东在讲习所上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们。他向学员们介绍了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讲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塔，然后指着塔对学员们说：
“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接着说：
“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他们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得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还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原则及策略思想，他说：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把他们逼到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在这期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为他后来举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0月15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发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还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国民党改组以来，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孙中山先生富有远见地正确审察环境的结果。“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
毛泽东还在文章中赞扬广东同志的革命斗争，“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
国共合作是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实现的，但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坚决地进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早在1925年7、8月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注意。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打击。
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关于“中间派的问题”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间派”的概念。毛泽东针对戴季陶等人扮演的中间角色，一针见血地说道：
“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
1925年11月1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的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于滦州倒戈。此事引发了北京等各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运动。
原来在毛泽东到达广州后不久，也就是在25年10月间，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全国人民的反奉倒段的情绪，起兵发动了反奉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群众的这种大示威的性质，是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各级党部应指挥同志，作广泛的反帝反奉宣传。
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
11月13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被推举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
11月21日，毛泽东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本书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在1920年1月在北京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来是要创造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然而，由于人员成分的复杂，思想倾向的差异，学会内部很快就走向了分化。
毛泽东接到的这份调查表，正是濒于解体的少年中国学会对会员意见的最后一份调查。早已站到共产主义大旗下的毛泽东，收到这份调查表后，他不加任何思索，秉笔直抒胸臆。他是这样在表上填写的：
“姓名：毛泽东（润之）；籍贯：湖南省湘潭县；通信地址，最近：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永久：长沙文化书社。
1、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所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2、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竟抱何种态度：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处，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中国少年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3、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乙、事业，教过1年书，做过2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1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填完这份表，便寄往北京。后来，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果然成了一个反动组织。
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老右派分子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擅自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会议攻击“汪精卫重用毛泽东，委派在沪任事，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赴湖南各地为发展共产党之运动，而汪精卫反任为宣传部长。”
会议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公开打出分裂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开除了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开除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9人的国民党员党籍。
这次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及其支持者被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结束后，“西山会议派”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山会议派”还操纵了上海的《民国日报》，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的报告。
《宣传大纲》共分甲、乙、丙3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各方面的势力，作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提出宣传纲领；第三部分提出了9个口号。
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写道：
“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策略，他说：
“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之后，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应该着重宣传的几个问题：
“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运动。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
“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直系当国时祸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的地方，尤应注意宣传此点。”
“人民与敌友之分解，全看其与帝国主义的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一切联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买办阶级等，人民必须揭其阴私、一律排斥；一切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的派别，如冯玉祥一派，应与之联合。
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应该广泛地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取缔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这是人民结束反奉战争的唯一出路。
第123次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这份《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925年12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
1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中共党组织都要积极地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通告，声讨“西山会议派”。
毛泽东身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他坚定地站到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最前沿。
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决定“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委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担任主编，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组织《政治周报》通讯社，创办《政治周报》。
毛泽东立即邀请他的老师李漱清，前来协助他创办《政治周报》。
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政治周报》把反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革命的团结作为首要任务。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
毛泽东还写道：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辩论。‘内哄’‘共党’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老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文告，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明事实，惩戒主谋。
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予以转载。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说：
“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宣传大纲》及《通告》发出之后，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反奉运动的新高潮。
毛泽东创办的《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一共出版了14期，刊载了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开辟了“反攻”专栏，发表大量文章、短评、杂文，回击“西山会议派”的逆流。
毛泽东在第一期上，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 “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的两面黑旗，以“润”的笔名，发表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等一组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反共产”的右派们制造谎言、和帝国主义同气相求的实质。
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把精力投入到《政治周报》的主编上，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加入到中共党内关于中国阶级分析的争论中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
原来在中共“四大”前后，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李大钊等人都曾经写过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文章，他们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张国涛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批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争论，为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好后，准备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可是陈独秀却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此文。由此，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
12月11日（一说12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以后该文又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第6期上发表；1926年3月13日，主持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5集第116—117期合刊上重新发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任弼时是在1920年由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在1921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到上海，在青年团工作。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我们要分辩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他写道：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再次揭露了戴季陶主义：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后人评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党内陈独秀、张国涛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集中了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许多正确主张，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比较系统完整地回答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报道文章。他在报道导言中写道：
“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20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出路，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毛泽东在报道文章中尖锐地写道：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他在文章中质问道：
“‘西山会议派’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是什么意思？”
文章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是北京执行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 “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步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了出来。毛泽东把报告书全文照发，以便让社会各界“请看事实”。
毛泽东对其它党部的声讨电，也分别冠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
“上海市第1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犯党律之非法会议”
“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
“国民革命军第2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无余”
“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
这些报道，造成了一个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上，仍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分析了上海《国民日报》被“西山会议派”操纵走向反动的必然性，并转引了国民党中央决定查办该报的消息。
在这一期的“反攻”专栏中，毛泽东还以“润”的笔名，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3篇短文，从政治上揭露“西山会议派”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关系。毛泽东写道：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帝国主义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林虎等，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了政治委员会；苏俄顾问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毛泽东进一步写到：
右派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穷途末路中的 “最后工具”。不是吗？帝国主义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无效；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企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工具陈炯明、邓本殷，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 ‘议决案’的方法。”“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安慰。”
“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四期（一说第5期）上，毛泽东发表了2篇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文章。一篇题为《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继续报导国民党各地方组织，谴责“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消息。另一篇题为《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这是一篇论理精辟的文章。毛泽东首先写道：
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
接着，毛泽东写道：
目前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对象是国内封建贵族，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但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这一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革命的队伍是极其孤弱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产阶级甚至小地主阶级也还没有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成分。
现在的国民革命是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国际上出现了苏俄和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国内有了共产党和形成社会力量工农阶级，这种革命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最终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达到人类平等大同。
毛泽东分析说：
“大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梦想由中产阶级一个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
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
“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其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
中产阶级的分裂，正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人民，从而使革命者不至于因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这正是：讲学办报是高手，策划著文拔头筹。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将如何斗争，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政论妙文迭出，似匕首，如投枪，批驳得西山会议派诸老体无完肤；后世专业报人尚能为此乎？阶级分析一文条分理析，切中时弊，像灯塔，比阳光，启蒙开塞；后来不知“阶级”为何物者不可不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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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字辉煌历史长卷
《毛泽东大传》
再版稿倾情大赠送。笔者承诺：凡能做到对本传内容不删、不改者，均可以随意转赠、转发给您的同志及国内外亲友，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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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东方直心者，本名张成德，1949年7月出生于河南宛城东乡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学生出身，曾经先后当过2年多农民、1年多小铁路和焦枝铁路筑路民工、3年焦枝铁路守护营武装民兵。1977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历史系，从事基础教育工作32年。一生爱好文史、诗词、书法；业余写作历史通俗读本《毛泽东大传》，旨在使之成为世人修身立业之《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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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目 录
再版前言
第一版自序
第一卷 横空出世 1893……1918.6
第二卷 倚天抽剑 1918.6 ……1927.8.5
第三卷 战地黄花 1927.8.7……1935.10
第四卷 风流人物 1935.11……1945.8.14
第五卷 谁主沉浮 1945.8.14……1949.9
第六卷 五洋捉鳖 1949.10.1……1953.
第七卷 九天揽月 1954……1959.8.16
第八卷 乱云飞渡 1959.8.18……1966.5
第九卷 风雷磅礴 1966.5.16……1968.11
第十卷 只争朝夕 1968.12……1976.9.9
部分参考书目
再版前言
《毛泽东大传》第一版由于出版时间仓促及笔者所得的材料不足，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诸如错别字较多，时间的叙述不规范，个别事件的时间及个别人名有误等等。笔者借这次再版之机，真诚地向各位读者朋友表示歉意，同时对众多曾经帮助笔者纠正错误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大传》此次再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改动：
1、纠正了为数不少的错别字及其它讹误之处。
2、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内容，使《毛泽东大传》的主题更加突出。
3、增加了大量的新的重要史料，这就使再版《毛泽东大传》的内容增加到了近400万字，而且使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愈加清晰，同时使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一些细节更为生动，成为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外可以见到的所有毛泽东传记中唯一一部最系统而不凌乱、最全面而不单一、最客观而无片面性、最真实而不胡说八道、最具可读性而不枯燥的信史。
4、为了便于读者在电子版中查阅资料，笔者对时间的规范化作了进一步的处理。如：在每一年中每个月的开始时间，都加上了某某年，成为某年某月，而后是某月某日。如果您需要查找某一时间段的历史资料或某一历史事件或毛泽东的某一精辟论断或其他人的某一段言论，只须点击一下“编辑”，再点击“查找”，在“查找”栏里输入相应阶段的某年某月或历史事件名称或某段言论中的几个关键词后，点击一下“查找下一处”，其内容便会立刻呈现在您的面前；如果需要查找某某人与毛泽东交往的史料，按上述方法在“查找”栏里输入某某人的姓名，依本传先后顺序一一点击“查找下一处”，即可一览无余。
诚然，书中还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敬盼有关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东方直心
2012年12月
第一版
自 序
亲爱的读者朋友，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一部《毛泽东大传》，共分为10卷373章，总计300余万字。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演义，而是一部真实地反映毛泽东一生如何修身，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工作，如何奋斗的历史纪实文学，它既可以当作通俗的故事书读，也可以作为历史工在研究中共党史时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如果您真正读懂了这部书，或者是您的后人真正读懂了这部书，那么对您本人，对您的家庭，对您的后代，将会产生不可想象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当然，功利主义者除外，因为功利主义者考虑的只是一己之私。作为一个从自身、从家庭、从民族、从国家、从世界、从历史的角度来设计自己人生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部书。
笔者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所有的前辈们，感谢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感谢口述、记录那个时代的所有前辈和专家、学者们，还要感谢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的数十部有关专著的那些和编著者们。没有他们的艰辛创造和他们所提供的翔实的历史资料，笔者是不敢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杜撰出描述毛泽东一生的这部书的。
说起对毛泽东的认识，笔者也像不少人一样，有一个从基于朴素情感的表象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变过程。应该说，吾生有幸，生逢其时，年轻时曾经体验到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毛泽东时代的风云与沧桑。几十年来，笔者时时想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可喜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关毛泽东生平的专著和历史资料陆续大量出版了。笔者从那时起，便常常购买或借阅有关毛泽东的资料，细细研读，兴至浓处，不舍昼夜，时而击节，时而拍案，时而开心一笑，时而掩卷而泣。阅读既多，感触愈深。笔者正是通过这种不间断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才终于完成了对毛泽东由情感的表象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一转变过程。
毛泽东在1962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仙朋说过，他有一个愿望，打算在他有生之年写一本关于他个人的书，他说：“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很可惜，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正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缺憾，笔者才开始大量收集史料，研究史料；尽管迄今还可能有一部分历史资料没有公诸于世，而且还有一部分毛泽东暮年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已经被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们销毁了，但就笔者所已经见到的历史资料，写出一部最系统、最真实和比较全面而完整的《毛泽东大传》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而且已经成为可能；所以就不揣冒昧地开始酝酿并动手写作了。
笔者认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无论是毛泽东的人品、学品、文品，还是他的武品、诗品、书品，就个性而言，在他的同时代中，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人，即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都没有哪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毛泽东的思想、品行、性格、才学和智慧，堪为世人之楷模。也可以说，翻遍5千年中华文明史和数千年世界史，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中华赤子，他心里始终装着劳动人民，装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理想。作为军事统帅，他指挥人民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和反动的军事力量，在他的面前无不灰飞烟灭；别说是蒋介石那几百万大军，就连日本军队，法国军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都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认输。作为人民领袖，他始终引领着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成功地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作为革命的导师，他一生都在读书、备课、讲学，教育他的战友、战士和人民，同时也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若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8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更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的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说：“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由此可以断言：不了解毛泽东整个时代的真实性，不了解毛泽东全部的真实历史，不了解毛泽东时代所有其他那些风云人物，无论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占了大半个20世纪的“毛泽东现象”，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真正的历史含义。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的是通俗的章回体的说话形式、《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以及《史记》中史论分离的手法。编撰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像考古学家一样，尽可能地复原历史。当然，历史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笔某某人吃喝拉撒睡的流水账。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对于它所囊括的那个时代一些重要人物以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生动的鲜活的记录。所以笔者所遵循的是，对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历史人物不为尊者讳，不遗尊者贤，不没尊者功，不隐劣者迹，秉笔直书，力求写出一部真实可信、通俗易读、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毛泽东的生平故事，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后世。为此，笔者编撰的方法是：1、以毛泽东为中心，收集所有有关毛泽东的史料和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史料。对所有能见到的史料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摈弃议论（特别重要的评论除外）的办法而采用之。2、去芜取精，去概念存形象，使故事本身更生动、更丰满、更感人，更具生活情趣。尽管笔者力求这部故事书臻于完美，但由于本人无缘接触到那些事件的亲历者，也无缘接触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只能凭借所能见到的有关毛泽东的历史专著和资料进行梳理和重新撰写；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笔者学识浅薄，水平有限，所以，在本书中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笔者真诚的希望，亲历那个时代的所有健在的前辈们，在“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们，以及收藏有笔者尚未见到的有关资料的“毛学”爱好者们，多多赐教和帮助，以便笔者有机会纠正错误和充实内容，使本书能够于再版之时，愈加完美；笔者将不胜感激之至。
东方直心
2010年5月
毛泽东大传
（扉页1）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 青年时期日记
（扉页2）
我有三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 196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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