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半数活不过三十岁。”
1946年，《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如实记录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不论战时或平时，荒年或丰年，公路或城市街道上横陈着尸体是家常便饭。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首不过例行公事。”
老百姓的“民国范”不仅是目不识丁、水旱蝗汤，还有缺医少药。其时，中国国民平均寿命低于同时期的殖民地印度，疟疾、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性病等传染病及痨病比比皆是。
“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1934年的毛泽东口气不小。在他眼里，一向以多数人为本。
人民战争
1949年，大势已定，“新生活开始了。”但一开始的生活很艰辛。
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不计成本在全国推广卡介菌苗接种。10月，卫生部出台规定，全国民众必须普种牛痘。1951年4月，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传染病管理条例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相继出台。
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被视为中国医疗政策史上的分水岭。在毛看来，运动的目的并不限于医疗卫生，更在于“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1958年，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余江县率先全面消灭血吸虫病。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闻此“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挥毫写就《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7年，霍乱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1958年，血吸虫病被基本歼灭。在解放妓女的同时，性病在中国绝迹。1960年，中国告别了天花。1964年，鼠疫在中国得到完全控制。1970年代，疟疾逐步销声匿迹，结核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控制。
“到70年代末期，（在中国）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9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语出世界银行发表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于毛泽东的梦想成真，这是来自阶级敌人的肯定。
一个毫不“黄金”的十年，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赤脚医生
昂首向前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一团和气，阶级斗争不只存在于党委和工厂中，在医院中同样存在。1965年，城市平均每千人的医院床位是农村的7.7倍，专业医护人员数目是农村的3.7倍，医疗经费农村只占四分之一，而同期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一段愤怒的谈话被毛的追随者称为“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由此成为了阶级意志。
医疗资源开始向五亿农民倾斜，大批的医务工从城市走向乡村，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条件得到了快速完善。“赤脚医生”这个名字开始广为人知，身背药箱，打着赤脚的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1974年，原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出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两次发言。1975年，她成为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兼任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人称“拿工分的副部长”。
截至七十年代中期，医药卫生路线的斗争已趋近胜利。国家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农村医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活跃着180多万赤脚医生。
1975年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平等化使中国人的健康指标改天换地。30年内，中国人的人均寿命由35岁提高到67岁，婴儿死亡率由千分之200降到千分之34.7。
“病有所医”此时第一次成为了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
一切人针对一切人
其后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日益崛起，中国人的医疗待遇也“阔气”起来。按理说日子过得更好才是。然而果真如此么?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卫生总费用为8000多亿元，2010年上升到19600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3.6%，远超GDP增速。人均卫生费用1500多元，同期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据报道，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每人输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直接导致这种现象的，正是“以药养医”的机制。很多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不仅医生，护士的奖金往往也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
除了药品，医疗器械也是过度医疗的大头。据了解，小到针头针管、大到骨科用的钢板、人工关节等高科技器械，已成为医院赚取利润的有效手段。
太多的癌症筛查，太多的心脏测试，太多的剖腹产申请。“最好”的药物、“最高端”的检查、“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美国癌症协会首席医疗官Otis Brawley在其新书《我们在损害国人健康：一名医生自诊美国医疗痼疾》中形容，这个体制已被“为贪吃者提供服务的贪婪之人”所掌控。
布劳利通过这本书展示的美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极端蓝本。那些穷人或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即便是最基本的治疗要求都被频繁地拒绝。而在美国，享受完备医疗保险服务的人却常常被“过度医疗”。
但是，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应当是目的，而非盈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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