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很令西方人艳羡的，但历史上记载的这项制度的初衷不过是隋文帝、唐太宗想要困厄天下英雄，让他们把美好的青春耗散在诗词歌赋中而已。他们确实也达到了目的，以后中国文武双全的人物是大幅减少了。这也是一项结盟运动，帝王和广大的地主联合起来了，那么它就和广大的黎民百姓分离了，中国不再具有大一统的特性。
而纵览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力研究。中国真正的南北分野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曾经说过，中国一直有个南方系，现在我还是坚信的，只不过时间上提前了。晋朝南渡之后，门阀制度并没有削弱，反倒是加强了。宋、齐、梁、陈时代，不管皇帝姓什么，都是要按照老的一套办法执行。虽然中国北方各路军阀混战，打的不可开交，但相对安定的南方总是不能利用有利时机，这和南方在门阀制度束缚下人才匮乏是分不开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实现了大融合，这更多的是针对北方来说。均田制、府库兵结合起来所造就的底层革命，锻造了一个全新的王朝隋朝。
如果认真分析一下，隋朝对于大贵族、大地主的打击，实际上是比唐朝更彻底的。隋朝鼓励平民脱离大地主控制的政策，让在隋攻击陈时隔岸观火的豪门大族也起而反抗了。隋朝创造的辉煌也直接奠定了后来鼎盛的大唐。但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毁了这一切，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完成那么多伟大的工程，使得政权依靠的小民彻底沦丧。最终身死国灭，令人扼腕。
在我看来，宋以后的治理逻辑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显现。甚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李世民，也是我眼中的好人皇帝，同宋朝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庸人们并无不同。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并没有深入的进行下去，而只是浅尝辄止。它的崛起和后来的美国崛起是同样的道理，都是因为有大量的无主的土地。靠着驱动人们原始生存的欲望，达成一个阶段性的顶峰。在构建上层建筑方面，通过科举构造了庞大的官僚集团，通过原始的封荫，则让经济基础被皇家的亲信掌握。这样的结构存在原始的缺陷，注定了统治集团内部内斗不断，国家的根基不稳。而靠原始的农业经济是负担不起这样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唐王朝的覆亡也意味着中国农业社会开始解体。
宋朝市民阶级的发展是个历史大趋势，上层建筑在起反作用了，这也开始了重新塑造中国新的上层建筑的历程。宋朝的皇帝是弱势的皇帝，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自身利益同农民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只能依靠宗室、外戚和宦官。虽然宋一代宦官干政不明显，但后宫干政却屡见不鲜。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他们为了做大，势必与新兴的商人集团结盟，实际上，在儒家乡土文化环境下，他们都出自共同的血脉。后来的程朱理学就是这新兴的官商结合体的政治文化宣言，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色。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宋太宗的北伐无可避免的失败了，宋朝开始全面的收缩。宋朝的软弱的根本点在于知识分子的软弱，他们并没有把统一中国作为毕生的使命来对待，而只是认为效忠帝王才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宋时达到顶峰。那几个反抗派像宗泽、岳飞，则大多出身贫苦，没有受过新型教化的毒害。那么，武将在宋朝时候就是一件装饰品，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送予他人的。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总有北统一南的传统呢？我觉得北方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民族认同感强烈。而南方是逐渐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民族统一的意识还很淡薄。在当时宋朝面临大兵压境的情形下，文人的笔下、诗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样的意境总是喷薄而出，这是很不正常的。这就可以看出在这时候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士大夫们在南方繁华的氛围中难免“直把杭州作汴州”。所以有宋一代，农民起义非常多，阶级矛盾不比民族矛盾小。所以，岳飞含冤下狱，只有韩世忠争辩了几句，满朝文武漠然视之。经济文化的繁华，却以丧失民族魂灵为代价，代价是太大了！
明朝的时候，完成了真正统一南北的任务。这也是在当时民族危机的情形下，下层人民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所达成的。明朝的皇帝想要和下层人民重新结盟，为此朱元璋不惜杀了一批又一批的人。但历史的大趋势不会变，想要做皇帝，就需要官僚。所以，新出现的官僚总是比杀掉得多。无论皇帝采取何种办法，官僚集团已经过于庞大，形成了一张绵密的大网，再加上商人集团从中穿梭，这网就越织越密了。心学就是新时代官僚的宣言，他们不在盲从天理，他们要格物致知。
大明王朝最终就是死于皇帝和官僚的僵持之中，将天下拱手让予他人。钱谦益是反映当时文人心态的最佳代表。东林党魁首从投降到晚年义无反顾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令人唏嘘。历史周期律为什么管用？就是因为这些王朝的活法基本一致，吏治上都奉行科举制度。那么死法也就大同小异了。清朝靠开始的杀戮不奏效，就转而用文字狱折磨文人。但中国文人自有自身的生存法则，能当得了圣人，也能当得了奴才，让人无可奈何。雍正也只是阶段性的治理，治标不治本。当统治核心也被官僚同化之后，没落的速度是相当的快。再加上南方集团也就以来的秘密结社运动，造出辛亥革命这样的末日狂欢，天下也就很快换了主子。
但这时候，南方集团认同了大部分中国，但却并不认同中国的蛮夷之地。所以，李鸿章、汪精卫、蒋介石甚而孙中山都不把丢失关外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真正的最终把中国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已经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
新中国的成立，在毛泽东看来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别具一格的特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官学商紧密结合。当官学商集团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形成地方对抗中央、腐蚀中央的趋势，最终造成整个大厦的崩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反复证明的了。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但如何解决呢？目前看能想到的也只有毛泽东的大众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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