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3月20日
1991年，曾经在英美文化圈名噪一时的人文刊物《文汇》(Encounter)寿终正寝，文坛一片寂静，无人哀悼。当过该刊首任主编，已是耄耋之年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旧恨未消，冷冷地说：“死得好。”
《文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多高眉风光，随之而来的坠落就有多惨。如今人们若还提起它，也只有一句话：那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资助的宣传刊。因为这层幕后关系，英国知识圈几乎与美国同行彻底决裂，无法原谅，也不再信任。“《文汇》丑闻”是高等新闻刻骨之痛，其牵涉范围之广，几乎波及60年代英美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它对英国文化人造成的心理创伤之深，更是难以计量。
1953年《文汇》在伦敦创刊，地址位于大英权力中心威斯敏斯特附近的秣市街，其初衷(确切地说是表面上的说法)是跨越大西洋的英美思想联姻，从欧洲西马学派手中抢夺思想高地。创刊之初由英国诗人、前共产党员(后来摈弃共产主义)斯彭德和前托派美国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新保守主义之父)携手主政，后者从纽约搬去伦敦监管杂志的政治路线。斯彭德出身牛津文化贵族，少年得志，与诗人艾略特、奥登交往甚密，他在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主编的《地平线》(Horizon)当编辑时也积累了许多文坛人脉。克里斯托则在1945年创刊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喉舌刊物《评论》(Commentary)当过编辑，锻炼出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辩论精神。
《文汇》在许多方面和《评论》相似，比如深受犹太知识分子如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影响。库斯勒写过反斯大林经典小说《中午的黑暗》，在1950年柏林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组织和成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63年他担任客座主编的那一期《文汇》引发了巨大争议，封面上大标题盛气凌人地质问大不列颠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自杀?”
1950年代的《文汇》是英美知识圈的蜜月期。彼时美国刚刚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欧洲弥漫着反美情绪。但年轻的英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被朝气蓬勃的美国文化迷住了，美式英语甚至美国口音都成了一时风尚。《文汇》紧紧拥抱了这一潮流，美国学者马库斯·坎利夫、政治记者亨利·费尔利等人都成了撰稿人。1958年，克里斯托搬回纽约，纽约犹太背景的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搬去伦敦接替他的工作，并成为《文汇》历史上任期最久的主编。拉斯基曾在柏林主编过一份反共书评《月刊》(Der Monat)，他一去伦敦就与英国文坛和政界的领军人物打得火热。
与此同时，欧洲左翼对《文汇》一直心存戒备，他们将所有在《文汇》上写文章的视为美帝的走狗。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共产党员霍布斯鲍姆严词拒绝为之撰稿，尽管编辑不停向他强调刊物的独立性和兼容左右的胸襟。就连与斯彭德交好的E.M.福斯特、艾略特和燕卜荪都婉拒了稿约，艾略特明言正是那份美国“好意”让他感到不自在，燕卜荪甚至在派对上砸了红酒杯。不过很快《文汇》就吸引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它的页面上既有南希·米特福德现身说法写英国贵族，也有沙文主义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热情吹捧美国保守主义，还能向英国工党暗送秋波。极少有人像霍布斯鲍姆那样坚信《文汇》背后的政治图谋，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诚心实意的开明智性论坛。
然而1967年4月27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美国知识分子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CIA资助了许多反共组织比如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旗下的报纸和杂志。《文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现在已不是)CIA资金的间接受益者。”这一系列报道引爆了战后高等新闻界的最大丑闻。除了《文汇》之外，受到CIA资助的刊物还有英国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密涅瓦》(Minerva)、《审查》(Censorship)，法国的Preuves，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西班牙的Cuadernos(其辐射力不仅限于西班牙本土，波及拉丁美洲国家)，印度的Quest，澳大利亚的Quadrant，甚至乌干达的Transition。
《文汇》在知识界影响虽大，但巅峰期发行量仅三万份，不足以自给自足，一直由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资助。该组织在巴黎和日内瓦运作，声称其资金来自于慈善性质的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 Foundation)。该基金的脸面人物是以生产人造黄油发家的百万富翁尤利乌斯·弗莱施曼，但实际上CIA才是真正的金主。
斯彭德当了14年编辑，也被骗了14年。后来公开的往来信件显示，每次在提及资金来源问题时，他都被欺骗了。克里斯托也说自己全不知情，晚年甚至威胁要起诉任何声称他知情的人诽谤罪。嫌疑最大的是拉斯基，后来的深度报道普遍认为他是CIA安插的间谍，尽管从未得到证实。
被蒙蔽多年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和他曾效力的人文刊物《文汇》
《纽约时报》爆料之时，斯彭德已在美国教书，只担任《文汇》的特约编辑。他的主编位置不久前由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弗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接替。科莫德一样对CIA的资助毫不知情，也一直被拉斯基蒙蔽到最后一刻。媒体对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文化界的渗透紧追不舍，被欺骗的大编辑愤然与刊物断绝关系，《文汇》此后由拉斯基一人主编，苟延残喘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被解散，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使命早已完成。
梅尔文·拉斯基自然是知情的关键人物。他是俄国犹太移民，留着铲形胡须，1930年代在纽约城市大学接受了雄辩和诡辩的教育，当时激进的政治生态影响了克里斯托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早在去伦敦编辑《文汇》之前，拉斯基已经是老练的冷战斗士。二战中他在美国部队中战斗，战争结束时，他在柏林参与各种各样的作家大会，发表反苏联暴政的演讲，游说美国军方高官出资办报，旨在“激励”那些生活在东欧共产党政权下的作家。1950年他与阿瑟·库斯勒一起在柏林动员知识分子进行反苏极权聚会，后来成为实体组织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
正是在这段时间，拉斯基遇到了同是犹太知识分子、语言学家的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立刻结为挚交。乔塞尔森在二战中曾为美国情报机构效力，CIA成立之初即被招募。1917年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乔塞尔森，一家人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被迫流亡海外。在柏林读完大学后，他在巴黎的一间美国百货店工作，直到当上经理。当纳粹阴影笼罩欧洲时，他再度被迫流亡来到美国，1942年入籍。乔塞尔森既是文化人也是CIA间谍，他在CIA的文化冷战大计划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复杂路径向各种反共政治文化刊物秘密注资，他注定要背上雷蒙·阿隆所言的“白色谎言”之重负。据坊间传说，1940年代末的某天，乔塞尔森和拉斯基在柏林看到一火车流亡者被送去古拉格，于是这两个俄国犹太人决定不惜代价“拯救西方文明”。
乔塞尔森和拉斯基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拉拢了一批认为共产主义是“失败之神”的欧美知识分子名流，包括意大利作家斯隆、乔洛蒙蒂，瑞士作家鲁治蒙，白俄企业家尼古拉·纳博科夫(小说家纳博科夫的堂兄弟，后来担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秘书长)，美国知识分子西德尼·胡克、德怀特·麦克唐纳德、詹姆斯·伯纳姆等等，英国情报官马尔肯·马格里奇视苏联为不共戴天之敌，落力为代表大会洗钱。CIA的暗钱经过几轮操作，变成富翁的慈善基金注入了《文汇》之类的新生刊物。
当时英伦相当有影响的周刊《新政治家》由社会主义者金斯利·马丁主编，倾向于为苏联辩解，对美国毫无敬意，在知识界竟然很受欢迎，几乎人手一份，这让拉斯基及其同伴忍无可忍。拉斯基认为《新政治家》无法区分“自由社会”和“奴隶社会”，《文汇》的诞生必须纠正这种政治无能。
然而知识分子圈向来高眉世故，尤其是美国知识界当时普遍有反麦卡锡主义情绪，任何标语口号式的写作都会招致奚落和反感。于是《文汇》小心翼翼地选取了中间偏左的自由派立场，这样最有机会赢得非共产主义左派知识分子的青睐;在英国本土则亲近工党。克里斯托在任期间，花了许多时间与工党中亲美的政要、社会民主派交好，并获得了巨大回报。正是在《文汇》上，工党思想巨子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发表了《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年)中的重要观点，声称英国的未来是现代化和美国化，英国需要清除的是旧社会阶级偏见的流毒，而不是资本主义。1964年工党赢得大选组阁时，有多位内阁成员是《文汇》的撰稿人，都是亲美派。要不是休·盖茨克尔于1963年暴毙，《文汇》会有一位撰稿人成为英国首相。
克里斯托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章，嘲弄英国上流社会的古板和墨守传统。但尽管如此，乔塞尔森还是不满意克里斯托的工作，认为《文汇》没有达到与《新政治家》竞技的目的，没有阻止反美情绪的增长。直到拉斯基接替了克里斯托的位置，乔塞尔森才算真正放心。
斯蒂芬·斯彭德此时满足于在国际作家会议中穿梭，时常去他天真相信的天使投资人弗莱施曼的豪华游艇上度假。不少明眼人都看出来斯彭德不过是《文汇》的装饰，包括斯彭德的老友、精明的以赛亚·伯林就曾告诉别人，斯彭德的角色是为刊物招徕“体面有脸”的英国知识精英。
身为主编的斯彭德没有话事权，从克里斯托回美国之后的情况便能看出。斯彭德心目中接替克里斯托的理想人物是纽约“黄蜂”德怀特·麦克唐纳德，他已经在杂志当了一两年特约编辑，而且有极度“恋英癖”。而在真正的幕后金主眼里，麦克唐纳德虽然亲英，但他对祖国有点太严厉了，竟然打算在《文汇》上刊发一篇将美国描绘成充满拜金狂和神经病的地狱的谤文。结果，斯彭德的人事提议落空，麦克唐纳德的谤文也未能发表，乔塞尔森安排拉斯基接替克里斯托，斯彭德除了被动接受别无其他选择。
乔塞尔森平日要监控全球的重要刊物，尤其是CIA秘密资助的那些。对他来说，《文汇》是一张王牌，因为英语的普及程度使之可以面对最广的读者，要比法国、意大利那些杂志重要得多。如何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知识圈进行劝导，施加微妙的影响，要与《新政治家》平起平坐，抵消其反美偏见，又绝不能冒犯那些将《新政治家》视为圣经的读者尤其是印度作家，这其中的分寸感和平衡能力是多么难控制，简直堪比走钢索的杂技演员。
然而随着《文汇》声誉越来越高，乔塞尔森也越来越担心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与CIA的关系一旦被揭露会成为负面累赘。1964年《纽约时报》开始调查私人基金会的税务问题，结果发现有些基金会是CIA的资金管道。从那时起，乔塞尔森的当务之急是重组代表大会，以面对随时可能曝光的丑闻。令他绝望的是，这些做法在1950年代尚能被人理解为善意的谎言或是必要之恶，但1960年代的舆论环境已非昔比。60年代西方对苏联的威胁已不那么重视，倒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干预引起了全世界的道德反感。乔塞尔森考虑让福特基金会单独资助代表大会，让英国报业巨子塞西尔·金(Cecil King)出面收购《文汇》。
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时，乔塞尔森为了避免惹人怀疑，不得不默许了阿瑟·施莱辛格、理查德·洛温塔尔等人发表质疑越战的文章。不过可怕的对手还是出现了。以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姿态著称的左翼大神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于1963年发表了一篇攻击《文汇》的致命檄文，精准地分析了该刊的策略——尽管表面上骄傲声称自己的独立身份，但其发表的文章往往对苏联落力曝光，而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则尽量弱化处理。《文汇》巧妙地利用了一批有名望有原则的作家的影响力，然后夹带那些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二流作家的文章，好像他们也得到了名作家的背书似的。1966年奥布莱恩在纽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用特洛伊木马比喻美国人偷偷打入了英国知识圈。奥布莱恩的评论成了一枚重磅炸弹，令乔塞尔森阵营一片大乱。他派出了拉斯基的同事格伦韦·里斯(Goronwy Rees)出来应战，这位里斯曾是叛逃苏联的剑桥间谍盖伊·伯吉斯的朋友，自己似乎也为苏联方面工作过，但后来变成了激进的冷战斗士。里斯在《文汇》的定期专栏里说奥布莱恩的评论不值得被认真对待，然后各种人身攻击冷嘲热讽。奥布莱恩读到后，决定以诽谤罪把《文汇》告上法庭。很快他就被警告，《文汇》拥有一份他在非洲当外交官时的黑材料，如果不撤销起诉就公之于众。奥布莱恩没有退缩，决定去都柏林法庭起诉，这样受伦敦影响的几率较小。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1967年3月，一份旧金山的揭黑小报刊发了CIA秘密行动的调查报告，很快《周六晚邮报》又刊发了前CIA特工托马斯·布莱登的爆炸性回忆录。这两篇报道都印证了《文汇》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由CIA资助的事实。4月的《纽约时报》系列报道更是将丑闻推向了巅峰。信用扫地的拉斯基与奥布莱恩求得庭外和解，在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声明。此时终于得知真相的斯彭德和科莫德对美国同事大发雷霆，在编辑部掀起了一场内战。科莫德冲进新老板塞西尔·金在《每日镜报》的办公室，说除非让拉斯基滚蛋不然刊物没脸继续。金可没有科莫德那么高的道德标准，他觉得拉斯基更有编辑天分。科莫德和斯彭德在《泰晤士报》上公开谴责欺骗行为，一批英国知识精英也跟着与《文汇》划清界限。以赛亚·伯林虽然与两边都是朋友，但也公开表示，乔塞尔森和拉斯基隐瞒了《文汇》与CIA的关系，“陷体面人于不义”。
除了文化策略遭遇重创之外，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因越战被抨击的体无完肤。《新政治家》趁热打铁刊发了美国记者安德鲁·科普坎德的文章《CIA：巨大的腐蚀剂》。乔塞尔森珍视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也背上了恶名，他得出结论，该事业已无前途，辞去了领导职务。不久他得了中风，接下来的几年中健康每况愈下。灰心丧气的乔塞尔森去日内瓦养病，并且对自己效忠的国度产生了怀疑。水门事件发生后，他给尼古拉·纳博科夫的信中写道：“看看你我当年选择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什么鬼样子。”
1978年乔塞尔森去世，葬礼来宾寥寥。一位CIA官员问他的遗孀想怎样安排接受荣誉勋章的仪式，她径自走开了。雷蒙·阿隆等老朋友发来了诚意悼文，但没有报刊以任何形式刊登他去世的消息。只有《文汇》发表了乔塞尔森去世前写的俄国元帅巴克莱·德·托利的传记节选，拉斯基在介绍一栏写了一句话：“这是一位男子汉。”
拉斯基以无比的韧性挺过了1967年的信誉危机，虽然被伦敦知识圈彻底排斥在外，他依然主编《文汇》直至1991年停刊(科莫德称之为“半死不活”，斯彭德再也没看过它一眼)。这期间刊物更换过许多赞助人，也雇用过不少听话的英国编辑，它的声誉虽跌至谷底，但内容却很少沉闷无聊。它依旧坚持不懈地揭露苏联的“邪恶”，热情吹捧里根和撒切尔这样的冷战将领。冷战结束后《文汇》终于因为失去资助而停刊，成为它一向追捧的自由市场的牺牲品。最后两期杂志全是昔日战友撰稿人庆祝本刊为苏联崩溃所作的贡献。《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当时的主编费迪南·芒特说：“拉斯基是一位先知，只不过在他生活的国度里毫无荣誉可言。”奥布莱恩则说他是“冷战老千”。
美国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是拉斯基的拥趸，他在研究《文汇》这一案例时下的判语是：水土不服(ill-met)。意志刚强的犹太人和优柔寡断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的结合注定不会完满。斯坦纳兴致勃勃地回忆了盛怒的科莫德冲进塞西尔·金的办公室讨说法时却被金反呛了一口：“难道你的钱就比别人要香?”当时科莫德在伦敦大学学院担 任教授的讲席是小报巨头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捐助的，而金恰好又是诺斯克利夫的外甥。他当时甚至威胁了斯彭德和科莫德：“我拥有180份报纸，可别惹火我。”
被蒙蔽多年的斯彭德更是怨念难消，《文汇》停刊后他接受采访时说：“最让人没法接受的是，你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欺骗公众，那处境看上去就是一帮骗子和蠢货在一起，骗子说他们之所以要保守一个可怕的秘密是为了不伤蠢货的感情。”
斯彭德离开《文汇》后，左思右想觉得唯一的报复方式是创办一份与之叫板的刊物，卡尔·米勒、奥登、伯林、约翰·格罗斯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他们接洽了迈克尔·阿斯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艾伦·莱恩等巨贾，商讨资助事宜。当时预估的启动资金是五万英镑，发行量三万份，单价五先令。《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和杰森·爱泼斯坦都表示支持。他们在伯林的美国寓所里起草了新闻稿和计划书，不过短期内并没有付诸实施。多年后，卡尔·米勒在西尔弗斯的支持下创办的《伦敦书评》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从这点上看，不难理解它多年来对美国和以色列说客满满的恶意)。
如今冷战早已结束多年，当时西方共同的敌人苏联也早已解体。然而英国文人今天提起《文汇》，那道受骗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英国政客对美国亦步亦趋，而英国知识圈尤其是左翼则对美国恨之入骨，不论是作家还是电影导演，只要一有机会便对美国文化冷嘲热讽或是激烈抨击其内政外交，文艺作品中也时常出现诡诈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文汇》也许为美国赢得文化冷战出过力，但也制造了永远不会宽恕美国的敌人——曾在热恋中被背叛的英国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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