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毛泽东与亲友在北京。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有常人的亲情世界，有三姑六舅、堂亲表戚。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为国操劳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始终保持与亲友的书信往来，或以寒暄、或以家常、或以劝导、或以眷念、或以接济、或以慰问……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如何处理这些亲友关系的呢?
劝导
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兼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即使是这样的至亲，毛泽东仍然坚持照章办事。他致信当时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致信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后来，毛泽东的表兄向三立再次向他转达杨开智的这一想法时，毛岸英替父亲给向三立回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写道：“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眷念
毛泽东对待这些提出要求引荐或解决工作的亲人，均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拒绝方式，不让他们存留任何幻想，效果很好!但同时，毛泽东又非常看重亲情，他深深地眷念着他们，与他们经常保持书信往来。在1937年11月，他给文运昌的信中深情地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道，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
毛泽东写给韶山毛家的信件(不含给毛岸英、毛岸青等的信)现存有37封，所存年代最久远的是1938年5月26日写给毛宇居的信，建国前仅存此一封，其余为建国后的信件，这些信件基本上都保存完好。而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有19封，其中建国前7封，建国后12封。与亲人间如此频繁的信件往来，无疑反映出毛泽东对亲人的深深眷念，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简短、精炼，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全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道是无情却有情。
资助
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但对亲友们的冷暖安危十分关心。一方面，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接济亲友。
郭梓材曾是毛泽东的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劝导他，工作“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给他6次寄款，共计1700元。邹普勋是毛泽东的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得悉邹普勋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毛宇居：“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
毛泽东接济亲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以公济私，为亲友徇私谋利。所以，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他说：“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因侄儿向钧为革命牺牲，去信请求毛泽东证实并解决抚恤金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复函，以知情者的身份做出证明，云：“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之类，都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
毛泽东与亲友的一封封信件，如今翰墨留香，这不仅仅因为毛泽东的这些手书灵气飞动，更主要的是，信的内容透露着浓浓的亲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愈久弥香。大爱无疆，毛泽东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高度的原则性与艺术性，令人折服，让人敬慕。(摘编自《党史文汇》2015年第8期 陈新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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