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在1968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
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一部名叫《红雨》的电影的主题歌，它概括了当时作为农村最基层医务工的“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和社会影响。在同一时期，还有一部更有影响力的同类题材电影《春苗》，取材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一名农村医务工的先进事迹，在1970年就曾以《赤脚医生》为名搬上了话剧舞台。
在话剧、电影宣传“赤脚医生”之前，1968年《红旗》杂志第三期曾经发表过一篇名叫《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并被《人民日报》转载。报告开篇头一句话就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称呼。这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央级刊物上。至于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张自宽说，这个称呼起源于江南地区，有一种说法是，这些医务人员平时要一边劳动一边随时准备为社员看病。南方水田多，他们经常要“赤脚”在稻田中看病，有别于医院里坐诊的医生，所以被农民叫做“赤脚医生”。由于来自上海的这篇以“赤脚医生”为题目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并亲自批示，“赤脚医生”这个称呼也随之在1968年的中国开始传遍大江南北。
“赤脚医生”的出现，是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紧密相连的，他们并称为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张自宽说，“赤脚医生”就是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他们的历史定位是在村一级卫生机构(卫生室或卫生站)内工作的初级卫生人员，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
“赤脚医生”在当时的农村卫生工作中，有3个突出的优点。首先是和农民关系密切，很多本身就是农民，即便不是农民也生长在农村，对农村和农民的情况很熟悉，被农民看作自家人。其次，这些卫生人员能防能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防治小伤小病，专业技术水平不高但作用很大，非常适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第三是廉价，“赤脚医生”待遇不高，在合作医疗条件下，服务收费很低，使用的治疗方法也是廉价的，如针灸、中草药等，农民负担得起。根据当时对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道，他们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并不多，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一年才四五分钱。
在鼎盛时期，全国“赤脚医生”的人数估计在100万以上。有了这支队伍，基层卫生组织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得以很快建立，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人来做了，国家的卫生方针政策也才能够得以落实到农村最基层。
“赤脚医生”的前身
“能够出现这么一支队伍，不是偶然的。”张自宽说，“赤脚医生”这个群体在中国很早就有。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共有中医40多万人，其中真正专业全脱产的只有1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县城和大的乡镇。另外30多万人都是农村中的“半农半医”，就是一边行医一边务农，有的还走村串户，被人们称为“走方郎中”。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学而优则仕，仕不成则教、则医”的传统，许多读书人都读医书，比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也能给人看一般常见病，在农村地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部分地区已开始了农村卫生员的培训。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公共卫生先驱陈志潜教授就曾接受宴阳初先生的邀请，到河北定县搞农村卫生实验区，开创了建立农村卫生保健网，培训农村卫生员的先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有过这方面的实验。例如，1948年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省正定县本笃庄，就曾由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与联合国儿童急赈基金会合作举办过“华北公共卫生人员训练班”。
新中国成立后，“半农半医”和乡村卫生员纳入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成为基层卫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立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同时通过了一个《关于建立和发展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决议》，提出了区设卫生所，乡设卫生站，村设卫生室，培训和配备乡村卫生员的要求。当时，此项工作先在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自治区设立的乡村卫生实验县(区)开展。
1955年兴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对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的发展和卫生员的培训是极大的促进。在短短2～3年的时间里，全国5万多个乡镇都设立了联合诊所或区卫生所，多数农业合作社都设有卫生室(站)，配备有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
张自宽印象最深的是，1955年冬天他随卫生部部长助理漆鲁鱼同志到湖南省醴陵县板杉铺乡联合诊所调研，了解他们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情况。诊所主任刘力行是一个略懂现代医学知识的老中医，培训了五六名卫生员，其中有两名女卫生员表现很突出，一个叫兰秋水，一个叫高湘娥。她们参加完培训后，一有空就去诊所实习，还到药房去看医生怎么看病配药，怎样做卫生宣教，怎么接种牛痘，怎么消毒等。后来农业合作社给她们每人配备了保健箱，不管刮风下雨，她们都背着保健箱到农户去巡诊，进行卫生宣教。生产队集体出工时，她们也背着药箱到田间地头一块干活儿，遇到小伤小病及时救治。
“赤脚医生”队伍的壮大
到1959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时，我国的农村卫生体系和人员队伍已经基本形成。那时的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一级的卫生人员主要有三部分来源，包括解放前留下来的“半农半医”、几年间培养的卫生员、部队转业回乡的卫生员等。“队伍虽然形成了，但水平不高。”张自宽说，虽然经过了培训，但由于时间短，学的知识少，真正能够达到要求的为数不多，大多数都还是很低的水平，农村卫生大的问题他们还是解决不了。
1965年1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提出，要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农村培养卫生人才。并且强调，知名的高级专家带头，卫生部直属单位带头，首都北京带头。从此，卫生部和各级卫生部门都把这件事情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短期内有几十万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形成了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半农半医”和不脱产卫生员的高潮。
对于如何改革医学教育，加快培养农村卫生人才，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同他身边的医务人员谈话时也曾做过明确的指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卫生部提出了用“半农半读，农忙不学，农闲多学，边学边带，分段培训，两三年毕业”的办法培训农村“半农半医”和不脱产卫生员的方案。1965年8月2日，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和几位副部长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详细汇报了这个设想，毛主席欣然同意，并说“这个办法好!”此后，钱信忠部长、贺彪和崔义田副部长等都亲自带卫生工作队下农村蹲点，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农村基层培养“半农半医”和不脱产的卫生员。
张自宽当时就参加了由贺彪副部长带领的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在大别山区麻城蹲点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卫生工作队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培训“半农半医”732人，达到全县97个公社的723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配备1人，个别大山区每队配两人的标准;此外，还为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4108人。这些学员回队后，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又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文革”开始后，大概有1/3的城市卫生人员下到农村去，总数在几十万，他们帮助培养了大批在1968年之后又被称为“赤脚医生”的农村卫生人才队伍。
1964年，苏州医专毕业的黄钰祥被分配到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卫生院当医生，他在1965年12月办了一个“亦农亦医”的卫生员培训班，其中一个学生叫王桂珍，通过不到两个月的学习成为不脱产的卫生员，回队后由于积极工作，热情服务，很受农民群众的欢迎。1968年，以这个事情为主要背景的《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并对该报告作了批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张自宽分析说，随着广泛的宣传报道，“赤脚医生”的影响很快扩大，而以王桂珍为原型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话剧《赤脚医生》和电影《春苗》。
改称“乡村医生”
从1968年到上世纪80年代，“赤脚医生”这个称谓一直沿用了近20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和“赤脚医生”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形势下，村级卫生组织和“赤脚医生”队伍应如何进行改革和调整，在卫生部乃至全国卫生系统存在很大分歧，但在要改变“赤脚医生”称谓这个问题上基本取得了共识。
1981年2月27日，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这是第一次提出了用“乡村医生”代替“赤脚医生”的问题，而且是用国务院批转的红头文件予以肯定的。但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急于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
直到1985年2月24日，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的闭幕大会上，陈敏章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正式宣布：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名称。今后凡经过考试、考核，已达到相当于医士水平的，称为乡村医生;达不到医士水平的，都改称为卫生员。
从此，“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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