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
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指出要准备反侵略的战争，他说：“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
“想到极点”，是毛泽东之为伟人所异于常人的地方。
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里，处处都有“极点”的观点，象破釜沉舟，象背水一战，象天无绝人之路，象绝处逢生，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象物极必反，“极点”意味着没有出路，但同时也意味着另一番天地的洞开。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大成者，他运用“极点”的思想武器，屡屡于绝处逢凶化吉，在20世纪的大舞台上，演绎了一部惊心动魄的中华传奇。
早在求学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极点”转势的存在，他在《心之力》一文中认为：“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
1919年7、8月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他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1937年7月，毛泽东针对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倾向，写下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他在文章中写道：“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1937年8月，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又写出了哲学名著《矛盾论》，他认为：“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他以中国的情形指出：“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在论述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时，他指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对战争第一阶段敌我力量的变化，他指出：“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毛泽东在综合论述了抗日战争各方面的矛盾之后，毛泽东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中说：“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强调工业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不能解决，对于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二十五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过二十五年不解决，就要灭亡。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这些东西，还能活下去。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东北四省，因为那里有重要的工业基础，他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革命无时不处于被围剿、被追击的状态。1934年10月，在一系列军事失败的情况，中共中央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极其艰险的战略转移，史称“万里长征”。毛泽东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魄，于绝处求生，于险处求存，将红军一路带出了皑皑雪山，茫茫草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首府南京后，美国继续采取与中共为敌的政策，对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实施敌视封锁。
“与共产党人所承袭的经济危机比肩而至的是世界历史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崩溃，这一切，便是国民党统治留下的最后遗产。”（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语）就是在国民党留下的一贫如洗的遗产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国家的建设。然而毛泽东是最善于于极点中开天辟地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这样分析：“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1958年，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也说：“除了别的特点以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章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1959年12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讲话提纲中写道：“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设，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设；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帜是鲜红的。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一贫如洗，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中国人民在白纸上画出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受人尊敬的现代国家。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极端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整个时期可以说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严密封锁，有千钧一发的军事威胁，有领土问题的兵戎相见，有世界新格局的重构风云，而毛泽东“极点”思想的自如运用为新中国开创了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比较著名的如对美关系、对印自卫反击、恢复联合国权利、反核讹诈等，无不是毛泽东高超的于极点处觅洞天的典范之作。
中美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关系的一条重要主线，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期内，中美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坚持对新中国进行封锁立场长期未变。对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毛泽东采取了不急于求成的策略。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毛泽东这种一点一点剥夺美国政治资本的做法最终让美国受不住了，七十年代初，美国人率先放下身段，真的跑进中国来了，中美之间关闭了二十多年的大门徐徐开启。几乎与此同时，第26届联大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毛泽东孤立美国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联大通过了由23个国家提出的恢复我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后，57个国家争相发表欢迎词，一些世界小国的发言都掷地有声，敢于跟美国叫板，例如赞比亚代表团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弗农·约翰逊·姆旺加在欢迎词中说：“自从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以来，许多美国报纸上登载了一些抱有偏见的、片面的文章，蓄意进行歪曲，以便不仅对我们为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而进行如此顽强斗争的动机，而且也对我们在投票结果宣布后的行为散布种种严重的怀疑。我受权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除了对赞比亚共和国政府以外不对任何政府负责，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高兴，什么时候不该高兴，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因为作这样一个决定完全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毛泽东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美国的政治资本剥得体无完肤，一向骄横的美国，在联合国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据美国通讯社报道）。
战争威胁、原子讹诈也是毛泽东时代面临的严峻问题，尤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为甚。面对威胁，毛泽东没有丝毫的畏惧或妥协。
对印自卫反击战是毛泽东时代一次重要的边境战争。印度独立后，对中国边境屡屡进犯，新中国由于正忙于国家建设，对印度的侵略行径一直保持退让，毛泽东认为中国不能“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然而印度政府对毛泽东的好言置若罔闻，对中国的退让视为可欺，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决定进行自卫反击。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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