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话说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的酷热的一间阁楼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原本是中共中央在7月28日通知的一次紧急召开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可是一直等到8月7日这一天，到会的中央委员们也仍然不足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一半。而且因为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员，将与会者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竟然用了3天3夜的时间。就这样，待到“八七”会议结束后，所有代表们的一进一出，前后总共用去了6天的时间。
参加“八七”会议的正式代表一共有2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3人，他们是：毛泽东、陆沉、李振瀛。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
另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及中央秘书邓小平。
邓小平，童年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一个官僚家族。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秋回国后，被派往西北军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2月在西安参与创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调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改名为邓小平。
罗明纳兹回忆“八七”会议的情况说：午夜刚过，与会的政治局成员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人走了进来，步伐沉着而显得高傲。他脸色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坐在罗明纳兹身边的纽曼，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罗明纳兹，悄声介绍说：“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会场，没有注意罗明纳兹。纽曼又悄声对罗明纳兹介绍说：
“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八七”会议是由瞿秋白、李维汉二人主持的；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议题是：1、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2、要由下而上地争取群众；3、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与会者对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发言。
毛泽东在几次发言中，首先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说：
“国民党的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是，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是，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则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来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毛泽东接着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注意发动群众。现在，我们则恰恰相反，走到了另一面，只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
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结果，蒋介石、唐生智等一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失败了。现在虽已注意，但是，仍无坚决的概念。”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8月3日提出的《秋收暴动大纲》，提醒与会者说：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应该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会议最后选举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罗明纳兹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政治局委员候选人7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候选人7人：李立三、周恩来、澎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而把毛泽东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蔡和森、李维汉、陆沉等人在讨论政治局候选人选时，一再建议把毛泽东选入中央政治局，做中央领导工作；蔡和森、李维汉还提出，他们自己可以不进入政治局。
蔡和森、李维汉的意见遭到了一些人的无理指责，说他们是企图在中央政治局组织左派。蔡和森马上声明说：
“和森和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同志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也主张他回湘工作。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和森又主张他在中央工作。”
毛泽东则表示说，他愿意去湖南做农民革命工作，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建议不要把他留在党中央，所以不能进入政治局。
罗明纳兹在选举表决前，决定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表决结果是：
政治局委员9人，有：苏兆征（20票）、向忠发（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澎湃（16票）、任弼时（14票）。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有：邓中夏（13票）、毛泽东（12票）、周恩来（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蔡和森因为坚决支持毛泽东而受到了排斥，他在选举中落选了。
常委分工是：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和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28岁的瞿秋白实际上成为负责全局的领导人。
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邓中夏负责上海党的工作；由张太雷、张国焘、周恩来、澎湃、恽代英、陈权、黄平，组成南方局，张国焘为书记；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由蔡和森、王荷波到北方组织新的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山东等省的工作。
政治局会议接着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
原来，此时以易礼容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给中央写来了一封信，提出由湖南组织1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开往广东，与南昌起义军主力一起，共同夺取广东。
由此，政治局里也有人同意湖南省委和马也尔的主张，在湘南将工农武装编1个师，与南昌起义的部队配合，共同夺取广东。毛泽东断然反对这一主张，他说：
“这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的经过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1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
“对于绿林朋友，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够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兄弟，不应看作客人。”
毛泽东也肯定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说：
“现在的省委是事变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月，它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毛泽东的主张，最后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和支持。罗明纳兹提议说：
“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
罗明纳兹还提议由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瞿秋白则提议要毛泽东去上海工作，毛泽东说：
“我不愿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湖南省委改组工作，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
在毛泽东、彭公达临行前，中央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湖南省委的主张，信中说：
“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4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4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信中还说：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量确定新省委名单。
中共中央又为毛泽东写了《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一封信，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带着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踏上了新的征程。蔡和森则被贬为秘书，远离了革命中心，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两位老同学老战友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再次握手告别，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此前，杨开慧让保姆陈玉英带着毛岸青和周文楠，已经于8月初回了湖南长沙。后来不久，周文楠于1927年9月8日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小巷一栋古老的小楼里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毛楚雄，谱名毛远大。
杨开慧及毛泽东、毛泽民、钱希钧先后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
毛泽东在长沙同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进行了简要的交谈。
曾经参加毛泽东调查会的钟庆生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谢觉哉从避难的乡下，来到毛泽东家里住了几天。毛泽东告诉谢觉哉说，今后要搞武装，没有武装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要搞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会议在讨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有的人根据中央的指示说，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地主的多数，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因此，他们对待土地问题，主张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即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也有人说，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时期。因此，必须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毛泽东则说：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收的土地少，贫家要求土地的又多，必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但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要废除反动政府对农民的苛捐杂税，由革命政权征收适量的农业税。”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省委委员的赞成。
关于暴动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
“1、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个就可以做起来，否则终归要失败的。
2、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会议在讨论暴动计划时，大家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省委书记彭公达和多数省委委员，都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发动全省农民大暴动的计划，他们也“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提出划全省为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区，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全面开花，“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毛泽东则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暴动力量不足，力主缩小暴动范围，只在湘中各县举行暴动。易礼容、夏明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大家激烈的争论，最后多数省委委员都赞同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只有彭公达一人仍主张在湖南全省暴动。
于是，湖南省委会议决定：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在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同时发起暴动。这个区域足以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其他地方则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关于起义的领导问题，毛泽东主张湖南暴动“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他反对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做号召。
经过毛泽东的分析和说服，湖南省委会议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说：
“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秋收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定会再失败。湖南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5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去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
毛泽东在信中又写道：
湖南省委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毛泽东还把他所拟订的《土地纲领》草案，抄录在这封信中，提供给中共中央讨论。
关于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说：“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
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还指示说，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8月底，湖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立即开会研究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讨论了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坚持缩小范围，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3地为中心的全省暴动。与会者中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坚持原来的意见，实行湘中暴动。湖南省委在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思想指导下，决定组织起义的两个领导机构：
1、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2 以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人为委员，组成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暴动各县的工农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常委会议拟定暴动口号10条。主要内容是：
“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打倒国民党政府！”、“农民夺取土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省委常委会议也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
中共中央对于湖南起义的时间曾有两次要求：一次是1927年8月22日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一次则是在8月下旬的《两湖暴动计划议案》中，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对此，湖南省委采取了积极捕捉战机的态度。他们认为，起义的具体时间，需视各地的准备情况，再作决定。
湖南省委常委还进行了分工，他们决定：
由彭公达到中共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省委另外致函中共中央，对此计划进行全面解释。毛泽东立即到浏阳、平江的农军中去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到“岳州指导湘北的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协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
毛泽东在8月30日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湖南暴动计划的解释函中写道：
“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还设计出了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新旗帜。他在旗帜上设计的是斧子、镰刀和五星；又在这面军旗上书写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等到秋收暴动胜利，我们会很快见面的；暴动如受挫折，有可能长期不能见面。”
毛泽东和杨开慧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分手，竟然成为他们夫妻俩的永诀。
毛泽东又与亲人和朋友们一一握别。
此后，许志行南下回到了上海等地，在书报行业做编辑或在学校里当教师。
毛泽民则化名为周方，受命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
后来，毛泽民于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知哥哥毛泽东已经发动了秋收起义，就带领一批人化装成商人模样，前往平江、浏阳一带寻找哥哥，结果在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毛泽民利用没有被破坏的原厂址继续秘密工作。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中共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9年初，上海印刷厂被敌特发现，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47号办起了新华印刷厂，毛泽民担任经理，钱希钧负责排版印制。此事后事，待后再叙。
这正是：曾读《水浒》赞英豪，而今上山走一遭。
欲知毛泽东此行吉凶祸福，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山大王”经验，但和旧式“占山为王”的思想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要通过军事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革命政权，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民大革命运动。
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第2次被贬，实在冤枉，可见党内的民主生活到了何等的程度，连给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39章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
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
话说毛泽东离开亲人和朋友们，乘火车去安源部署起义。他在途经株州时，会见了朱水连、陈永清等同志，听取了株州方面的汇报，对株州的暴动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9月初，毛泽东身着蓝粗布便装，手拿已经被风撕破了的油纸伞，踏着山道上的泥泞，第8次来到了安源。
在曾经是工人夜校的张家湾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7分校的两栋楼房前，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他们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以及醴陵、衡山、萍乡、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
据潘心源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
“毛同志到安源后，即召集同志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500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2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即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做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毛泽东所说的贺龙及聂荣臻部队中的2团人，是指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及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这两支队伍。原来他们都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但因为他们未能及时赶上南昌起义，所以此时还驻扎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
毛泽东主持的安源军事会议，经过大家的讨论，最后决定，将即将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民自卫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由毛泽东担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由卢德铭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担任第1师师长，余贲民担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
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
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主力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由钟文璋为团长；何长工此时为该团参谋。
以安源路矿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2团，由王新亚为团长。
以浏阳农民义勇队及一部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战士为主力，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由苏先俊为团长。
会议还决定，起义部队兵分3路，进击长沙。第1路以团长王新亚率领的第2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从南面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2路以团长钟文璋率领的第1团，到铜鼓和第3团会合进攻浏阳，然后自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攻；第3路以团长苏先骏率领的第3团，由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的农民暴动，进逼长沙。3路起义部队得手后，在长沙城内工人暴动的配合下，一同会攻长沙城。
王新亚向毛泽东建议说：
“我们万一起义失败，可以投奔到井冈山上去，我在那里有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
王新亚所说的老庚，就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听王新亚如此一说，忙问原由。王新亚便把大革命失败以前，4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城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原来，在那时攻打永新的部队中，除了农民自卫军以外，还有来自井冈山上茅坪、茨坪的两支绿林武装，一支是袁文才的部队，一支是王佐的部队。
王新亚的汇报，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从此，在他的脑子里不仅牢牢地刻下了“井冈山”3个字，而且也储存了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的名字。
张家湾会议一结束，中共安源市委在煤矿马上召开了党员会议和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动员和布置武装起义。工人们奔走相告说：
“毛委员又到安源来了！我们又要开展新的斗争了！”
“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听党的指挥！”
授旗仪式已结束，毛泽东又马上赶往安源路矿第2工人夜校，参加那里的安源工人骨干分子会议，他还在会议上讲了话。
毛泽东回到张家湾住处，接到湖南省委9月5日的来信，信中说，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长沙的暴动日期问题，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毛泽东立即写信报告中共湖南省委，他对省委关于在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及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5日长沙起义的决定，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他强调说：
长沙城内的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约定11日安源发动，16日进攻长沙。”
可是就在9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指示信中说：湖南省委在8月30日信中向中央汇报的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中共中央还对毛泽东在8月20日以省委名义致中央信中提出的建议，加以否定和指责。中央说：“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很不好走，到处都有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要紧，路总是要人走的。”
毛泽东还告诉大家说：
“铜鼓一带也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也是这次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那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毛泽东身穿白色衣褂，脚蹬黑色圆口布鞋，在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易绍钦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往前赶路。3人来到浏阳县和铜鼓边界的一个茶亭，只见茶亭的幌子上用隶书写了5个大字：张家坊茶亭。3人走进茶亭，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此时，大路上突然来了一群手持梭镖的汉子。
“民团！”易绍钦叫道；毛泽东说：“不要慌，我来对付他们。”
这一群汉子确实是湖南浏阳的团防队。一个队长模样的人狠狠地盯住毛泽东等人，问道：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鄙姓张，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卖点夏布，到铜鼓去卖点菜油。”
那个队长模样的人说：
“不对，你们是赤党嫌疑分子，跟老子到局子里去！”
潘心源争辩道：
“呦，老总，我们真是采购员呐！”
那人坚持说：
“少废话，走！”
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这样回忆说：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理。”
就这样，毛泽东3人被这一队湖南浏阳的团防队员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着，回城里的团防局去。
毛泽东身穿短褂，故意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他摸摸口袋中的几块大洋，心想：靠这几块大洋收买这些团丁是不够的。他挨近潘心源，压低声音问道：
“有钱吗？”
潘心源点点头，趁团丁不备，将几十块大洋塞进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有意和身边一高一矮两个团丁拉话，他问：
“喂，朋友，贵姓？”
那俩人各自说：
“姓黄。”、“姓张”。
“在局子里当差，薪水肯定不少了？”
“屁！老子提着脑袋干这差事，说是1个月8块大洋，让团总东扣西扣，连他妈的1个铜子儿也见不到！”
毛泽东说：
“朋友，我是买卖人，赚钱也不容易。口袋里这几十块大洋，到了局子里肯定要落到团总的手里。两位把钱拿去吧，你们帮我保住了饭碗，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毛泽东掏出钱，塞进姓黄姓张那两个团丁的手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时候打算用来贿赂押送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用兵，假如我遭到枪毙，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约200米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那是一个到了拐弯的地方，两边都是竹林，毛泽东一扭身钻了进去。潘心源和易绍钦也趁机钻进了竹林。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前面的队伍发现了，团丁们大喊：
“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
一个团丁立即追了上来，毛泽东只得站住，他等那个团丁到了跟前，就又掏出钱递过去，说：
“别的没有了，朋友，再见吧。”
那团丁得了毛泽东的钱，眼看着他走到前面的山坡上，才高声大喊起来：
“跑了，跑了！”
团防队的团丁们闻声迅速追上了山头。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毛泽东就一直静静地蜷伏在那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虽然有五六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夜幕掩护了毛泽东。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们放弃了搜寻，离去吃晚饭去了。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
毛泽东整整一个夜晚，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他的团丁拿走了他的鞋子。这一是因为那位团丁贪便宜要他的鞋子，一是因为出于当地迷信的说法，死人没了鞋子穿就不会变成厉鬼报复害他的人了。
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
毛泽东对斯诺说：“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 ，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1双鞋、1把伞和一些吃的。”
毛泽东又走了一天，来到了一个市镇，走到一家店门口，就问：
“老板，歇得客么？”
店老板见毛泽东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汗衫，脱下来的短褂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就冷冷地回答说：“歇不得！”
毛泽东一连碰了几个钉子，他来到街尾的一家店门前，索性不再问了，径直走进去坐下来，大声喊道：
“老板，打水来洗脚！”
老板只好让他住下了。第二天，毛泽东终于到了铜鼓境内的农民赤卫队驻地。
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泽东立即召开铜鼓、修水的干部会，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和安源军事会议情况，宣布任命原武汉警卫团副团长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钟文璋为第1团团长；苏先骏为即将组建的第3团团长。
晚上，毛泽东在萧家祠亲自主持召开排以上军事干部会议，向大家宣布组建工农革命军第3团，参加秋收起义。
毛泽东和师团领导还一起研究了具体的进军路线。而后，毛泽东同干部们一起参加了中秋节聚餐。
起义部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纷纷从萧家祠、李家祠、蓝家祠、武曲宫，向镰刀斧头旗下汇集。毛泽东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
“同志们，工农革命第1军第1师第3团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下面，全团阅兵典礼开始——”
1000多名身着蓝色、灰色服装的起义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起义部队受阅后，浩浩荡荡向浏阳的白沙镇挺进。
白沙镇3面高山环抱，易守难攻，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附近，毛泽东指示团部领导，要集中兵力在白沙打一个歼灭战，要向全团官兵作动员：这是第3团出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上庄布置攻打白沙镇的战斗，他摊开了军事地图，说：
“派1营为左翼，从壕溪出发，经泉坑、水坳、黄家嘴、家槽、屙屎坳……”
毛泽东忍不住哈哈哈笑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
“好难听的名字。”
毛泽东说着故意皱皱眉头。众人笑得更欢了。
“笑什么！”苏先骏团长有点不耐烦了，他板着脸说：“严肃点！”
毛泽东轻轻地拍拍苏先骏的肩膀，微笑着说：
“也不要太作古正经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
下午4时许，起义部队到达离白沙4公里的濠溪，第3团立即分3路向白沙进击。
此时，敌军尚不知起义部队已经围攻了上来，他们的头目正在团防局里拷打革命群众。在3团的右翼发起试探性进攻后，他们还以为是少数工农义勇队的骚扰。3团的正面攻势很猛，一下子就打到了团防局大门口，团丁们这才慌忙逃窜。起义部队在地下党组织的农民支援队配合下，与敌激战仅1时许，就胜利结束了。
白沙之战共击毙敌军连长1人，士兵多人，活捉团丁1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沙之战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与第3团取得白沙之战的同时，总指挥卢德铭和余洒渡率领的第1团，也在这一天越过平江、修水边界，占领了龙门厂。而在安源的王新亚第2团，按照部署攻打萍乡。他们在9月11日这一天激战了1整天，不但未攻下县城，宜春之敌又赶来增援。面对这种情况，2团决定放弃萍乡，改攻老关。
再说在9月12日，毛泽东率第3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起义部队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军接火，击毙其排长1人，东门守敌闻讯，立即向达浒方向逃去，第3团胜利地占领了东门市。
第3团进驻东门后，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反革命分子赖宴初，然后将他们就地处决。
第2天，王新亚等人在醴陵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恢复。敌人非常震惊，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将起义部队围歼于醴陵县城。
2团领导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决定改变原定由醴陵取道株州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他们遂于
而此时的卢德铭、余洒渡率领的第1团，在进至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4团，与敌第8军密谋联系，投敌叛变，致使第1团在交战中损失惨重。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卢德铭当机立断，率余部退向平、浏边界。
此时在起义部队中又正值疟疾流行，第3团官兵过半数患有疾病，致使部队战斗力大减。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第3团的战士们依然英勇抗击，一直打到下午。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和3团干部研究决定，部队分3路从东门市撤向浏阳上坪。
这天晚上，第3团驻扎在浏阳上坪。此时，第1团派来的联络员到达第3团驻地，将第1团在长寿街失利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派出联络员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汇合，让部队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
毛泽东又派人送信到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本来卢德铭、余洒渡闻知第3团在东门市失利，率领第1团准备协助第3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卢德铭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发来的命令，要“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于是，他们遂率领部队转向浏、铜边界，向着第3团跟进。
此时情况最糟糕的是王新亚率领的第2团。
原来在9月16日，王新亚的第2团顺利占领了浏阳城。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在胜利形势下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疏于设防，并拒绝听取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16日这一天，部队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之中。2团在突围战斗中溃散了，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二，团长王新亚也下落不明。一时间，起义部队“竟至溃不成军”。
文家市是毛泽东1917年曾经到过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大革命时期，他们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
“我叫毛润之，有急事要找你们卢德铭总指挥。”
陈士榘，原籍湖北荆门，1909年4月出生在武汉市黄土坡新军军营，父亲陈午霆曾任新军工兵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陈士榘在大革命中因为杀过恶霸地主麻五，被列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他逃到了在武汉市的叔父陈雨苍家里。陈雨苍是留法医学博士，中共地下党员。在叔父的引导下，陈士榘加入了共青团，进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后由组织安排，被编入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与何长工、熊寿祺同班。
且说陈士榘打量着来人，只见他蓄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瘦高的身材，虽然走路时脚有点跛，但英俊而疲惫的脸上，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还是特别有神。陈士榘猜想，他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于是就要带他去设在里仁学校的师部。可是毛泽东却说：
“小同志，你现在值星，不能离岗，你找一个同志来，我们一起去见卢总指挥好吗？”
就在此时3营的杨立三来了，他一见毛泽东就惊喜地说：
“润之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哩！”
杨立三又回头对陈士榘轻声介绍说：
“他就是毛泽东，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这一天，被打散的第2团的少数干部战士，也闻讯赶到这里会师。王耀南见到毛泽东，汇报了第2团失利的情况。
王耀南，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在安源煤矿当小爆破工，参加过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接受过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的教育。
王耀南在安源起义刚发动时，组织了20多个小爆破工，将炸药做成土手榴弹。敌人包围了安源煤矿，不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和安源周围的农会干部都隐蔽在矿井里，王耀南和一批小爆破工也躲在井下。他们从一条通道转移到安源后山，刚出矿井，就被敌人发现了。这时王耀南的土手榴弹发挥了作用，炸得敌人四散逃命。就这样，王耀南和工友们加入了第2团的行列。
毛泽东在将第2团的干部战士安排好宿营之后，不顾旅途劳累，当晚就在师部所在地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教室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在会议上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他仍然坚持原定的起义计划，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他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委员。也有不少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难办呐。”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情变化及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他说：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难道我们非要拼到不剩一兵一卒不成？如若这样，何颜见江东父老？目前，张国威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还有1个团驻守在长寿街，我们就剩这点血本，不能鸡蛋碰石头了。
洒度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唷！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以便将来在湘、赣、粤3省，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参加。”
毛泽东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
“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当‘山大王’。”
有人不满地嘟哝道：
“什么？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不，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比如罗宵山脉中段，就是一个好去处，这里地势好。
罗宵山脉北段靠近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不好；它的南段，敌人调动比较方便，也不好。中段呢，是湘赣两省的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实力，革命有可乘之机，我们有回旋余地，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这正是：揭杆举义踏浪来，鬼门关上曾徘徊。
出师不利先机见，战场要向山村开。
欲知毛泽东的意见能否为多数人所接受，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初战失利，实为种种客观条件所局限，一为中共中央攻占大城市的指导思想所囿，二为义军各部成份太复杂，不能如手使指。从主观上说，他以一介书生投笔统军，没有实战经验，没有集中兵力攻其一处，各部互不统属，以新建之旅分兵攻敌堡垒，自然难以收功。可贵的是毛泽东临机决断，改变了战略方向，放弃长沙，选择上山。这也正是他一贯的指导思想和主张。
第40章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
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
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话说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前委会议上侃侃而谈，与会者多数人被他说服了。总指挥卢德铭豁然起身，说道：
“润之兄讲得对，我完全赞成。现在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再打长沙，恐有全军覆没之虞！时间已经很晚了，会再开下去就快天亮了。我看，还是举手表决一下吧，赞成润之意见的请举手。”
在总指挥卢德铭、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下，毛泽东最后代表前委宣布说：
“现在前委正式作出决定：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部队明天撤离湘东地区，经萍乡退往湘赣边。”
也许毛泽东此时还不知道，就在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马也尔来自湖南的汇报，马也尔的报告“检举和斥责”了“湖南党组织的贪生怕死的背叛”，他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中共中央接到马也尔的汇报后，立即向湖南省委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立即进攻长沙。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个命令，在此时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因为没有资料证实。而有史料说明，这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则是完全认同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正确意见。
且说9月21日清晨，工农革命军1500多人和300多名地方干部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举行会师大会。操场上有一个土台子，是农民协会开群众大会时用的。会议主持者宣布说：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毛泽东走上土台子，只见他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长巾，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他向大家挥挥手，大声说：
“同志们，请都坐下吧！”
毛泽东待部队干部战士坐好，安定下来，微笑着说道：
“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就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形势发展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操场上的一些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人们的情绪开始热烈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还年轻，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轻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
同志们，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大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可走。”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并不孤立，有湘、鄂、赣、粤4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和我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欲话说：‘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最后，毛泽东着重说：
“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能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根，养精蓄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然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讲的话，通俗易懂、主张明确而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大家听了，都满面笑容，失败情绪一扫而空。
罗荣桓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聆听了他的讲话。
罗荣桓，原名罗慎琪，字雅怀，号宗人。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幼年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3年到北京湖南会馆补习学校学习；1924年考入青岛大学预科学习；1926年11月回到故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4月，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
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开大会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来观看，有两个在里仁学校读高小的学生，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讲话。这两个小学生就是胡耀邦和他的姨表兄杨勇。毛泽东的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俩认为毛泽东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胡耀邦，1915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后来他在1929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2年5月到湘赣省委做儿童工作，第二年5月调到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9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且说1927年9月21日会师大会一结束，部队就开始吃早饭，之后，各部集结完毕，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由文家市向江西萍乡方向进发，向湘赣边界退却。
至此，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进军方向完全转变，由向长沙进攻，而改变为向农村山区进军，由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而改变为向农村山区寻找革命军队的落脚点。毛泽东以其卓越的胆识和谋略，完成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转折。
然而，更为现实的沉重打击才刚刚开始。在向湘赣边退却的行军途中，部队顶着炎热余威，爬山越岭；疟疾、痢疾蔓延，缺医少药；敌人尾追堵击，部队弹药缺乏，没有给养，伤病残人员大量增加。一些人又动摇了，离队了，逃跑了。
有一次，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又有几个人开小车，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哦，又有开小车的！”毛泽东脸色异常严峻，说：“不要追。他们要走，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不相信都会走光，总还会有要革命的。有两句俗话说：‘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贵在要有战斗力。”
部队继续往南走，由于党的各级组织不健全，部队思想混乱，许多指战员在困难与背井离乡面前，情绪低落下来，随着行军路线不断向南延伸，逃亡逐渐公开化。原来1师有5千人的兵力，此时已经不足1千人了。师长余洒渡的情绪也很消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赖毅曾经回忆说：
“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1营1连的1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往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毛泽东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展开了紧张的思想说服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唇焦舌敝。自从离开文家市，他就和战士们一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步行，每天不倦地找战士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深入、细致的思想调查，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疲惫、饥饿、战败后的余悸和前途茫茫的惶惑，正困扰着部队。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以党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使革命武装获得巩固和发展。眼下，最要紧的是，抓住机会打一个胜仗，转变士气，并赢得喘息之机，整顿队伍。
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磨破了，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谭希林回忆说：
“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毛委员，人家抬了‘轿子’来，你坐吧！”
毛泽东说：
“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还是双脚走好。”
毛泽东坚持不坐“轿子”。把八牯急得满脸通红，他恳切地说：
“毛委员，我早就看到你走路有点拐了，还能走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把脚在地上跺了一下，轻松地说：
“这不是好好的嘛！”
旁边的一个战士说：
“毛委员，坐，坐上吧，你不坐大家心里难受呀！”
七牯兄弟俩也挡在路上不让毛泽东走，说道：
“我们有的是力气，请你快上‘轿’吧！”
毛泽东指指后面，对七牯、八牯兄弟说：
“好吧，就请你们把‘轿子’抬给伤病员坐吧，他们的腿确实走不得。”
毛泽东说完，又大步向前走去。
在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之后，边界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只剩下少数藏匿避难的党员，各级组织全被破坏了。毛泽东在莲花县甘家村召集地方党负责人会议，向甘明山、贺国庆等人了解了莲花、永新一带情况。甘明山、贺国庆汇报说：9月18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打莲花县城失败，牺牲30多人，被捕70多人；他们要求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的自卫队员。
毛泽东了解到莲花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荫的保安团驻守，他就下了决心，爽快地说道：
“明天攻打莲花县城”。
毛泽东一面派人去莲花县城继续侦察，一面组织农民梭镖队，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部队行动。
工农革命军就要离开甘家村了，他们曾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临走时，就把钱放在米缸里，还附上一封信，说明了原委。
此时，毛泽东写出了鼓舞人心、热情歌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攻占莲花是从文家市出发南下途中夺取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参加了余洒渡召集的军事会议，他得知余洒渡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了，就严厉地批评余洒渡说：
“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他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
一直支持前委工作的卢德铭是余洒渡的上司，对他还有些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余洒渡对前委的领导是越发的不尊重了。他不但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反而恶言相向，轻蔑地说：
“什么？你怕死吧？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工农革命军攻占莲花县城的胜利，终于使毛泽东有机会整顿部队了。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召开了莲花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到会的有朱亦岳、陈竟进、贺国庆、陈实等人。毛泽东对莲花、永新、宁冈一带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会议就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决定率部队开往永新三湾，并开始思考整编部队的每一个环节。
经过一天的行军，余洒渡命令部队就地宿营。毛泽东看看天色尚早，就提议再往前走10里宿营。余洒渡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在私下里却发牢骚，他说：
“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有人说，毛泽东已经率起义部队上山了，不能参加长江局工作。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意他领导长江局。在瞿秋白的坚持下，会议最终通过了他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王一飞、毛泽东5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
不管瞿秋白如何赞成毛泽东或者有人如何反对毛泽东，完全可以断言，此时的毛泽东是决不可能接受这一任命的。
且说9月29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翻过一个山口，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三湾处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4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了。
此时的三湾村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家家大门紧锁。原来，群众不了解来的是什么部队，纷纷都躲进山里去了。毛泽东一面让战士们就地休息，架锅煮饭，一面派出干部上山，动员群众回村。
毛泽东和3连连长赵大刚也走出村庄，爬上山头，看见一个青年农民正要下山，就迎了上去。小伙子一见迎面来了两个当兵的，转身就走。毛泽东喊道：
“喂，不要怕，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队伍呵！”
青年一听便住了脚，毛泽东和赵大刚连忙走到他面前。青年迟疑地问：
“你们是——”
毛泽东说：
“我们是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工农革命军，乡亲们呢？快去喊他们回村子吧！”
赵大刚指着毛泽东对青年说：
“这位首长就是毛委员。”
这位青年早已风闻了秋收起义的消息，听赵大刚一介绍，激动地对毛泽东说：
“哦，你就是毛委员？你就是带领咱穷人闹翻身的毛委员？我现在就上山，把大家叫回来。”
躲避起来的群众，了解了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部队，又陆续返回来了。原本冷冷清清的三湾村又变得热闹起来了。毛泽东立即发动广大指战员们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三湾村到处充满了新的生机。后来，三湾人民用自己的歌声，热情赞颂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的革命活动：
天上降下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通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司令哟真英明，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村来，九陇山沟闹革命。
在三湾钟家祠堂前面，有两个深不足3尺的水井，全村上百口人都饮用这井里的水。炊事班一个战士到井边挑水，他看到井水很浑浊，便转身到河里挑了水回去，一进厨房就嚷嚷：
“这村里的井水好浑浊哟！”
毛泽东正巧打这里经过，他闻声跟进厨房，问道：
“井水怎么会浑浊呢？”
挑水的战士说：
“不晓得怎么搞的。”
“走，看看去。”
毛泽东说着带几个战士向井边走去，到那里一看，原来是这2口井年久失修，井边杂草丛生，乱石成堆；井里的泉眼被堵，出不来多少泉水，而祠堂沟里溢出的浊水，冲过井围，流到了井里。他们正在观察，来了一位挑水的老表，毛泽东就问他说：
“老表哥，两个井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那位老表说：
“没办法呀！兵荒马乱，谁还顾得上修井，有个安稳的日子过就行啦。”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叫一个战士到老表屋里借几把铁铲和几副挑土箕。毛泽东挽起衣袖和裤管，拿起铁铲弯腰铲土。战士们也纷纷动手，跟着毛泽东干起来，铲的铲，挑的挑，有的搬石头，有的填浊水沟。水井快修好时，毛泽东发现填平的浊水沟还有个洞在往外面溢浊水，就要去培土。有个战士说：
“不碍事，算了吧。”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不行，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尺五’嘛。这洞不填，越溢越大，沟里的浊水还不是照样要冲到井里。”
毛泽东说着，就铲了几铲泥土，压在溢水处，有用铲背狠狠砸平，还找来几块石头垫上去，糊了几把稀泥，浊水就再也溢不出来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破庙里（一说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他首先说：
“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
毛泽东接着在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地区的地理人情等等情况：
早在1926年9月，在共产党领导下，宁冈人民举行武装起义，驱逐了反动县长沈清源，成立了由龙超清为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自此以后，那里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宁冈边界的各县也都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在“马日事变”后，各县的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人心还是向往革命的，并时刻盼望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那里，现在就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部队，袁文才、王佐各有五、六十条枪，一直在坚持斗争。
可以说，那里是群众基础、党的基础和地方武装基础都很好，是工农革命军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的极好条件。况且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山势既大又险。山区及相邻各县盛产茶油、竹木，且人少地多，自给自足有余。
从敌人方面来说，井冈山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此时，正值唐、桂战争爆发在即，朱培德“为保持江西地盘计”，把兵力集中于赣北、赣东和闽边，赣西南空虚，这是赣西革命力量生存发展，建立根据地的良好客观环境。
毛泽东又说：
“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跨他们。”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这次扩大会议由于没有深入涉及袁文才、王佐问题，所以在会上没有出现大的争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意见，以此解决建设好这支军队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开始讲话了，他说：
“我们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部队需要进行整编。多余的军官全部上军官队，伤病员归卫生队管理，其余同志编入部队。我们还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我现在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
毛泽东说到这里很动情，许多战士听了，鼻子也一阵阵发酸。只听毛泽东最后又说：
“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我们有这两只脚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1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战士们听着毛泽东的话，不断地点头微笑，大家的情绪转变了，信心提高了。队伍解散以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
“毛委员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这正是：艰难困苦抖精神，大风浪里淘真金。
欲知毛泽东在三湾对工农革命军如何改编，请看下一章。
第41章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
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
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
话说毛泽东提出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袁文才与王佐。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他与占领井冈山北麓的袁文才取得联系。
袁文才接信后，也即刻派他的文书陈慕平为代表，随着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来到三湾。
这位陈慕平原来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二人自然十分熟识。毛泽东通过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3人，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的地理人情及袁文才、王佐两人和他们的部队的具体情况。
袁文才原来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他因为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袁文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则是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他参加了绿林组织。1926年，王佐受大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部会同安福、莲花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同任副总指挥。虽然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但却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一部分人都转移到了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的新时机。
现在的问题是，在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部队中，有不少土匪出身的人，绿林习气很重。所以，他们是既打国民党，也打家劫舍。
毛泽东是边听边点头，他感觉到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部队虽然绿林性质很浓，但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简单地以会党、土匪对待。况且袁文才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远非一般绿林人士可比。
早在八七会议上，在讨论到对待会党、土匪的策略问题时，毛泽东就主张要争取他们而反对消灭他们。现在，他的这一想法更坚定了。他要陈慕平、龙超清、龙国恩3人回去以后，首先要向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来意，要说明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是为了工农革命，打土豪惩劣绅，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时表示，希望工农革命军同袁文才部友好地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3人在临别时，毛泽东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枪，还表示说，他愿意和袁文才见面。
再说此时的工农革命军，已经不足1000人了，共有700多支枪，48匹马，但却依然是起义前的编制，既有师、团，还有营、连，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藏俱全。
于是，前委决定将3个团1个师部缩编为1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1、3两个营，每营3个连，加上1个特务连，共7个连；另有1个卫生队和1个辎重队。其余军官，组成1个军官队。
另外，秋收起义部队一开始沿用的是北伐军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党支部建在团上，营、连只设党代表。
毛泽东根据一路上的调查与思考，他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这样，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地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还决定：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团、营、连均设党代表，统一由前委任命，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前委同时还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毛泽东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在部队整编中重新任命了干部：
团长陈浩。
第1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
第3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宋任穷为3营7连文书。不久，他被调入营部当文书。
军官队队长吕赤。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由谭政任文书。
谭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原名谭世名，学号举安。谭政还未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谭政的名字和学号都是祖父在世时给取好的。祖父在临死前交代家人：“长孙出世后，要好好抚养，愿他早日读诗修身。”谭政14岁时在私塾学习期满，16岁告别新婚妻子，就读于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他将自己的名字由谭世名改为谭政。谭政在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担任文书时，结识了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向他讲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这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到新中国建立后，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称为政治大将军。
毛泽东为了废除军阀军队的旧制度及其影响，他决定在工农革命军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原来在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
毛泽东还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者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人数的1/3。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再一次宣布说：
“凡不愿意留队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的路费，并且开具介绍信，允许离队。希望你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时，还可以回来。伤病员，统一由卫生队管理，以利战斗。”
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声中，这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工农革命军，浩浩荡荡地向宁冈古城开进。
但是在这次行军途中，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原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人发生了思想动摇，他们想离开部队。毛泽东发现以后，立即集合部队讲话。毛泽东高声说道：
“大家辛苦了！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不要怕困难，我们总会有出头的一天。当然，革命是自愿的，愿意跟我毛泽东走的站左边，不愿意跟我走的站右边。”
毛泽东一说完，队伍中就有人都在移动。原来，苏先骏听毛泽东说，部队要在深山里安家，早就产生了走的念头；如今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就带了十几个人站在队伍的右边。而其余的人都还站在左边，表示愿意跟毛泽东走。毛泽东走上前去，客气地对苏先骏说：
“苏团长，你带了这十几个人回去，每人发点路费，解决途中困难。”
苏先骏带着人走时，部队一律发给他们每人5元的路费，开具了介绍信。毛泽东还送了他们一程，临别时，毛泽东又嘱咐他们说：
“你们回去，还是要坚持革命啊！”
后来，苏先骏在长沙被唐生智逮捕，他经不起生死考验，就叛变了革命。1930年红军攻克长沙时，抓住了苏先骏，经过人民的宣判，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当众处决了。
这才叫：阳关大道你不走，独木小桥偏要行。
聪明反被聪明误，徒留叛徒被骂名。
再说毛泽东送走苏先骏等人，带着部队继续前进，于下午抵达宁冈古城。
位于宁冈龙江河下游的古城，是一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而充满着浓郁的古老气息的山区小镇。因为宁冈只是一个深山之中人烟稀少的偏僻小县，所以古城也曾经是宁冈的县治所在地。它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虽然萧条破败，却也十分清幽。
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带领一部分群众，在街西文昌宫前的大樟树下，欢迎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高兴地对龙超清说：
“老龙，古城果然是不错呀，这里山清水秀，是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龙超清说：
“那当然啦！你看对岸那座古塔，名叫水尾塔，还是几百年前修的呐。”
毛泽东放眼望去，果然有一座雄伟的古塔屹立在龙江河对岸。他说：
“好一座水尾塔！过去农村修塔，说是为镇妖降魔，祈福祛祸。可千百年来，穷人还是受穷，土豪劣绅照样享福，世道还是依旧。”
龙超清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砸烂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靠水尾塔是救不了穷人的，只有依靠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工农革命军的到来，顿时使古城小镇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部队驻扎停当后，形势要求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必须立即对寻找部队落脚点的问题作出决断。因此，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历时3天的前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古城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县委的龙国恩、萧子南，团县委书记谢议昌，以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等60余人。
毛泽东首先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
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在湘、赣、鄂、粤数省的广大人民中，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秋收起义在战术上有深刻的教训，这就是：
起义的军事指挥有缺点，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我们不应当1个团攻打1个县，而应当南北配合，3个团集中攻打浏阳最好。分散兵力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团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
但是，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现在我们人少了，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在，很精干，大有希望，这是继续同敌人斗争的本钱。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我们要进一步把工农革命军整顿好、建设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讲完以后，会议着重讨论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井冈山是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为部队选定的立脚点。它地处湘赣两省边镜，介于湖南的酃县和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4县之间，西北与九陇山区相望。井冈山的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90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里。
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均有水田和村庄，“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是革命军队养精蓄锐的好地方，是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之所在。
经过毛泽东多次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及对井冈山的深入了解，部队在这里安家，休养生息，坚持斗争，已经成为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现在要在井冈山“安家立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则还是一个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陈慕平向大家介绍说：
“袁文才和王佐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所以他们提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
众人听了陈慕平的介绍，立刻议论纷纷，在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上，各抒己见。不少人说：
“我们人多，干脆用武力解决他们。而且他们是土匪，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便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耐心地说道：
“你们说要用武力解决他们，谈何容易！再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4县会攻永新，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贪小利而误大事，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若是与他们打起来，又一时吃不掉，岂不耽误了我们反对军阀统治的大目标，影响到我们建立一个安稳的根据地？
‘鹬蚌核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让蒋介石、朱培德这些真正的敌人做了‘渔翁’。因此，对袁文才、王佐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争取他们革命，要团结、改造他们，还可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广大群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能把他们团结、改造过来，共同反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很有利于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将来我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
在毛泽东的劝导下，会议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决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基本方针。决定在茅坪安家，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从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袁文才最看重的是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而袁文才部有150人，却只有60支枪，他所缺少的正是枪枝。毛泽东向前委建议说，送给袁文才100支枪，将袁文才的部队全部武装起来。有的前委成员表示疑虑，说这样做是否合适？余洒渡则是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最后多数前委委员才同意了。
会议还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系。同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
会议结束后，前委紧接着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古城会议的精神。群情振奋，斗志昂扬。
心怀戒备的袁文才，虽然有陈慕平做了工作，但他的部下总以为工农革命军是来抢地盘的。所以，袁文才听说毛泽东要来拜访，他还是如临大敌，在林家祠堂内预先埋伏了20余人枪。后来闻报毛泽东一行来者只有4人，这才撤下了伏兵。
上午10点，毛泽东在大仓村林家吊楼上会见了袁文才、陈慕平等人。袁文才叫随从端上花生瓜子，招待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客气，一边吃着，一边和袁文才谈话。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毛泽东说：
“我们为什么离开城市到山沟里来？因为广大农村像大海，我们像鱼，鱼和水是不能分开的，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我相信你袁文才会愿意和共产党同走一条道的。”
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们听你的。”
“好！今后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干。”毛泽东又问：“文才同志，你们的队伍还有多少枪啊？”
袁文才说：
“不多，不多。60来条吧，有的还是破枪。”
毛泽东见袁文才还算诚实，就说：
“文才同志，你们很不容易啊，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没有向反动派交枪。不过，革命力量还要发展嘛！这样吧，工农革命军送给你们100条好枪，够不够啊？”
工农革命军说要给袁文才枪的事，陈慕平自然已经告诉了他，可袁文才还不大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没想到毛泽东刚一见面，就又提出来了，袁文才不免有些诧异。毛泽东一看便知袁文才的心理变化，于是接着说：
“明天，你们派人去挑100条枪来吧。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的部队来这里不是要干涉你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我们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
毛泽东赞扬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精神，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过去糊涂，拿起枪没有好好干革命。今天听您这么一说，真是茅塞顿开啊！您放心，以后凡是用得着我袁文才的，我一定提着脑袋去做。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队伍需要粮油，需要建立医院，这些事都包在我身上。但是，钱的方面，宁冈有限，部队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打土豪。”
袁文才转身一挥手，旁边一个小头领送上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袁文才对毛泽东说：
“这是600块大洋，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了，请笑纳。”
毛泽东连声道谢，又问：
“井冈山上，还有一个头领，叫王佐吧？”
袁文才说：
“那是我的老庚！毛委员放心，我一定争取让他也跟您闹革命。”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拜托。”
毛泽东从陈浩手中接过一个小包，递给袁文才，说：
“我送一件礼物给你作纪念。”
袁文才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一亮，原来是一支精致的手枪，枪柄上还系着一条红绸布。毛泽东告诉袁文才说，这支手枪是不久前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袁文才十分感动，连声道谢，挥手让房东将烧好的酒菜端上来，为毛委员接风。
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毛泽东起身告辞，还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扩大队伍。毛泽东以其宽阔的胸怀，大度的容人之量，远大的设想，终于征服了袁文才这位“山大王”式的共产党员的心，初步赢得了可贵的友谊。
袁文才带领工农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极尽地主之谊。袁文才的老同学贺敏学，把自己住在八角楼的房子让给毛泽东居住。
八角楼，因其楼上呈八角形的楼顶而得名。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面宽5间，左边第2间楼上是毛泽东的住室。自此以后，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住到1929年1月。
在袁文才的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了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至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了“家”，军心大安。
这正是：三湾改编树党旗，支部在连创第一。
精诚感动袁文才，井冈安家成业基。
再说此时永新与莲花的一部分党员正躲在该地“打埋伏”。当晚，毛泽东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部分党员会议，了解当地党员的存在情况，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斗争中迅速重建党的各级组织。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写信给湘赣特委，建议派人加强酃县的工作。
夜深了，毛泽东怎么也睡不着，不由得想起了杨开慧，想起了3个可爱的儿子。一别就是两个月了，一直也顾不上给他们写信，也不知道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于是，毛泽东提起笔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堪以告慰你的是，现在生意逐渐好了，兴旺起来了。只是，我的脚有点伤，行走不便。我会小心的，不必挂念。
毛泽东自然不能在信上署自己的姓名，所以既没有称谓，也没有落款，更不能写真地址。他让宁冈县里一个中药铺的老板将信寄了出去。这封信还真是经过不少周折，最后总算到了杨开慧的手上。
原来，毛泽东首先是将此信寄到杨开慧六舅向明卿一个堂兄向朝卿所开的“生生盐号”那里，再由向明卿秘密取回，交给经常到长沙的板仓农民梁坤和。一直到1928年初，才终于辗转到了杨开慧的手中。
杨开慧是在毛泽东走后，回到了家乡板仓，她除了照顾3个孩子外，还要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她深知时局艰难，生活在如此险恶地环境中，无异于投身虎穴狼巢。但是，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她，早就把革命当作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她要为此奉献一切。
杨开慧展开亲人的来信，她凝视着毛泽东那遒劲的笔迹，体味着信中那一串串含蓄的词句，不由得激动万分，泪水立时模糊了双眼。看罢来信，她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可遗憾的是，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收到毛泽东的第二封来信。毛泽东竟然杳无音信了。
原来，毛泽东不是没有再写信，他在江西又给杨开慧寄了一封信，可是“生生盐号”的贴庚先生收到这封信后，不知内情，也没有及时告诉向朝卿，就把信放在抽屉里了。毛泽东很久不见回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为了杨家和向家的安全，从此与杨开慧中断了联系。
杨开慧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很艰苦的，再加上与毛泽东关山远隔，音汛不通，杨开慧失眠了，她辗转反侧，焦虑不安。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了一首思念毛泽东的《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欲知杨开慧今生能否与毛泽东重新比翼，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要搞“五湖四海”的思想由来已久，而且他这一思想贯彻其一生的革命活动之中。历史上成大事者无不如此。水浒梁山上的王伦正是因为他心胸狭窄，容不得人，才落得了一个被火拼的可悲下场。
网上赠书启事
为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
400万字辉煌历史长卷
《毛泽东大传》
再版稿倾情大赠送。笔者承诺：凡能做到对本传内容不删、不改者，均可以随意转赠、转发给您的同志及国内外亲友，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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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东方直心 敬告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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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东方直心者，本名张成德，1949年7月出生于河南宛城东乡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学生出身，曾经先后当过2年多农民、1年多小铁路和焦枝铁路筑路民工、3年焦枝铁路守护营武装民兵。1977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历史系，从事基础教育工作32年。一生爱好文史、诗词、书法；业余写作历史通俗读本《毛泽东大传》，旨在使之成为世人修身立业之《通鉴》。
联系电话：13937776295
毛泽东大传
（扉页1）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 青年时期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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