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第六章 黄纪作的“和谈”
第一节 “和谈”的背景
一、 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
70年代是美苏两霸激烈争夺的年代，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发动进攻，推动历史前进的年代。
“和谈”出现於1973年10月19日，在这之前的世界形势是怎样的呢?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激化，美苏争夺激烈，局势动荡不安，“天下大乱”正是当时的形势特点。
美苏两霸大肆宣扬什么“缓和”，大念“和平”经，骨子里却在加紧争夺势力范围和争霸世界，而且越演越烈。他们争夺的重点在西欧，又扩大到其侧翼中东、巴尔干和世界各地。他们在欧洲、亚洲等地大量驻军，建设各地军事基地。两霸的海军也在世界四大洋争夺，两国的战舰在这些领域进进出出，不断的游戈、演习、威吓对方和监视对方。双方世界军事对峙，有增无减，什么“一代人的和平”什么“持久的和平”，都是蛊惑人心、假的东西，明争暗斗才是真的。简而言之，在美苏两霸的争夺下，在他们不断扩军备战下，世界的革命因素和战争因素都在增长。
整个国际形势是这样，我们周边的东南亚形势又是怎样的呢?
1970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6个突击队正开始跨过马泰边界,南下马来亚各州，在抗日、抗英之后，又掀起一场国内武装斗争。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正把武装斗争发展到吕宋岛、泰加诺、亚科文、比沙亚斯和棉南佬，在同马可斯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胜利。在泰国，1969年泰国人解放民军总司令部成立，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发展扩大到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区。缅甸的革命武装斗争也在胜利的坚持与发展。
值得一提，在1973年，印支三国的抗美救国、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正如火如荼的蓬蓬勃勃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光耀惊恐的唉叹：“共产势力如日中天，来势汹汹，转眼就要吞没整个东南亚。”事件才一年半后，印支三国抗美武装斗争就先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标志着那时的周围国家武装斗争形势很好。
在70年代初,非洲的莫三鼻给、波德角和圣多美等国家相继获得人民战争的胜利。大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取得了民族独立。
综观上述，从当时那样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缓和，更找不出有进行和谈和停止武装斗争的根据。
再从国内形势来看，长期来马来西亚政府在国际对外关系上追随帝国主义和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使其声名狼藉，极为孤立。为了摆脱这一窘困孤立的处境，对外它不得不调整与改变路线与政策。为此,它极力摆出一付新兴独立的国家姿态，提倡“东南亚中立化”政策，还准备跟社会主义中国建交。对内政策也做了一些调整,实行了“怀柔”政策，开展争取民心运动和发展经济计划。在砂罗越把以往的人联的资产阶级拉进组织联合政府。在马来亚也争取民主联合党和马回，扩大其统一战线。他们还表面搞了一些缓和其他民族情绪的措施。所有这些改良和缓和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会起着转移人民视线、缓和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但正如文铭权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积极推行对外讨好外资，对内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义教育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从实质上说，统治阶级同各族人民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
在拉让江和砂拉越河地区，尽管革命武装斗争力量在强大反革命压力面前出现一些困难，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分化淘汰，但革命形势还是处于较高涨的状态。
1968年尾，黄纪作带了总部人员转移到第二省印尼边区，由于黄纪作在杀敌夺武上执行偏“左”的政策;到了后期(71-72年)他更陷于爱情的泥沼，更消极不负责，更脱离实际和同志，更不注意巩固内部，结果华伊群众被镇压而变得消沉害怕支持革命，同志牺牲，逃跑，也有不少投降，特别是1971年12月18日3.30战斗队副队长沈钦龙带一批人投降，到此为止，一段时间来就有40多人投降。黄纪作从第一省海口区开会回来后，第二省的武装斗争已从最高峰时的拥有100人以上的部队仅剩下不到20人，呈现低潮的状态。
二、海口区的中央级领导会议
自1965年9月19日坤甸会议之后，中央级的领导会议好多年都没有召开。有关党军的一些问题、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问题以及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讨论和解决。黄纪作就设法通过公开线和武装线联络。黄纪作经过了2、3年的努力，牺牲(有的被扑)了一些干部、战士，总算跟在第一省的林和贵取得了联络。
1972年5月，黄纪作带了范国强、黄赛莺、蔡爱友、张和云、辛泽标等不到10位同志，从第二省出发，经过整个月的长途跋涉，顺利地到达第一省的海口区端必腊 ( Tambirat )，成功地和西部的领导人会面，举行了会议。
1972年中，林和贵带了沈友贵、陈宣平、潘瑞清、张伟胜、陈胜贤等10名人员，用水路来到三密，先进后山驻扎下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第一分局书记林和贵、委员谢嫣素、黄纪晓以及中央第二分局书记黄纪作。会议上双方共同交流了离别后的情况，讨论了砂罗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的问题。会议制定了革命第4项总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进行人民战争，开辟游击区，建立农村根据地;努力搞好各条战线的工作，积极支援和配合武装斗争。”会议还决定把北加人民军和北加人民游击队统称为北加民族解放军。在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制定新的革命总方针之后，黄纪作还表示要回第二省去开辟与建立鲁巴河根据地。后来黄纪作在给洪楚廷信中也提到,要建立鲁、拉(即鲁巴河-拉让江)根据地。
会议没有解决党军的统一问题;也没有全面总结开展武装斗争以来的斗争经验，把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提高到更自觉、更完整、更灵活的层次;更没有针对当时国内武装斗争，即将面临被疯狂镇压的局面的战略战术，作出必须的研究与决定。
东西领导人在中间开会，两边是各自的警卫员和工作人员。周围的同志会隐隐约约听到他们谈话声，听不到内容是什么。会议是上午九点开到11点左右，下午是1点开到4点。第一天散会后，看到与会者面带笑容。第二天没有引起特别感觉。第三天散会后，气氛大有不同，与会者的脸色难看，估计会议是开砸了。第四天虽然还有召开，看来有开与没开，没有两样，一些问题是谈不下了。据黄纪作以后对人说，在谈到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合并为北加民族解放军的问题时，在谁任政委与总司令的职位上谈不下。还有黄纪作对林处理叶、杨问题也出现了大的分歧。会议的不寻常气氛与争论，在双方随行人员都留下消极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是成功，也不是团结鼓舞人心的会议，而是不欢而散的会议。
三、海口区会议之后
会议结束后，林和贵等返回在马当山的营地，他对会议保持沉默，他们还庆祝新的革命总方针的制订，始终否认在会议中的矛盾与不愉快。
会议结束后，黄纪作、纪晓和纪权三兄弟往同个方向走，这不是好的兆头。黄纪作留在会议地点医治痔疮。半个月多，黄纪作他们的住点遭敌兵搜索到并受到炮轰。大队撤向海口区的如毛涧，在此黄兄弟分手。黄纪作带了10多人向西连路方向转移。在路上，范国强对黄赛英说，从海口区会议看，可以看出这个革命是做不下去了。他俩决定把黄纪作送到第三省之后，就要离开部队。
1972年约9月间，黄纪作的队伍开到了西连路36哩，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会见了父母和其他家人，会见时间太长又不够注意安全。
海口区会议后，洪楚廷第一次和黄纪作取得联络，从联络员那里传来洪已是北共中委的讯息，不久黄纪作却通知中央第二分局的领导成员，书记黄纪作，副书记黄纪晓，委员洪楚廷。同时也要洪准备船，接应他们到第三省去。以后洪楚廷曾问过林和贵是否增选洪为中委的事，他说可以这么说，但否认把黄纪晓调到东部当副书记的决定。21世纪初出版的《各国共产党总鉴》的书中有提到：“1972年8月，北加共中央会议，会议增选洪楚廷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第二分局副书记。”这可以证明，海口区会议是内部分裂的开始，会后又是黄两兄弟把分裂公开化。
1973年年初，黄纪作来到Balai Ringin 54哩，跟去时留下的一组结合。后他们转移到西成路71哩一带的海南村，他们在那里驻扎了几个月。在这里，黄纪作表现消极，心事似乎多多，他身边有的干部事后猜疑，那时他可能正在作出去的准备工作。当住点住久，缺乏安全条件，有的同志提醒必须转移，他也不注意。以致6月19日，一股敌兵搜索到他们营地站岗的方向，李兴庄(应端，38岁，海南人)得到警报，他在走向站岗方向去侦察情况的当儿，遭到袭击而牺牲。黄纪作的队伍才被迫撤离此地，向第二省转移。
部队抵达第二省的板督(Pantu)，一支的指导员沈泽青带领一部分同志留在这一带坚持战斗。
他们来到了成邦江附近一带的Sg. Doris沼泽地驻下。在此，黄纪作召集范国强、黄赛莺、蔡爱友和黄纪权四个主要干部，讨论去拉让江地区联络的问题。前两位主张割到卢勃安都(Lubok Antu)，再向北或东方向割到第三省。而后两位主张，用船突击驶向泗里街。黄纪作也同意后者的主张，决定用水路去(其实用水路条件不具备)。
会议后，黄纪作派范国强、黄赛莺带了五位战士，尖兵陈虎、
海燕、蒂玛和二位比达友同志国民和庆云去成邦江福州芭处理联络兼搞粮食。在途中，他们跟敌军发生2次驳火，他们直接割向印尼边界老点一带，取出贵重的物品，兜转了二十多天抵达英吉里利。又沿卢巴河而下，船划了一段路程停下。范、黄就打发5位同志去实巴荷(Spoah)联络(那里有拉让江下游武工队派来的黄国华等联络员)，自己则留下准备离队。73年9月30日，范、黄俩向英吉利里警署自首。
五位战士走了2天到达木中，10月8日阿浩阿纳鲁东(国民)和阿布阿纳马拉(庆云)却放弃武装。向木中当局投诚。剩下3位同志继续前进，10月10日，他们被跟踪的敌军遇上发生驳火，3位同志被打散了。10月11日，张秀芳(海燕)在搭巴士过程被捕。10月12日，陈爱娘(蒂玛)被追踪的敌人袭击而牺牲。最后只剩下陈双佑(陈虎)一个，他还要继续坚持下去。10月15日，在实巴荷又遇到一位马来坏蛋的出卖，陈虎同志突不出敌人的包围，在同敌人搏斗中牺牲。於是联络拉让江的任务就告吹了。
第二节 “和谈”开始
一、谈判的前后过程
在黄赛莺他们没有按时回来，又感觉到周围有敌情，黄纪作他们就转移向成邦江方向。1973年10月3日深夜，队伍内有一位叫丘白胜(进武)的，却偷了革明的枪走掉。部队又转移，在靠近卢巴河的西南潜伏下来。10月10日傍晚6时，他们看到飞机在上空盘旋，而且听到黄赛莺的声音在上空播话，呼吁黄纪作等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黄纪作听到呼吁，当场落泪!
毋庸置疑，黄赛莺他们已投诚了，黄他们的离队下山，给纪作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看来周围的敌情还紧。再说，警卫工作队剩下的同志也不多，而且绝大部份同志也缺乏信心再坚持下去。
如何克服眼前的困难与问题?黄纪作提出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要突围坚持下去是可能的，再坚持3、5年也是可能的，但将会造成更大的牺牲。看来这一方案不是良策。(二)跟政府进行谈判，停止武装斗争，出去开展公开合法斗争。黄纪作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认为出发点是为了同志与群众的利益，万一错了，他宁可背这个黑锅。
跟其弟黄纪权和干部蔡爱友商量之后，黄纪作就策划有关出去谈判事宜。
黄纪作给两位联络员各带两封信。纪权带的两封信，一封交黄纪晓，一封是去古晋给首席部长耶谷的信。张和云带的两封，一封去拉让江给洪楚廷之信，另一封也是给首席部长的信。
1973年10月13日上午，两位联络员从森林营地出发后，公路搭巴士。张和云的形态装式引起打票员的疑心，被告密，而被抓进了英吉里利警察署。张告诉当局要跟砂拉越首席部长进行谈判，黄纪权在邦督也被截住，他们俩立刻被用直升机秘密送往古晋。
当天下午首席部长耶谷在古晋中央医院收到黄纪作给他之信。傍晚，他立刻接见了黄纪权与张和云，并表示愿意接见黄纪作，越快越好,地点可用在成邦江的省公署。耶谷也复了信交由纪权转交给纪作。
次日下午，黄纪邻把两位联络员载到西连路29哩。在纪权老家一带，他联络上了纪晓，并带了纪晓给纪作的信件。
联络员回到森林营地，纪作看了信件中有一篇是文铭权《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附录一)的文章。看了这个文件，黄纪作越感到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据他说“是完全合乎文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的”。
10月19日傍晚，黄纪作带了3位身边人员抵达成邦江的省公署。
次日上午9点25分，谈判就在第二省成邦江(后改名斯里阿曼)的省公署进行。
北加人民军的代表有黄纪作、其四弟黄纪权、警卫队长蔡爱友和战士张和云4位。政府一方的代表有首席部长耶谷、Encik Wan Sidek、Encik Abang Yusuf Putih、Datuk Hj. Hamdan Sirat、Tuan Ibrahim Bin Mohd Noor、Tuan Hj. Mohamad Amir Bin Yaakup、Encik Azizan、Tuan Haji Alli Kawi、Encik Fauzi和黄纪邻。
1973年“和谈”，正式的谈判时间只有2个小时，最重要的内容是10月21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附录二)。
值得一提的是，黄纪作无视党的纪律,在事关取消武装斗争,解散军队的重大问题上未争取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就擅自出去谈判。同时，出去谈了就匆忙的签署《谅解备忘录》。
谈判之后几天，黄纪作就安排出人下山。在他的指示下，10月
25日，警卫队就出了10位成员。这是73年“和谈”后的第一批出人(不包括已出的纪作等4位)。接着，11月16日，第二省又出了5位。
这是“和谈”行动在第一、二省的第一期计划宣告顺利实现。
在政府当局看来，当时黄纪作处在那样艰险困苦的环境，被迫作仓促的“和谈”，未得北共中央其他领袖的同意与认可，实际上不能代表北加共产党，他只能代表个人，或者代表一个小单位。显然的，这样看待对黄纪作是很不利的。
在“和平”行动期间，政府成立以政治部为主的行动委员会来处理“和平”行动的问题。在第一期计划结束后，这个委员会有开会，做出以下决定：以《谅解备忘录》的条件与精神为基础，在第一省与拉士贡地区加以推行一切行动;不再跟整个党或一个组织进行正式的和谈，却以领袖或单位的个别来处理;加强实行军事行动或心理战的压力，通过黄纪晓把第一省北加人民游击队叫出来，最后迫林和贵出来。在拉士贡地区，设法联络上洪楚廷，劝他接受和谈，等等。
二、洪楚廷的态度
黄纪作在安排其弟纪晓在第一省执行“和平”行动计划的同时，1973年11月4日，他带了张和云飞抵诗巫。
在诗巫，政治部袁悦凌、周威廉，同黄纪作安排在拉让江地区执行“和平”行动的计划，他们拟定以下决定：立即冻结在泗里街沐鲁都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方便处理联络;安排黄纪作的联络员去联络，设法把有关之信交到洪楚廷等领导人手上，并安排跟他们见面。
黄纪作分别于10月28日和11月7日给洪楚廷写了两封信。
(一) 1973年10月28日的信是这样写的：
“ 101同志(注一)：
你好!同志们好!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文主席身体健康!
(1) 我曾于数月前寄给你 08-02-73及 09-04-73两封信，不知你有收到吗?
(2) 最近我接到文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问题的指示，
请你们认真研究。我完全同意文同志的观点。
(3) 按照我根据一、二省情况的分析(三省情况你们比较清楚)，我们
的武装斗争正遭遇极大的困难。我们非常需要改变斗争形式,也就是从武装的改为和平合法的斗争，以便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4) 由于和你们联系很困难，我们本单位又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
下，我已和首席部长接触举行会谈(请看双方所签的备忘录)。这次会谈由我主动提出，条件也由我主动提出，谈的结果也达到了我们的最低要求。
(5) 我认为改变斗争形式，将使我们从孤立的地位摆脱出来去开展
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我预料，如果搞得好,我们能搞得比1962年联合党时期更出色。经几天接触的结果，我初步觉得耶谷是个民族主义者，是我们应争取的盟友，而且只要我们改变斗争形式，和他们合作的条件是具备的。
(6) 只有大踏步地后退，才能大踏步前进。只有放弃这一次的武装
斗争(因为它已处于孤立的地位)才会有经过充分准备的、
全国范围的、国内外条件有利的第二次的胜利的武装斗争。
(7) 我们的新口号应是“重返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继续进行政治斗争，继续为人民服务。”
(8) 按现在的备忘录，我们所有的队员在出来后都享有马来西亚公
民或外国侨民同等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到沙巴、第四、五省等地寻找生活，搞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9) 在条件允许时，我们应争取开展全国性反黄运动，争取和平的
运动，因为我们达致的只是初步协议而已。
(12) 在接到我这封信，你们各单位就应停止主动出击，另方面我也
要政府方面停火以利于磋商，和减少双方的损失。请在接到此信后停止一切除奸行动，以利于双方和谈为期半年。
(13) 贝坤同志方面不知你们能尽快通知他们吗?总之，关于三省方
面的事情将和你们磋商后再决定。
(14) 进行和谈的做法，我认为是完全合乎文主席指示的精神，以及
拥护中马建交的运动等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10) 以上这些措施不知你们会同意吗?我准备在曙光(张和云)和你
们取得联络后和你们面谈。
(11) 为了使我能争取各武装单位的支持，政府方面是会给我们方便
，因此，我有许多方便条件去和各单位的会商。你们若有什么新的条件，我们也可以和政府方面再次举行谈判实质的。
102(注二)1973.10.28
注一：101是洪楚廷的通讯代号
注二：102是黄纪作为通讯代号
(二)1973年11月7日给洪楚廷的信是这样写的：
“洪副主任：
你好!同志们好!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文同志身体健康!
我已于今年十月写信给砂州首席部长兼行动主任耶谷阁下，表示在他的书面方式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与自由的情况下愿意与他会谈，而且会谈万一不成功也允许我回返森林。首席部长的回信给了我这方面的保证。接着，我们于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在成邦江举行了会谈，并且签署了初步协定。(即《谅解备忘录》)。这个初步协定也达到了我的最低要求，现在寄这份文件供你们研究，你们若有其他不同意见也可提出来，我们将以这个初步协定为基础进一步与有关方面举行会谈。
由于签署了这个初步协定，政府方面将提供方便让我与各人民武装单位进行磋商。三省的问题当然必须和你们商量后决定。
我希望你在接到我这封信后能来见我，面商一切。并给于你及随员的安全及见面后重回你的工作岗位的自由，我认为不成问题，拉让江特别保安区的政治部主任也再三作出了保证。
请你在接到此信后，停止锄奸，也停止主动出击;但停止计划尚未安排好之前，必须保持警惕以免损失。
曙光的准字和武四是在我的安排下，由有关方面发给他的。其他详情可和曙光同志面谈。
为实现本州和平及继续为人民服务而努力!
黄纪作派张和云带了给洪楚廷的信在伯特利联络上了民运组同志。接着，也联络上了黄理生。黄理生当时是省委级干部，是下游武工队宣委。
黄理生获悉这一重大讯息，於11月13日傍晚自行去到由政治部安排的地点跟黄纪作见面。会谈的结果，黄理生接受黄纪作的意见与决定。
回营地后，黄理生决定:1，他设法去找和见洪楚廷( 包括带上信件)，争取洪出来见黄纪作;2，在11月21日之前，重组他的属下单位，并集中在沐鲁都的冻结区;3，派个联络员跟泗里街政治部保持密切的联络;4，要同志们解除武装，把武器藏起来，分散到群众中去住或从较深入处转到群众家附近住下。
11月中，黄理生通过关系在民丹的东南坡后山找到了洪楚廷。
正当拉让江硝烟弥漫战犹酣，却突如其来一个“和谈”，洪楚廷受到强烈震撼并感到非常的突然。他感到非常“突然”是有二个根据：大约一年前洪楚廷有写信给黄纪作，禀报关于州长的儿子有提出要和谈的情报，在黄复信给洪的信中说“没这个必要”。既然“没这个必要”，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突然变得“有必要”了?!再说，1972年中那次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会议没有谈到和谈问题，怎么才一年出一些，就突然冒出这个问题?
当时拉让江的革命武装斗争正以磅礴之势蓬勃展开，武装斗争才开展不久，怎么突然要放下武器，将其全部毁掉，把全部人送出去，搞所谓“公开合法斗争”?这对拉让江地区武装斗争来讲，真是突响的惊雷!
洪楚廷怀疑黄纪作有革命立场问题，他问黄理生对这方面的看法如何?理生表示看不出什么问题。
面对一个事关革命武装部队存亡的重大问题，要做决定性的抉
择，真是伤透了洪楚廷的脑筋。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紧张艰苦的分析研究路线问题。他尽量争取所能争取的意见，反复进行思考之后，洪楚廷写一封信给黄纪作，信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坚持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也强调处理革命重大问题，一定要特别慎重，特别是得到文铭权和林和贵的同意。信由黄理生带出去，洪还交待理生不必太快去找纪作，多争取各方意见，多争取时间思考商量和研究对策。但理生却很快去找纪作，并带回一封纪作给楚廷之信。信大意是，革命虽有可为的一面，但要触礁时，革命航船还要开足马力驶去，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纪作也再一次表示，要楚廷大胆出去见面，不必多心多虑。同时，理生还带来了文铭权的《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文章。
面对重大的问题，要弄清情况，自然会想面谈。洪有要求黄进森林见面，对方也答应了，会面也准备了。但后来又藉词推托说:“没有安全保证”，坚持要洪出去。洪楚廷想到要利用《谅解备忘录》实行妥协。出去还可能返回部队，而且提出出去要见林和贵等的要求，他们都答应了。又想到不出去恐怕不利于实行妥协和内部的团结，等等。於是洪楚廷终于决定出去见黄纪作。
11月20日，洪楚廷出去见黄纪作。洪明确指出，我们还是有坚持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停止武装斗争，全部出去是错误的。因此，洪楚廷主张，必须留下(包括第一省)一部分精干坚持武装斗争，待机而动。当时纪作对楚廷之主张表示同意。
洪楚廷见到黄纪作时，觉得他缺乏革命的热情和责任感，也难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重大问题也研究得很不够。当洪表示《谅解备忘录》中得到的东西太少时，黄却表示激动和不满，扬言自己是“弱者办了强者的外交”。黄多次强调，他和如何争取公民权。一个公民权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部队可以轻易加以解散?而用无数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枪杠子可以轻易的加以销毁?黄纪作在同洪楚廷的讲话中，他也表示自己没有立场问题。
既然黄纪作承认在第二省面对“极大的困难”，人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以不恰当的组织方式独断、不恰当的时机提出“和谈”，是不是遇到困难，信心不足，或是立场动摇?甚至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革命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兜售不革命或反革命的货色?
在洪楚廷出去期间，他原想也去第一省找林和贵。但政府却推三托四，借口什么“没有直升飞机”等，而加以拒绝，就连要见王连贵也不允许。由此可见，政府不希望让楚廷去联络，怕详情被掌握，而改
变初衷，对他们都是不利的。
由于组织不健全，各省份的通讯联络还有不小的困难，基本上大家长期处于各自为战，彼此情况不明，特别是第一省林和贵的态度如何也未能了解到。同时，对黄纪作也了解不多，面对他还有一定的信任，则增加了对搞通路线问题的难度。当黄理生再来联络时，洪楚廷又收到一份据说是文铭权的信件，信件其中一点说:“形势变了，我们的斗争策略就要相应作出改变或者侧重面有所不同，或者是整个的修改……。”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特别是“和谈”出现后，若不调整与改变政策，武装斗争必将遭到敌人一次严重的军事与政治进攻，军队内部势必出现一次严重的分化淘汰,华区阵地也很可能遭到一次严重破坏。而当时边区基地已放弃，国内武装斗争基地未建立起来，民族区的粮食问题也难以保存大量的武装力量。这样，主动留下精干分子坚持武装斗争，把缺乏条件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主动复员。这种“精兵简政”的办法,不但对武装斗争有可能坚持得更好,又能更好的利用公开合法斗争。考虑到这些问题，洪楚廷对改变政策、实行妥协下了决心,他同意留下少数精干坚持武装斗争，只得把大部分人员撤出。
12月上旬，第一批40人是出了,但还是争不到什么利益。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已不可能做出新的让步，也不可能不利用《谅解备忘录》。於是洪楚廷就提出要政府公布《谅解备忘录》，以保证回返家园的复员人员的一点合法权利。但政府却反建议，要求部队人员全部出完后才公布。双方为此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弁。最后，双方都做了一定的让步，签订了《君子协定》。
《君子协定》是安排《谅解备忘录》公布后，如有再出人的时间规定。
1974年3月4日，《谅解备忘录》公布后，拉让江只有出7个人员，而且还留下了121位武装同志。周威廉、袁悦凌政治部他们骂洪楚廷等违背了《君子协定》。
拉让江地区最后一批是4月23日撤出。这样，在“和平”行动中，拉让江共出了265位销毁武器 265支。
洪楚廷在“和平”行动出现后，不能立即认识到黄纪作思想立
场和路线问题的严重性与破坏性，不能坚决地反对和批判，反而决定“出多留少”并利用《谅解备忘录》，把没有条件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送出，这助长了右倾投降风，使革命遭受更大的破坏损失。
三、文铭权发表声明
1974年，北加革命出现了一股激浪凶猛地冲激着整个党军，使革命的处境岌岌可危!3月4日，政府公开宣布“和平谈判”和《谅解备忘录》。
在中国的北共主席文铭权收到这一举世瞩目的讯息，3月9日，他立刻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了郑重的声明。
这“声明”指出，1973年的所谓“和谈”，是一个背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件。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的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他号召北加所有游击战士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好好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高举革命红旗，继续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斗争形式，继续奋勇前进!
同年9月30日，文铭权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唯一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坚决反对目前在我国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坚决反对不惜严重破坏党组织，搞毁自己的军队、把用人民鲜血换来的武器，奉送给敌人的背叛行径;坚决和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谬论作斗争。我们党号召全体党员与革命群众坚决和叛徒划清界线，肃清他们的影响,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大道前进。”
文铭权在《声明》中又指出：“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纲领不能改变。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的道路也是不能改变的。”
而黄纪作自圆其说：“按照文主席的指示精神，及我对当前国
内形势的分析，我们务必急需改变斗争形式，才不至于完全的脱离群众”。
其实，黄纪作收到这篇“指示”(按黄纪作所说)是在他决定进行“和谈”,派其弟拿信给首席部长之后才收到的。这份“指示”，不过只是为他的“和谈”信念，寻找借口而已。
黄纪作通过销毁武器，把游击队人员奉送给敌人的“办法”来“改变政策和策略”，不但得不到党主席文铭权的支持，反而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而黄纪作听了文铭权的“3.9”声明后，公开驳斥文铭权是“脱离北加革命实践”在“说梦话”。
文铭权的“声明”对洪楚廷、曾佩雄等170多位留下的同志是打了兴奋剂，鼓舞大家更有决心与信心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进行革命斗争到底。
四、林和贵的态度
黄纪作派其弟纪权也很快联络到了黄纪晓。1973年10月27日，黄纪晓带三个人从西连一带出来。
此后，黄纪晓就设法联络第一省北加人民游击队的各中队和各地的民运单位，劝说和安排他们放下武器，回返家园。
林和贵是第一省最高领导人,也是北共国内的最高领导人。林和贵跟黄纪作不久前在海口区开过会，并没有谈起和谈的问题，一年多后却突如其来一个“和谈”!
“和平”行动对第一省同志打击很大，它的出现宛如平地一声霹雳，使人难以置信与接受，不知所措，正当人人心慌意乱之际，黄纪晓等到处招摇劝说。在大家情况不明、人心慌乱之际,这样，从西连到打必禄一带的北加人民游击队三中队、海口区的一中、石隆门的四中，石角的五中和各地区的民运工作人员大批的拉出去。到林和贵2月6日正式派代表去见首席部长时，第一省已有大约三分之二的部队人员已出到了外边。
1973年底，74年初，林和贵还在马当山区。1974年1月中，林和贵收到黄纪作通过电台发出的密码，并获悉黄纪作要他派人出去联络。外边的小小天地已大闹了两个多月，大批人员也被拉跑了，怎么林和贵这时才懂得，令人生疑?
这时，林和贵才不得不召集同志开会，他指出黄纪作的“和谈”是叛变投敌，走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要求大家站稳立场，坚持革命，坚决批判这一错误路线。
林和贵指派陈禄贵和陈松青带领一批28人撤向海口区地带。留下的部队主力、战斗员、警卫员和各工作机关人员整百人，他带领大队向朋尼逊路转移到老路坚持，再不行的话就准备转向印尼边界去坚持。
但在那股逆流汹涌的冲击下，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甚至有的干部带头先出，像林和贵身边的干部陈xx、蔡xx、李xx、杨xx和大山等都跟着不告而别。此时，林和贵也动摇了。他讲，今后要以非武装斗争为主，但要坚持一部分武装力量以相配合。
那时，林和贵没有公开表示要出要留，内部也没有明确的政策。当时多数同志认为出去是不对的，但要留下又没有信心，因而大家思想斗争很激烈。一个叫坚明的西加同志斗到神经错乱，大跳舞，被送进神经院。另一位叫笔山的西加同志也精神错乱到开枪打死自己的同志。
文铭权发表“3.9”声明，看来好像林和贵准备要留下来。在其队伍倒回石角区的上湾头驻下时，林和贵召集几位省委级干部,他提出若要留一批人员，问谁有决心与信心，没有人表态。林和贵派曾佩雄去找最有战斗力的第二中队的2小队人留下，但他们都不愿意留下。林和贵看到这种趋向，林又犹豫动摇了。
在“和平“行动期间，反动当局大造反革命的心理战，大力渲染出来的前同志是怎样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是怎样的“自由”，刊登洪楚廷跟政治部袁悦凌的“友好”谈话照片，似乎给人觉得洪楚廷也出来了，拉让江地区都接受“和谈”行动计划。另外，反动当局又动辄施加军事行动的压力。敌军暂时撤离马当山区半个月，在林和贵没有反应之后，他们立即又派驻更多的军队向林和贵施加压力。令人愤懑的是，竟在“和谈”期间，即74年2月7日，发生了流血事件!当晚有28位同志乘船前往海口区，在青山海口区遇上三艘兵船，遭到了袭击，造成朱云辉、黄佳美和韩佑快三位同志牺牲，其余全被扑。(参阅附录“小船哀歌”)
林和贵对自己去留公开上没有明确的态度,在安排曾佩雄、潘瑞清带领一部分坚持留下进行武装斗争之后，他最终於3月28日选择了出去。砂罗越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在文铭权不在时，主要由林和贵发动起来的，但在“和平”行动前期批判黄纪作的林和贵，却在文铭权“3.9”声明公开批判黄纪作后，林和贵还出去!如果林和贵是彻底革命的话，他不但应公开批判这一错误路线，并要坚决留下来，而不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
从以上事实的演变，可以了解到林起初对“和谈”装不懂，任由取消武装斗争的恶浪去冲跨武装力量;在不能装不懂时，他就马上在属下开展反对和批判;当见到他属下不少的干部和同志决心出去时，他更抛下同志和不顾文铭权的反对，决然地带头出去，又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他也许以为这样的做法，可以把他不要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错误和责任推给黄兄弟，推给洪楚廷和他属下的同志，但天下那有这样方便的事?
“和平”行动在第一、二省共出了305位，被销毁的多种枪支(不包括第三省)224支，各种子弹4390发，地雷、手榴弹等爆炸物共28个。
“和平”谈判后的结果，使我军人员损失将近80%，损失大批
武器装备，使我军以及革命群众的士气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和创伤，使
北加革命武装斗争遭到空前严重的挫折。
第三节“和平”行动结束后
一、第一省留下 52位
开展了八个多月的“和平”行动，终于在74年7月4日宣告结束。
在这之前，林和贵获知拉让江地区有留下一股武装力量坚持斗争，他也希望第一省同样能留下一部分武装人员。当时乌云密布、妖风狂吹之际，没有多少个干部和战士主动愿意留下来。倒是有一部分西加的同志，他们在砂拉越无亲无戚，怕出后会遭到政府的迫害，宁可留下或投靠印尼共。作为领导干部的潘瑞清认为印尼的西加同志为了北加革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但我们作为本国的北加同志更应留下，有责任带领他们一起战斗。另外一位领导干部曾佩雄，原本是出去的,但当他看到潘瑞清希望另有一位领导干部留下配合他时，他就毅然留下，带领同志们一起战斗。
林和贵安排曾佩雄和潘瑞清等52同志留下，并要他们至少坚持3至5年，等待时机，同时跟曾和潘等处理了往后多方面的联络办法。
7月5日后，第一省坚持下来进行武装斗争的52名名单如下:
(一)在伦乐与边界一带活动的15位：
1，官木荣(何士曼、李立峰)2，黄元兴(黄锦隆)3，吴芝顺(李长春)4，苏亚扁(苏英乡)5，刘佑桃(何毅慧)6，蔡玉平(蔡亚强)7，郑美娥(郑佩坚)8，韩鹏发(杨志坚)9，官德添(蔡汉辉)10，叶润新(陈赤明)11，温和海(温燕林)12，何水莲(苏红梅)13，吴梅花(赵林峰)14，陈振和(陈亮)15，刘和海(刘宴文)。
(二)在马当山与三巴里山区活动的16位：
1，潘瑞清(曾广平)2，曾佩雄(张亚华)3，杨祖国(林快) 4，黄学钦(黄志伟)5，赖水圳(蔡存华)6，林玉燕(李丹心)7，黄桃妹(温锦青)8，林玉平(林武山)9，蔡永才(蔡武德)10，郑春霞(陈慧利)11，杨碧美(杨文武)12，刘水枝(刘伟华)13，李开劈(李志勇)14，余世达(余少波)15，田育淦(李北辰)16，潘瑞汉(廖发扬)
(三)在马当和石角区活动的13位：
1，廖增胜(彭文彬)2，朱木成(江英)3，黄祝妹(苏伟娥)4，吴玉珍(林明鸣)5，温水清(张继前)6，古桂金(廖永鸣)7，黄炽坤(马敬红)8，蔡莲香(李桂珍)9，黄月娇(李芳玲)10，林祝枝(钟江红)11，蔡月瑞(邱晓辉)12，郑和清(郑宝龙)13，黄月云(黄小惠)
(四)在朋尼逊路10哩等地区活动的8位：
1，温华祥(刘小平)2，池嫣当(林秀芬)3，沈仁忠(陈万红)4，吴国荣(吴汉明)5，杨文兰(杨孟兰)6，赖清红(林武劲)7，李乔英(江起劲)8，黄玉莲(黄雪花)
1974年7月5日“和平”行动后坚持下来的52位，牺牲16位，离队或叛变的17位，1986年被扑及谈判出来的19位。
二、拉让江地区留下121位
在拉让江地区，70年代初，一般同志还满腔热忱、斗志昂扬，对黄纪作提出的“和谈”普遍有疑问与顾虑，但由于水平与觉悟不够高，难以事实摆得清楚和道理讲得透彻。但基于大家基本上相信党，忠实于革命是留是出基本上服从于革命组织的分配。那时，大家的信念是，出去是革命需要，是为了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留下也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更好的坚持武装斗争。敌人用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要用革命的两手策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坚决要求留下来和坚决要求出去都是少数。有些要求留下来的，由于健康欠佳或其他原因，后来还是送出去了。有些原本希望能留下来，却又留不住。那时，出去的约占拉让江地区总人数的69%，许多是体弱或带病者或是根据需要者。
在“和平”行动期间，有6位同志(郑秋台、黄幼钦、黄国华、黄玉妹、刘贤超和江先和)他们选择了去中国。他们乘的轮船抵达中国黄浦江码头，却不被中国接受入境，只好返回砂拉越。
1974年7月5日后，在拉让江地区，只留下121位(约占
31%)，名单如下：
(一) OMT单位(指于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王连贵(怀远) 2， 黄祥云(劲强) 3，俞诗东(怀武)
4， 余清禄(求实) 5， 卢友爱(扬帆) 6，郑赛云(怀坚)
7， 刘仁祥(怀恩) 8， 李华健(志峰) Y9，朱宋盘(学恩)
Y10，雷月梅(红坚) 11，江秀娇(新苗) 12，阮赛兰(志方)
13，梁娇芳(勇劲) Y14，江玉英(百炼) Y15，潘启坚(反修)
Y16，林贵美(怀全) 17，邵火祥(志武) 18，余碧兴 (增坚)
Y19，余志发(学愚) Y20，沈秀琦(坚持) Y21，江海佳(民军)
22，洪惠莉(劲草) 23，黎嘉文(怀民) 24，吴贞美(三民)
25，杨云庭(武东) 26，高夏远(怀学) 27，高永发(向恩)
28，黄天火(向前) 29，江祝英(意坚) 30，郑珠英(海燕)
31，梁桂仙(怀锋) 32，黄焕娣(思远)
注：当时在OMT的32位，后来牺牲9位(Y记号)，坚持到1990 年
10位，中途离队13位。
(二)MR(中游)单位(指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 林其清(怀军) Y2， 黄理行(尖兵) 3， 李瑞金(武波)
Y 4， 陈干共(怀鸽) 5， 许保业(学民) 6， 叶绍国(毅强)
7， 李金焕(风雷) 8， 许月珠(立远) 9， 蔡美英(思英)
Y10，吴贞香(思晶) 1，刘赛凤(兰青)Y12，Sinia Ak Ubong(学峰)
注：当时在MR的12位，后来牺牲4位，坚持到1990年5位，中途
离队3位。
(三)DR (下游) 单位(指74年7月5日在该单位)
1， 洪楚廷(学群) 2， 卢宝兰(永红) 3，刘昌心(志坚)
4， 陈光德(毅坚) 5， Ubong Ak Nuing Y 6， Burang(武群)
Y7，蔡安明(华联) 8， 余汉文(保国) 9， 刘祥勇(忠勇)
10，张延居(铁汉) 11， Aju Ak Ubong(武英)
12，Serijin Ak Ubong(冲宵)Y13，姚银花(向阳)
14，谢水源(红兵) 15，黄长安 (强汉) 16，毛巧兴(一心)
17，陈日强(勇斗) 18，黄美华 (革红) 19，方孝章(耀武)
20，黄育灿(建国) 21，叶春理 (红阳) 22，杨祖华(学军)
23，黄珠英(立志) Y 24，孙剑平 (向东) 25，范碧芳(连英)
26，刘添福(志明) 27，谢惠莲 (邱平) 28，林树雷(持政)
29，吴德芳(学英) 30，李碧云 (小李) Y 31，刘小雄(学东)
32，黄招发(向东) 33，杨省智 (红军) 34，赖子铨(长城)
35，俞惠莲(明辉) 36，赖子发 (思忠) Y 37，黄华道(小坚)
38，黄玉芳(红姐) Y 39，詹赛琼 (向党) 40，钱功洲(益民)
41，林新化(红辉) Y 42，倪新聚 (峰火) 43，洪顺美(怀民)
44，吴松华(承志) 45，吴松英 (阿毛) 46，温贤定(杨会强)
47，刘扬彬(活学) 48，张淑英 (张秀琴) Y 49，卢春新(忠民)
50，江盛材(发扬) 51，吴庄贤(战明) 52，王伟忠(思武)
53，刘志明(夺武) 54，张锦兴(征远) 55，张碧云(胡兰)
56，何可兰(斗争) 57，张瑞泰(高岩) 58，黄金凤(朝光)
59，吴孟康(夺武) 60，卢方理(火苗) 61，吴德松(爱国)
62，池贞芳(穷红) 63，刘月兰(曙光) 64，许仲铁(铁兵)
65，翁仰恩(卫国) 66，刘赛莲(怀英) 67，刘华荣(图强)
68，陈世灿(江晖) 69，詹雪娇(武英) 70，高月隆(小虎)
71，王广清(奋勇) 72，卢美珠(小兵) 73，吴德顺(吴云)
74，张德豹(立新) 75，吴良鸯(小红) Y76，李道进(鲁青) Y77，何秀云(战荣)
注：当时在DR的77位，后来牺牲12位，坚持到1990年22位，中途离队43位。
第四节 “和谈”与和平行动的结语
一、“和谈”与“和平”行动的产生
出现了“和谈”和和平行动，最重要的动力是源於黄纪作在面临个人艰险时对革命和武装斗争立场的发生动摇、缺乏党性组织纪律性和争夺个人领导权的思想。党中央的不健全和林黄的不团结，使黄纪作的行动不会受到必须的约束，而能胡搞乱为。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和谈”与和平行动。
二、“和谈”与和平行动的目的
黄纪作是很有名望的公开领导干部，他不满与不信任林和贵的领导，要通过海口区会议削弱林的领导权又不能实现，会议之后又不是从速奔向自己的重要工作岗位，而且长期逗留在不该久留的地方，结果炮制出通过“和谈”停止武装斗争和重返社会，搞公开合法斗争为人民服务的怪招。他以为通过这一招，把党和军队完全搞夸了，由他重组，他幻想就可稳掌握领导权，并开展新的局面，结果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在武装斗争中，两次高层领导的不团结，都导致不是犯左就犯右的路线错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现象。
三、“和平”谈判的实质
从当时国内武装斗争的基本情况，即是多数同志有信心坚持武装斗争，广大革命群众还是支持拥护斗争，群众也没有要求和敌人和平谈判;我们和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共同利害关系;敌我力量对比更是非常悬殊的等等情况来看，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主动向敌人提出和平谈判。我们主动提出谈判，只有主动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反动派的气焰，鼓励敌人更集中力量向我进攻;也只有主动向敌人认输求饶。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动向敌人提出和平谈判的实质，就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背叛和取消革命和武装斗争。
四、“和谈”暴露了黄对林的势不两立
“和谈”刚开始，黄纪作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黄纪晓，一封给洪楚廷，通知“和谈”的事，唯独更高级的林和贵不写信通知，这是黄纪作根本不尊重、不顾林和贵的做法，也是主动公开决裂的显示。
在“和平”行动中，黄纪晓和洪楚廷在诗巫市的第一次见面中，他已认为林和贵立党为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被林架空，林突出自己而不突出老文(文铭权)。黄纪作还向曾佩雄、蔡南生等第一省干部宣扬他和林的矛盾是属於敌我矛盾，即使革命胜利后，还须经长期的斗争才能解决。黄纪作更向洪楚廷表露，要把第一省革命组织弄垮了再重组。黄纪晓起初就不要通知林和贵“和谈”的消息，而是见人就拉，以逼林投降。
黄两兄弟对林为什么那么仇深，这是局外人至今还是无法理解得了的事。
五、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走?
“和谈”与“和平”行动即然是错误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跟着走?这主要是当黄纪作的投降事件发生之后，以林、洪为代表的领导力量，没有及时加予反对和抵制，还有相当部分同志对艰险、曲折、长期的武装斗争生活还不适应，对武装斗争前途也不感乐观，加上不彻底的革命思想，就难於抗拒，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投降风而去。
六、是挽救还是破坏?
依照普通常识，实践检验是真理的。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依照黄纪作的路线办事，也还是未见其利反而是先见其大害，党政军人数猛减了约80%，利用《谅解备忘录》出的人还要被审问和被迫集体发表自白书;狱中五、六百人的斗争阵地也完全垮了，战友被迫忍辱含泪的出来;同志和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很大的打击;党军的威信受到很大的削弱，我们的敌人还在狂笑。而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更加的孤立无援，而且还面对敌人疯狂的军政进攻。如果那时我们完全依照黄纪作的办，那就还要立即宣布革命的破产。黄纪作30多年前所主张的通过和谈停止武装斗争，重返社会通过参加合法斗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而且他对这条路线还预料，搞得好，我们能够搞得比1962年时期的联合党更出色。可是30多年后的今天，黄纪作从未带领任何人去为革命搞公开合法斗争，还有什么更出色可言?如果要有更出色，那只有在新的革命气节里，新的革命风流人物，才有这种风光。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黄纪作1973年提出的路线，不是挽救了革命，而是破坏了革命。
当黄纪作认为他的“和谈”是无私的，但当“和谈”公开化之后，很多敌我友的人都把他的行为当作是向艰险低头的投降行动。即使感谢黄纪作的“和谈”救一命的人，也没有把他的行动视作为无私奉献。自古以来，我们坚信大公无私的英雄，必定是流芳百世，而不是遗臭万年。
第五节武装斗争走向低潮
我们的武装力量於1972年初完全撤进国内之后，国内的武装斗争于1972年达到最高潮。但高潮的背后却已笼罩着阴影;在非武装战线方面，在狱中的革命力量已呈现已益明显的分化淘汰，学运斗争也遭到严重的削弱，人联党内的资产阶级也是已投进敌人的怀抱里;在武装战线方面，在马印夹击下印尼边区的武装斗争已停止，国内民族区的武装斗争也因不易解决粮食问题而缺乏条件供大量人员坚持，武装力量在华区还显示了一时的兴旺，但却过于集中在华区的小天地里。而实际上在1971年第二省武装力量已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淘汰，1972年中之后第一省武装力量的分化淘汰也开始出现，1973年第三省武装力量主动投敌的也多至二十几名，国内武装力量有逐步走向分化淘汰的趋势，再加予主动与敌人“谈判”和签订停止武装斗争的《谅解备忘录》公布之后，武装斗争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使武装斗争正式进入了困难的斗争低潮时期。
在以上的情况下，黄纪作的投降路线一出现，洪楚廷就反对和批判，并号召坚持武装斗争，相信会有更多人留下坚持斗争，打击和损失也会更小。但还是不能避免，革命和武装力量出现一次大的分化淘汰和削弱。
七十年代初，在砂拉越所掀起的武装斗争是历史形成的，但历史的行程，也注定这场武装斗争是不能免的要走向低潮，不可免的要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是因为：(1)我们的武装斗争是较孤立的，不但在国际上几乎得不到物质的支援，在国内更得不到达雅民族的积极参加，致使敌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太悬殊。(2)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不够尖锐，即使最先进的华族，对武装斗争的决心也不够大，不易经受得了敌人的残酷镇压，而且敌人的社会改良还在不断加强。(3)多数的人民军指挥员、战斗员还脆弱，不易经受得了严酷和艰苦的斗争考验。(4)战略上的指挥不够统一和正确。(5)不断的受到内奸、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特别受到左倾幼稚病的破坏。总之，我们这支在当时还弱小、幼稚和孤立的人民军队，在与强大、老练和多援的反动军队的作战中可以勇往直前，不出现严重挫折，那是天大的奇迹。所以，1973年“和平谈判”和错误路线，它仅使这种斗争低潮和这种挫折更早更严重的出现而已。
附录一
目前形势和合法斗争的问题
(一)
先谈一谈世界形势以及东南亚形势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四大矛盾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但形势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帝在东南亚的失败，以及由于扩军备战，由于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不断地发生,这个一度极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已经大为衰弱。这样社会帝国主义与它的激烈争夺就严重地威胁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形势迫使它不得不设法从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暂时撤退或减少驻军，以应付其他问题。当然它不是心甘情愿的，只要有办法，它还是要赖在这些地方。这从今天它在东南亚推行的种种政策中可以看得出来，形势迫使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搞一搞缓和以应付它的种种困境和对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激烈争夺,并进一步为将来搞紧张作好准备。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美苏两霸都装出一付维护世界和平的姿态，搞了许多这样那样的会谈和谈判，签订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协定。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妥协，造成一定程度的缓和，在某些方面他们之间又有激烈的争夺，造成紧张的局面。但是它们的缓和是权宜的，争夺却是实质的。它们正在继续搞核竞赛，搞扩军备战，争夺世界资源，划分势力范围。它们搞缓和是为了勾结,而勾结则是为了分赃，分赃不均，则势必又要争夺。因此从实质上说这两霸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缓和，其缓和却在孕育着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很清楚，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帝国主义改变。帝国主义总是帝国主义，它在自己有力量的时后，或者相反，在穷途末路的时后，突然进行军事冒险，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威胁就存在一天。
由于世界两霸的勾结和争夺，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对两霸，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两霸的欺骗越来越不灵了。现在第三省世界已经纷纷起来进行捍卫自己民族权益的斗争, 他们和两霸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
总之，从世界范围来说正是：“天下大乱”。
目前，苏修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西欧大肆活动，为推销所谓“欧安会”十分卖力，在中东等地耀武扬威，大搞颠覆，如此等等。但其暂时的目标却是西欧和中东，它现在搞的是“声东击西”(周总理政治报告)一心把其西翼搞得安安稳稳。美帝也正在加紧在西欧和中东等地展开活动，摆开架式，准备和苏修争雄，以夺回它在这些地区失去的利益。这些情况说明，这两霸目前暂时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另一方面，苏修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敌人，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破坏性较之美帝更大。因此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适应世界革命的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灵活改变是完全需要的。
在上述情况下，东南亚的形势也有个的变化。只要世界形势没有突变，在相当的时期内，东南亚形势的相对缓和是存在的。
(二)
我们在制定斗争策略时，要看到世界的变化，要看到我们地区形势的变化，还要注意形势突变的在可能，尤其要看到我们地区形势发展的趋向,看不到这种趋向就不能进行领导。从我们的具体情况来看，着眼於形势的相对缓和的趋势是重要的。
在“马来西亚”由于内部形势的发展，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拉扎克集团的情况是不妙的。对外它被迫不得不搞所谓“中立化”，还摆出一付要与中国建交的姿态。对内外则做出某种程度的所谓“让步”,竭力扩大反动的统一战线(在砂拉越和人民联合党搞联合政府;在马来亚和民主联合党，马回等的勾结也如出一辙);大搞其在马来族群众中欺骗很大的什么经济发展计划;还搞一些缓和其他民族情绪的骗局。当然它并没有因此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基本政策。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系列措施是有欺骗性的,对稳定其反动统治有一定的作用。这些措施的推行，使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已有缓和的趋势。
拉扎克集团内部的大马来族主义思想顽固地一再冒头，不断地可以从其统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措施看得出来(主要表现在经济和其他文化教育两个方面)。但统治集团也看出这些反动措施是不得人心的。这可以从一些反动头子最近的讲话看得出来。虽然大马来族主义在统治集团内是深根蒂固的，只要他们设法“补救”，还可以制造出一些骗人的假象。
(三)
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些，才能跟上形势。形势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其具体内容也是复杂的。从总的规律来说，革命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要从低潮走向高潮，最后取得胜利。但整个时期有不同的情况，发展过程也有顺利和不顺利的区别，因而各个具体阶段也有高潮低潮之分。
武装斗争的开展标志着我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成立使我国革命斗争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最近武装部队的统一，对我国武装斗争也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这些并不意昧客观条件总是有利于我们的，总是不变的。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因此我们看问题，就要看到方向和前途，要看到当前的实际情况，又要估计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在估计革命高潮或低潮时就要承认其发展必然是波浪式的，有高有低，高潮之后会走向低潮，低潮之后必然会走向高潮，这样经过多次的反复，一直到革命取得胜利。然后另一个新的革命又开始了。其高低程度，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反复的次数要看各种因素而定。
我们的党是一个年轻的党，但他的前身砂拉越解放同盟却是经历了十余年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事业可靠坚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二十年来的斗争历史证明了我们的组织和同志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组织。我相信我们的同志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要求他们担负的任务的。我相信即使我们遭到严重的挫折或失败，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在某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绝对没有问题，绝对不犯错误。只要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同时也要承认如果搞不好，我们还可能失败。如果客观条件不顺利而主观上又犯错误的时后，低潮就会到来，而且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相反，如果客观不顺利而主观上不犯错误的时后，低潮即使到来，持续时间肯定会大大缩短。
革命战争发展规律也一样，不会平稳地顺利地一直朝高潮发展的，不可能也不会在经过一个或几个低潮之后，就绝对地无条件地向高潮发展。这和主客观的因素都有关系。从我国革命斗争形势来看，我们的武装斗争和过去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和当前柬埔寨反美爱国战争还是不同的，他们所处的形势不同，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虽然他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但就其同过程来说，高潮低潮的反复性较少，发展的趋势也比较平稳。我们的情况如何呢?在印尼对抗“马来西亚”时期，国际形势和东南亚地区形势都对我们十分有利，可惜的是形势发展得太快，而且对我们来说变化得很突然。印尼“9.30”事件后情况便不同了，而现在我们还要准备面对更艰苦,更长期及曲折的斗争。我们已经渡过十分艰苦的低潮时期，我们的工作已有一些进展，但真正的低潮还没有过去，而形势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有更加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如果我们的政策和策略不能适应新形势,我们就要再一次面临更严重的时刻,低潮还可能逆转走向更低潮。
(四)
我们说了形势，也谈了革命发展的规律，这里谈一谈我国阶级
形势发展情况。这个问题是和历史的以及当前形势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彼此影响很大。这是由于我们原来殖民地地位的改变，反动统治集团重新组合结果。由于统治集团推行各种反动措施，加速分化一批新的大小资产阶级的结果。
目前的阶级分化形势是：官僚买办(马、华、伊等族)逐步形成，并成了一个比较稳定阶级，但他们刚上台，反动本性还未彻底暴露，还有一些欺骗性。反动当局推行的所谓社会结构改革，将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产生一批新人的人为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主要是马来族)。其发展结果必然造成旧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华族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化。极少部份上升为官僚买办，一部分勉强维持，一部分破产下降其他阶级成分。这些变化形成了各阶级间比较复杂的关系。目前反动统治集团所搞的“中立”“缓和”为加速新的一批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方便条件，又由于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着趋向缓和的形势。他们的一些改良和欺骗性政策可能起一定的作用,减缓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分化。使它和他们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纳入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於是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新上的大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暂时处于水乳相融的时期,而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同反动统治集团的矛盾即可能暂时处于相对缓和的状态。
由于形势的发展,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策略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以工农联盟基础的统一战线具有更复杂的内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可靠的同盟。但因为我们各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密切起来，使得资产阶级对农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对资产阶级统战工作就有必要更加重视。
(五)
对农民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对兄弟民族的工作)过去我们已经谈得不少，这里我们谈一谈争取资产阶级问题(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按照毛主席的领导，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必须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就这三个问题谈一谈我们的实际情况吧!
1. 关于我们的力量问题。我们的武装力量比敌人小，这点是事实。这就决定我们不能争取资产阶级了吗?不是的，只要把广大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劳动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就有可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吸引过来。搞得好，甚至还可能把那些和官僚买办阶级有矛盾较大的资产级吸引过来。我们公开搞联合党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情况虽然不同，一方面是敌人加强镇压，一方面是我们的斗争已进入武装斗争阶段。在武装斗争初期阶段，我们的武装力量虽然还不是很大，基础也没有现在好，在那时后，资产阶级正在犹疑或者害怕。既然是这样，支持我们的群众还是超过支持敌人的群众，后来，王其辉等人背叛人民倒向敌人，中小资产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终于跟着他走了。这是因为:1，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2，敌我矛盾尖锐化;3，国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4，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系，在这个因素则完全可以按照我们对势力，对其他特点的估计来作出的。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样的原则:(1)继续争取或中立王、杨等,(2)如争取中立已不可能，尽量延缓他们背叛;(3)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提出当时绝大部分群众能够接受的口号，王、杨面对这样的抉择;要嘛就得继续跟我们走，要嘛暴露其背叛人民投敌的真面目而给予孤立，这样，受蒙骗跟着他们走的群众就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上述几个原则，我想当时还是可行的。总之，有正确的政策策略，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更有条件做好统战工作。
在估计革命力量,特别是估计支持革命运动的群众力量时,不要
以僵硬的观点去看待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但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里也是会分化的。力量的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估计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时，固然要看到群众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在估计群众力量时也要看到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的政策问题稍处理不好，影响很大，革命力量之间的变化就会很快。现在用不着回避，我们的革命力量是比过去小了。我们的情况是比过去困难了。
2. 中间力量的利益是什么?在谈判到这个问题的时后，我们不要忘记凡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比较久的地区。议会道路的影响就比较深，这些地方的民族资产阶级都比较难争取，我国的情况就有这个特点。
不言而喻，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他们只能接受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问题不在於我们是否反对他们参加，而在于他们以什么态度在限制范围内去反对反动派，在于他们是否坚持反殖、反帝、反大马。问题是他们究竟是站在我们一边还是站在反动派的一边。如果革命力量还小的时后，我们提过高的要求，提出他们不能接受的口号(正如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了)，就会加速他们改变原来就不坚决的反帝、反殖、反大马的立场。在这样的时后，当他们能在敌人的政策中得到一定的利益时，他们对反动派就会有幻想，就会把敌人给他们的议会道路作为至高无上的利益。这时要是我们反对竞选，势必造成和他们决裂的局面。决裂之前可以肯定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决裂之后群众就分化了。接受和资产阶级作这种决裂的群众究竟是少数还是多数呢?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我们是吃了亏的。
从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对中下层的群众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但随时间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当然会使敌人的真面目越来越暴露，官僚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发展起来，但这需要时间，敌人越狡猾，需要的时间就会越长。
3. 怎样才能向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取得胜利呢?目前坚决拥护(为了避免误解起见，编者特在“拥护”之前加上“坚决”二字)武装斗争的群众还不能说是多数。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武装力量虽然会逐步发展，支持我们武装斗争的群众必然会逐渐增加。不用说武装斗争是进行坚决斗争的最高形式，但用合法、半合法等较低形式也可以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如果以大多数群众能接受的方式，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并引导群众逐步站在我们这一边，支持我们的事业。
斗争形势有高有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只能从较低的形式开始，逐步趋向更高形式的斗争。斗争形式不能脱离群众的觉悟程度。有的群众能接受武装斗争形式，有的只能接受较低的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形式。接受较低斗争形式的群众还是大多数，因此，我们现阶级的政策，特别是合法斗争的政策，要适应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就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才有可能进行斗争,有可能取得胜利，从而引导他们前进。
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对于动员广大群众支持我们的武装斗争,对于争取资产阶级具有重大意义的。反过来，武装斗争的发展对于群众的鼓舞，对于他们斗争的声援是不可缺少的。不论武装斗争还是合法、半合法的斗争，都要开展群众运动，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才能发展和壮大。我们要向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就要进行武装和非武装的、合法半合法斗争。在目前情况下，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则非要合法半合法的群众斗争不可。特别是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小的时后，更要这样做。
上面说这许多，我想大概的结论是：(一)至少在目前，只要没有突变，没有阶级形势的新变化，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与形势和缓趋向相反的设想基础之上是不现实的;(二)对斗争高潮低潮的发展要有正确的认识。要认识到它的反复性，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三)不论是搞武装斗争或搞合法斗争都要依靠群众,搞群众斗争，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才有可能壮大武装力量。当我们力量还小的时后,要充分重视合法、半合法斗争的重要性。
(六)
下面再谈一谈合法、半合法斗争的形式和内容。
从形式出发，从我们的具体条件看,我们强调要注意合法、半合法的斗争，并不是不要武装斗争。相反，在当前条件下，合法斗争搞得好，武装斗争就会更有群众基础，就会搞得有声有色,以前我们在联合党中的做法和过去许多公开斗争，都是在当时条件下教育群众和争取群众的成功的合法斗争方式。在现在条件下,不能生搬硬套过去的做法。合法斗争的重要性要求我们根据新条件，创造新的合法斗争方式。泰国全国性抵制日货的运动也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合法、半合法斗争方式。它非常有效起了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作用。最近，我们在古晋的街边小贩请愿的斗争，要求虽很低，规模虽很小，却也是团结群众进行斗争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这一斗争不知是不是我们同志搞的,如果是的话，只要继续这样做，积许多这样的小胜利，以后就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斗争。(顺便提一提，可以不可以利用中马建交搞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规模较大的合法活动。)当然在斗争中要特别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要确保取得胜利，才有可能继续领导斗争。
至于议会斗争，你们的看法可能和我不一样，我想议会斗争是合法斗争中比较重要的斗争形式。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一斗争形式。其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会利用。究竟是让他指手划脚地领着群众走资产阶级的道路，还是把领导权掌握过来，引导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想，只要我们头脑清醒，不要幻想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无产阶级的专政，议会斗争还是可以搞的。(这一点在以前我曾同意)我们搞议会斗争不应该，也绝不可排斥我们暴露反动政权的本质，揭露他们所吹嘘的“议会民主”和“议会道路”，揭露他们的各种欺骗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形势不利於我们开展普遍的游击活动时，群众还犹疑不决，不理解我们或一时看不到武装斗争的前途时，而武装斗争又处于低潮时，合法、半合法斗争的重要性就会更加突出。相反你们是会有体会的。(较早时老大他们关于不退出联合党的决定我完全同意，很欣赏。)
那么武装斗争应该摆在什么地位呢?当然是应该把它作为最后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以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是必须着眼于我们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游击战、持久战。着眼于我们的特殊条件所要求的依靠发动绝大多数偏僻地区兄弟民族参加战争解决问题。战争越是持久，兄弟民族参加战争的问题就越显出其重要性，就越能证明争取他们，发动他们参加战争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观点的正确性。(关于建立根基地、游击战、持久战的问题，请你们研究毛著)。
上面说的关于形势，关于斗争高潮低潮的发展规律以及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等等，你们可能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提出来，就当作参考材料吧!
附录二
《谅解备忘录》
翌日(10月20日)黄纪作就跟首席部长签署《谅解备忘录》。全文如下：
砂劳越首席部长与北加里曼丹人民军
主任兼政委黄纪作签署之谅解备忘录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黄纪作氏在一封致首长的私人函件中，表示为了“恢复本州和平及终止战争，以便进行建设与发展”，他及他同僚愿意放下武器。该函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收到。在黄氏请求下，首长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二十日及二十三日，在成邦江政府政府跟黄氏举行会议。在这项会议中，黄纪作氏提议在下述考虑下，他所指挥的北加人民军各单位愿意放下武器，重返社会为人民服务：
第一部份
(一) 北加人民军队的马来西亚公民地位受到保证，北加人民军印尼国藉队员，在申请时给予马来西亚公民权。
首长解释在发给公民权方面涉及三类人士，第一类为那些人士他们是马来西亚公民。第二类为那些他们想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之印尼国藉人。第三类(如有)由其他外国人士组成。至于那些真诚为马来西亚公民，首长保证他们将在马来西亚宪法下享有公民权利。至于第二类人士，根据黄氏估计大约二十人，首长解释根据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应该把这些人遣送回国。可是，首长保证，由于情况改变，将把他们的马来西亚公民权申请，将在适当宪法条文下加以考虑。首长进一步阐明，所有重返社会的人士，将各自受到像看待任何其他公民权或其他居住在砂罗越外国人士同样的公平的对待。
(二) 加人民军队员获有机会参与砂罗越联合政府的管理。
在这项会议中，已向黄氏解释他们在从事合法活动方面，享有像任何其他马来西亚公民同样的权利。黄纪作氏在说明他这项请求时称，砂罗越联合政府成员党在下届大选中可以考虑他的一两名人士作为候选人，至于这一点，首长答复称，候选人提名一事完全由有关成员党来决定。政府不会选择候选人。他的一两名人被提名为候选人的可能性，可以由有关政党来考虑。
(三)在维护公安法令下拘留人士，在和平实现及人民利益下，应准他们重返社会。
首长解释维护公安法令授权有关当局可拘留任何人，如果他在砂罗越活动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经常检讨拘留人士案情，实际上，其中许多人已获得释放。那些尚被拘留的人士，如果政府认为他们不再对国家安全有所威胁，一定会考虑释放他们。因此这完全需看拘留人本身去接受国内情况的改变，决定作为效忠与爱好和平的马来西亚公民而生活。
(四)管制区将在恢复和平时撤销
首长保证在州内和平全面恢复时将顾到情况的改变而对撤销管制区问题作有利考虑。
(五)在过去殖民地统治时被递解出境赴外国的人士，在申请时答应给
他们马来西亚公民权。
首长解释了有关这项问题的国际惯例，并保证在马来西亚跟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将检讨这问题。
(六)政府考虑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合法化
首长解释在目前的情况下，联邦政府认为不允许任何共产党组织注册，跟国家利益不符。首长进一步解释联邦政府不可能改变这项政策，而且群众也不会接受这项政策的改变。首长相信在本国宪法现有体系内，任何人能够在不损失及本国安全情况下进一步贯澈人民的利益。
(七)他们组织内那些人员如要移居其他国家，应给他们必要的移居许可。
首长肯定这种请求将获得认可。
第二部份
设立一队出于自愿的先锋工作队，以协助政府为群众利益实现政府发展计划。
首长欢迎这项有建设性建议，并进一步解释称，目前州内已设有一个宗旨相似的这种团体。
双方同意北加共产党员拥有之所有武器弹药，应在双方管制下与监督下销毁。
上述谅解已记录在案，并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在成邦江政府官(现已改名为和平馆)达成。
拿督哈志阿都拉曼耶谷 黄纪作氏
砂罗越首席部长兼行动主任 北加人民主任兼政委
(附录三)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声明
(1973年3月9日)
同志们，最近发生了一个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事件，在这之前，我们党曾尽一切力量加以避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批人终於走上了向敌人屈膝投降的道路。尽管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被迫或被骗走上这条道路的。但作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能不严肃指出，这是一条背叛人民的道路。
我们决不回避事实，我们承认我国革命斗争确实遭到了重大的挫折。我们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的，这个背叛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我们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我们相当部份的军队被瓦解了，武器被销毁了。但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我们的党和军队那怕是在数量上减少了，却是更加精干，更加可靠了。
我们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作为我们神圣的历史任务，并把完成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作为我们的最低纲领。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买办阶级利益，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工具。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屠杀为维护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共产党人，野蛮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这个反动政权推行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在它的庇护下，外国大财团都纷纷前来大量投资，每年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巨额利润，封建官僚买办阶级也大发横财。所谓“独立”后的这么多年，劳动人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通货膨胀，物资飞涨，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反动政权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正在卑鄙的、有计划的把反动的奴化教育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反动政权是我国人民当前的革命对象。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解决它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更无法保证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灭亡的时间可能早些，也可能迟些，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加速它的灭亡。我们干革命为的是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的是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利益。形势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是不能改变的，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道路也是不能改变的。
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际形势不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国内，马来西亚反动政权同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来西亚统治阶级，在对外政策上被迫做了某些调整，高唱“中立”、“不结盟”的调子，在国内，则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但它仍然极端反共反人民，仍然积极进行对外对好外资，对内加强剥削人民群众的经济政策，仍然肆无忌惮的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因此，这个反动政权仍然是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总结出一条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的维护现成的国家机器，并应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辟了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鲜血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政党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走上了议会斗争的道路，所以虽然有三百万党员，几百万工会会员，几百万农会会员以及几千万同情者，但在反革命武装力量的进攻之下，几十万人头落地，革命队伍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免于遭难的兄弟党同志，掩埋好烈士的尸首，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总结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又继续前进了。远在拉丁美洲的智利，一度被修正主义者们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取得合法斗争的榜样，曾几何时，一旦发生反革命政变，阿联德政权一夜之间就垮台了。同志们，这些事实有力的证明：“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所谓“停止武装斗争，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的参加合法的政治活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是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
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必须要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要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就是革命的三大法宝。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维护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二者的相互关系”。二十几年来，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织。我们过去二十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们什么时后遵循上述教导去做，我们的工作就向前发展;我们什么时后违背上述教导，我们的工作就停滞不前。现在党成立了，军队建立起来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也初步形成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前进!我们能因为战斗环境的困难而藉口改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而取消无产阶级政党吗?!我们能因为发生了某些可能的叛变情况而亲手搞垮自己的军队吗 ?不能!绝不能!!
同志们，武装斗争道路我们已经走了十多年了，我们的党是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成立的。在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自己只有一支仅数十人的小队伍，武器又简陋，后来，发展成为几支在各个地区活动的较大的支队。十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反动派，每年付出了以千万元的经费，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反动军队，残酷的、反复的“围剿”我们，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这是因为我们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如果他们不积极送衣、送粮、送子弟参军，我们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事实说明，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尽管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碰到许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要克服困难，当然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只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并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否定和篡改这些普遍真理只能炮制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所谓政策和策略。同志们，敌人说我们被打垮了，是真的吗?不是我们几百人的一支队伍垮了，不是被敌人打垮的，几百支用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枪丢了，不是被敌人夺去的。同志们，我们没有垮，只要我们还剩下一个人，我们就要坚持斗争下去，革命的红旗是永远也倒不了的。党不但没有垮，在党领导下，相当的一批武装队伍还存在，我们将继续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我们将继续在城镇中开展群众运动，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我们清醒的看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武装斗争，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也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我们绝不会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它的反动统治极其不得人心，它正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敌人的疯狂挣扎表明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党在这里号召，在部队里的，在农村中的，在城镇中的干部和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所有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好好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高高举起革命红旗，继续奋勇前进!党将继续率领群众，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只要我们能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只要我们紧握枪杆子，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只要我们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让一切反动派和牛鬼蛇神哆嗦吧 !嚎叫吧 !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文铭权
(附录四)
1973年 “斯里阿曼” 和谈
-王连贵
（一）“和谈” 的形式
1973 年 10 月 10 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写信给砂州首席部长耶谷， 表示和谈的意愿。10 月 13 日 耶谷收到黄纪作的信。10 月 19 日 黄纪作和黄纪权等四人到达成邦江。10 月20 日开始谈判，并签了 “谅解备忘录” 。10 月 25 日 第一批纪作身边的同志开始放下武器撤出。
黄纪作早期是砂盟的中央委员，以及之后成为北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不顾，去和长期激烈对敌的敌人谈判，可以不必经过与其他高级干部的集体讨论决定。在没有和西部主要领导林和贵，以及东部主要领导洪楚廷的商量，就自行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这样的谈判形式是不可思议的，不论谈判的原因是什么，不论其结果怎样，这样的谈判形式是绝不允许的，在组织原则上是错误的，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再说，谈判仅仅一次和一天就签订协议，太轻率了!
照理一个组织的这么重要领导人的这么重要的一种主张和决定(与敌人谈判)，一定首先在最高层组织中进行反复重的研究，方可做出决定。如果集体决定要谈判，也得经过多次和相当时间的谈判。
即使黄纪作是以个人身份出去和政府谈判，也由于他在组织中的极重要地位，也会因而对组织产生巨大影响，也是不应该的，何况他以北加人民军主任兼政委的身份，就更加不应该了。
所谓的对某个中央领导人没有信心和不信任，以及跟其他中央领导人联络有困难等等原因，因而自作主张，私自行动，搞个“米已成饭”、“突然击”，这未免太过不尊重其他领导和其他同志，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作法，难免被人怀疑为借口之词。
（二） “和谈”的时机
革命过程中，与敌方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谈判是允许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谈判比较恰当。
1973年10月，黄纪作于耶谷政府举行的和谈时机会恰当吗?
第一，当时黄纪作个人的处境
黄纪作与林和贵1972年开会分手后，便准备倒回第二省，要去第三省与洪楚廷会合，路途中曾与敌兵驳火，并牺牲个别同志，加上敌情紧，到接近成邦江时，派黄吴等七位同志去与第三省同志联络，又有同志牺牲和被捕，连黄也意想不到投敌。在这样的处境下，黄纪作出去和敌人谈判，不能不令人对他产生各种怀疑，例如怕死、摆脱个人困境，等等。加上在那之前，他领导下第二省国内和边区的武装斗争，都面对一系列的挫折打击，已走向低潮。
第二，当时国内革命形势
1973年，砂拉越革命组织还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反对“马来西亚”的斗争和革命战争。
1973年第一省武装斗争形势还好。第一省边区武装斗争失败，以及第一省内遭内奸破坏后，1968年林和贵等同志回国整顿，恢复工作后，经过几年的奋斗，到1973年武装部队已经发展到约四百人，成立了六个中队，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相当的恢复。从上到下，没有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的问题。
1973年第三省武装斗争形势也还好。自从1968年开心建立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后，第三省革命斗争也从低潮中恢复过来。到1973年三支武工队人员已经发展到四百多人，非武装和地下工作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从上到下，也都没有人想放下武器和政府谈判。
狱中同志在极端不自由和残酷的逼害下，仍然有几百人坚持斗争和革命，甚至还准备越狱和准备把牢底座穿。
黄纪作领导的第二省武装斗争确实遭到很大挫折，从高峰时的近百人的部队，到1973年仅剩下约20人。
总之，虽然国内武装斗争面对局部的挫折和遇到不少困难，然而大体上还是处在发展和高涨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时候，提出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和谈，很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三，当时的东南亚武装斗争形势
1973年是东南亚各国人民武装发展比较高潮的时期。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的多支突击队，纷纷南下，在国内的几个州，不时展开战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的人民武装斗争也在蓬勃发展。尤其是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正打得烽火连天，取得巨大的胜利的时刻，根本没有和谈的气氛。
从当年黄纪作个人处境，以及当年砂拉越的武装斗争的形势，和当年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好形势看，1973年和谈的时机是不恰当的，是错的。
（三）“和谈”的内容
1973年黄纪作与政府的谈判内容是，“停止武装斗争，参加和平建设”。黄纪作私下也是主张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和平斗争。后来经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的反对，才改变原来主张，同意留人。
由于砂拉越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不论是砂解放同盟还是北共，都是坚持争取砂拉越独立的。因此，任何反对原来宗旨，站到对立的主张和行为都是被背叛，都是错误的。
因此，在1973年的“谅解备忘录”下出去，而放弃原来宗旨、赞成大马的，都是对自己原来立场的背叛。由于有留下部分继续坚持反对马独立斗争，所以没有完全错;坚持留下武装斗争者没错;出去而继续原来宗旨者，不站到对立面者也没错;而走第三条道路者，则另当别论。
（四）“和谈”的影响
从1973年10月21日黄纪作签署“谅解备忘录”到1974年7月4日的8个多月时间里，第一省出去者305人，第三省出去者265人，总共570人，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第一省52人，第三省121人，总共173人。就是说我们的武装力量损失了月百分之七十六。这无疑是个巨大削弱和打击，至于对革命士气的打击，那就更难以估量了!
和谈后，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监牢战线，没有了。长期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所受的打击之大，难以形容，其对革命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
至于和谈对广大革命群众，更是不可理解，产生对革命的不利影响，可谓至深且
巨。
对国际革命也会产生少许不好影响。
和谈的最大收获者是政府方面。在短短的时间内，不费一枪一弹，只花少少一点钱，就极大削弱了其对手，不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包括心理战方面)，政府在和谈后，对继续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疯狂的进攻，都是前所未有的。
实践证明了，和谈对砂拉越革命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和谈极大的帮助了敌人，和谈大大提前了革命低潮的到来，和谈加速了武装斗争的失败。
实践也证明，和谈并没有实现搞非武装斗争的承诺。今天，马来西亚政府也还不允许完全放下武器的马共搞非武装斗争。由此看来，远在1973年要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出去搞非武装斗争，只能是一种不实际的幻想。
当然，由于有了利用《谅解备忘录》的政策，出去的同志避免了被叛徒、逃兵的包袱，有的同志还有了解脱的出路，部分群众也避免了被进一步镇压和得到解脱，这也是事实。
总之，人们可以从和谈中吸取很多经验教训。
（五）“和谈”的原因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这是任何国家和革命组织所不能避免的，而1973年和谈时砂拉越革命过程中一次较大的曲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由于和谈是由黄纪作提出的，并未经与其他领导协商前已签下《谅解备忘录》，所以黄纪作应负首要责任。至于纪作为什么会去和谈，根本原因应该是他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方法决定的，因为同样一种客观环境，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意识和方法去面对，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客观的原因是，纪作当时所面对的处境和之前所面对的部队内部情况和群众情况，以及敌情，等等造成。
第二，其他内部原因
黄纪作首先找到黄纪晓，纪晓不但没有反对，而是积极配合执行。假设纪晓坚持反对立场，甚至抵制，那纪作会不会有所改变呢?或者纪作即使坚持和谈，影响会不会不一样呢?因为纪晓当时是北加人民游击队的总司令，西部的重要领导人。
之后，纪作又找到第三省领导黄理生，以洪楚廷为首的第三省领导，当时虽然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是对的，然而提出利用《谅解备忘录》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还是较快的配合了黄纪作的行动。
林和贵当时对纪作的和谈，在主要干部中进行批判，而他自己却没有坚定的立场，采取见机行事的态度，加上他的某些严重缺点，造成他对干部和战士缺乏凝聚力，而造成在关键时刻的众叛亲离，最后，甚至在文铭权公开批判和谈的情况下，他仍然出去，这显然是不对和不应该的。
当然，如果当时除了主要领导以外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水平更高些，局面也可能较好些。
身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文铭权，由于长期在中国，极少与国内联络，不可避免的也应该负他所应负的责任。
第三，政府方面，除了长期军事镇压外，同时重视政治攻势所起的作用。尤其是
当时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圆滑的配合。和谈是双方的，单方面构不上和谈。
第四，我们的群众基础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六）其他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假设纪作1973年没有出去和谈，而是按照原先他和和贵开会计划的，他和纪晓到第三省结合，争取建立鲁让根据地，结果会怎样呢?如是这样，第三省武装斗争很可能提前向第四省发展，甚至有可能向沙巴发展，以及重回印尼边区发展。第一省方面也可能重新向印尼边区发展，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就不至于在1973年遭受重大挫折而是提前倒退，还有可能砂拉越的武装斗争再较好的坚持多几年，给敌人更大打击的，如到时需要和谈，才有计划的组织代表团之类的进行和谈，结果应该会较好。
第二，有一种说法认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武装斗争也是不能坚持，也是失败走不通，因此1973年的和谈放弃武装斗争没有错。
1973年和谈后，武装斗争继续坚持了17年，还是失败了，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能用来做为证明，当年和谈停止武装斗争是否正确的根据，因为17年前与17年后的国内外形势与武装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不同。和谈17年后的1990年，武装斗争失败了，当年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造成武装斗争的失败。然而1973年和谈时的国内外形势，对武装斗争还是比较有利的。当年我们的武装斗争总的方面还处在有利的高涨时期，东南亚各国武装斗争也正蓬勃发展。
再说，纪作在第三省领导反对全面停止武装斗争而主张“出多留少”后，也改变原来的主张，赞成大部分出去搞非武装，留下少数坚持武装斗争。
我以为，看待历史，应客观的、具体的、社会的、发展的进行分析。现在行不通的，不等于过去也行不通;现在行不通的，也不等于将来也行不通。事物总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三，有一种说法认为，1973年和谈减少了部分同志的牺牲，似乎和谈不仅是 “对”的，还有“功”。
如果站在个人立场讲，这不但是事实，而且应该感谢和谈。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当时耶谷的政治手段的圆滑的配合。和谈是双方的，单方面构不上和谈这对革命应该是不对的。再说，为了一时减少部分人的流血牺牲而使革命道路更加曲折和遥远，所造成的牺牲损失是难以估量和更为巨大的。
再说，战争就是要流血牺牲，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是战争的本质。从古至今，那有不流血牺牲的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减少战争中我方的牺牲，尽可能的多消灭敌人，是军人的责任，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减少牺牲，如果是因为军队指挥员自身的怕死或怕队员的牺牲而向敌军投降，这无疑是不允许和不对的。军队是绝不容许投降的，如果允许投降，这只军队就比败无疑。
要革命就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要进行革命战争就要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没有牺牲，不可能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害怕牺牲就不能革命，害怕流血牺牲，就不要进行革命战争。当革命者被迫改变斗争形式时，被迫采取武装斗争时，你害怕流血牺牲吗?你只能放弃革命，甘当奴隶。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时，这个国家的政府由于怕流血牺牲，不进行反侵略战争，对吗?除非甘当亡国奴。
为了正义，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流血牺牲，从来就被认为是光荣的，马来青年英雄罗斯里·多比的斗争没有成功，失败了。然而他的流血牺牲仍然是光荣的，有意义的，仍然是英雄，永垂不朽。害怕流血牺牲，而放弃革命立场之举，不值得宣扬。
像砂拉越这样一个民族，而且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落后小岛国，要进行革命斗争，尤其困难曲折。因此，在斗争中犯错更难避免。我们不必回避错误，应勇于面对现实。
世界上从来没有没有缺点的人，从来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尤其是那些干大事的人，当领导的人，更如此。
(附录五)
小船哀歌
-海岩
~ 记1974年2月7日晚上提前离开椰林青山河口小船遇袭经过
1974年2月7日(农历正月15日)。青山河口的海面上，映照着七彩缤纷的晚霞。与往常不寻常之处，就是“老虎船”的巡逻忽然频繁了许多。同时河岸上还靠着好几艘民防队使用的长舟。
老虎船的马达声，划破了落日的海空，增添岸上人们不安的心情的海风虽然不是强劲地吹袭海岸，海面上也没有掀起惊涛骇浪，但是，河口上捕鱼的渔夫，心里的恐惧感，并没有消除。他们在慌忙收起鱼网后，便赶忙回航。渐渐地，暮色已降临。西边的天际的晚霞，已逐渐消失。
在水塘路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天明和松青两位同志不知正在商量什么?只见一位女同志走过说道：“这两三天海岸上老虎船加紧巡逻。今晚要出去，将会有风险。”只见松青同志若有所思，语言中带有点伤感地说：“我两个兄弟已为革命牺牲，我还能怎么样?”接着便说起几天前黄同志签署的那封信。只见天明同志语调坚定地说：“我们离开中心的时候，领导同志有指示，在没有得到他的指示，不可自作主张，出去参加 ‘和谈’ ”。松青同志缓缓地说：“信中已说得很清楚，政府军已掌握我们在这里的情报，如果在所限定的时间没有出来参加 ‘和谈’，军方便将要派军队来围剿，后果你们自负。”天明同志认为，我们不可参加 ‘和谈’。松青同志深知情况严重，不要参加 ‘和谈’，必须迅速转移。天明同志说船已找到了，是他的一位亲戚的小摩多艇，大概只有四马力，二十个人是勉强容纳的下。这位女同志听完之后，便转身往营地收拾东西。天明和松青望着她背影，知道她的母亲不愿她跟部队转移，要她留下来。她听到这几天海上老虎船活动频繁的消息后，心里也犹豫不决。眼看今晚的转移行动，已经安排好了，只好服从决定。
转移行动原订九点多钟，由于船主的紧急通知，潮水退很快，八点半之前，必须离开。松香同志看一下手上那个他弟弟不久前寄给他的手表，已快八点半了，於是便集合队伍。
松青点名三位同志留下，等待中心派人联络。其他二十名同志，现在就开始下山到椰林小河边，载我们的小船在那里等待。队伍很快在经过半山腰的胡椒园后，便到达椰林里小河边。
这时，船主已在船头等待，不断催促大家快上船。松青在船边指挥，叫女同志先上船进入船里，持自动枪的同志都集中在船头。背包全部集中在船头中央，用胶布盖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船主严肃地向大家交待，在遇到老虎船的时候，大家要保持冷静，不可以开枪。交待完之后，小船便缓缓往前开走。
小船在快到河口时，忽然搁浅了。只见几个男同志跳下水去，用力推着小船，幸好提前离开椰林，老虎船已在等候，在退潮水的协助下，小船很快脱离险境。
小船顺利到了小河口和砂拉越河接壤处。辽阔的河口和里里外外的大海，除了阵阵的浪涛声和哒哒哒…的马达声之外，隐隐可以看到六艘老虎船横排在河口的海面上，射出一道的探照灯光，似乎在寻找着猎物。
小船离开小河，船主便熄了灯，驶进湍急的河水，沿着河边，逆流而上。这时，有的同志便产生疑问，我们去的方向，怎么会是古晋?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在那里?有的同志看到老虎船在远处的排阵心里开始紧张，深感今晚将会有事情发生。
小船继续缓慢地朝前驶。不久，便到了“哥比”地区，长堤码头已遥遥可望。
忽然，一道灯光，像闪电似的，向小船这里扫过来，小船暴露了。於是，所有的灯光都朝小船射过来。船主还是那句话：不要开枪，不要紧张，其实船上的同志都开始紧张起来。守在河口的六艘老虎船像猎犬发现猎物似的，直朝向小船冲过来。还有很多艘民防队的长舟也从四面八方像箭般朝向小船扑过来。眼前的小船，就向一只小白兔，束成一团，在猎人和鹰犬的追逐下，已经无力跑动。
突袭小船：三人牺牲
老虎船和长舟越来越逼近。松青和船头的同志是否已上桥准备战斗?不过，在老虎船上的正规军人，手握“M16”机枪，已经都上桥，只等声号令，便可朝小船开枪。小船在一阵用马来话“停下来，停下来!”喊叫声中，只好停下来。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四起。对于大多数未曾参加过战斗的年轻战士们感觉上枪声和爆竹声似乎是一样。尤其是子弹打在水面上所发出的啪啪声响。一阵又一阵的子弹声不绝於耳。但是大多数是打在水面上，可能是要起着阻吓作用，不过也有一些是针对着小船上的目标，松青同志和春明同志相信是在第一阵枪响时，就被击中。使到船头的同志不能还火。当时，松青同志手中的枪已经上桥，做好战斗的准备，无耐，有作战经验的政府军，一开枪扫射，目标就是船头地方。松青的头部和胸部，在中弹后，鲜血直喷了出来，把身边一位女同志，吓得脸发青。春明同志也同时中弹，躺在船头边，衣服染红了鲜血，显然是胸部部位中弹。
在船头另一边的天明同志看见两位同志牺牲的惨状，气愤的情绪像火山爆发般满脸通红，要拼到底!他不顾个人安危，站了起来，拿起挂在胸前的冲锋枪“史登”准备要开枪，但是，由于动作太慢还来不及上乔，坐在他左右两旁的“老叔”和警卫员少锋两位同志，便赶忙站起来阻止。“老叔”用尽力气地要抢枪，口中不停地大喊：“不可以开枪，不可以开枪，船上十多条生命重要。”正当两人在剧烈的争着枪的时后，少锋同志於是从天明同志手中“史登”枪的子弹盒的开关一压，整条子弹盒便被拉了下来。天明同志这时更气得大喊，为什么不让我开枪。船主眼见情况危急，便当机立断地喊叫：“不要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船主的白色背心和喊叫声似乎起作用，枪声减弱了。由于驾驶盘失去操控，小船随着潮水的冲击不断地在打转，眼看小船就要被潮水冲走，船主赶忙宿回船里，紧握驾驶盘，小船才稳定了下来。就在这时后，船舱里传来一位女同志叫喊声：“华健!华健!”的名字。这时大家都把目光望着华健同志。只见华健同志已合上双眼，但身体紧靠在旁边一位女同志的怀里。这位女同志眼见华健已不再醒来，眼泪随着夺眶而出，痛苦起来。同志们知道华健已光荣牺牲了，大家都泪莹满眶，伤心地说不出话来。在同志们的心目中，华健同志是一位充满豪情壮志的女青年，为了追求伟大的理想，她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献出青春年华。她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入学运工作，在新加坡义安学院升学时期，她也参予当地学潮活动，即被当地政府驱逐出境，永远禁止入境新加坡。回国后，又在组织的指示下，负责学运工作直到1968年间，领导回国整顿内奸破坏的革命组织，她来到海口区的领导中心参加学习班。之后，受领导上的安排，留在中心，参加宣传出版工作。1970年发生“2.24”巨网军事行动时，她和同志们一起，在重受包围，生活条件极差环境里，终於胜利突围出来。经过几个月的隐藏之后，又再回到实巴岸领导中心工作。不久，领导中心又转移到马当山区，她也跟随一起转移。1973年尾，发生“和谈”事件后，领导同志不接受“和谈”，结果，安排天明和松青同志带领一小队到青山地区隐藏，等待时机，从新建立中心。由于行踪暴露，不得不再转移。不幸，就在这次转移中，在小船上被袭击，光荣牺牲了。
再见！同志们！
小船受伤了。它仍戴着悲痛的同志们，载着三位光荣牺牲的同志的遗体，在老虎船和长舟的押送下，坚持到“哥比”长桥码头。小船靠码头后，老虎船靠近小船边，这时，一位面孔很熟“投敌前份子”大声向小船喊叫，命令船里的同志都上岸。
上了码头上，只见有政治部官员和军警人员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似乎已料到今晚会发生的一切。在严厉的监视下，每个人都打开自己的背包和物品，然后一一点算。天明同志很快就被单独带走，受伤的同志，也被安排上快艇朝朋岭方向驶去。到了海关码头，便在海关码头上等候多时的红十字车，载去中央医院。其他的同志都载去六哩拘留营。弹痕累累的小船和船主，驾驶员一起都被扣留起来。
小船在枪炮声中，巧幸没有沉没，保护着船上同志们到达码头。同时，小船也见证当晚悲惨的一幕。对於所有幸存者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河上惊魂的情景，却留下毕身难予磨灭的记忆。
安息吧!朱云辉同志(松青)、韩佑快同志(春明)和黄佳美同志(华健)。
青山小分队队员名单：
(1974年)
1. 陈禄贵(天明) 13. 郑美云(亚军)
2. 朱云辉(陈松青烈士) 14. 林干友(林华)
3. 黄佳美(华健 烈士) 15. 李燕玲(李秀云)
4. 许日丰(方进) 16. 潘秀凤(郑坚)
5. 杨和本(春德) 17. 蔡锦华(少锋)
6. 陈传禹(许耿) 18. 郭翠治(李明)
7. 沈美全(许红) 19. 林秀朗(征程)
8. 许其宗(许明) 20. 杨和胜(雪明)
9. 郑惠兰(永光) 21. 德山
10. 杨莲花(白扬) 22. 韩佑快(春明)(烈士)
11. 张秀莲(林莫) 23. (少光)
12. 陈凤金(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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