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后人看起来十分宏大严肃的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往往显得很慌乱，这一点我知道，但是还没想到北伐开始的竟然是这么仓促。
北伐前，李宗仁完成对广西的统一，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也初步完成了对广东的统一。这时候的形势是，在西南除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之外，云南还在唐继尧手里，贵州也还在袁祖铭手里，北方是直系吴大帅和奉系张大帅，东南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湖南也还是赵恒惕，西北是冯玉祥。国民政府虽然喊了很长时间的北伐，但是始终没能打过湖南。
李宗仁完成对广西的统一之后，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准备先完成两广的军政统一，然后再出师北伐。但是他和国民政府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桂军自治，理由是广西穷广东富，不能拿广东的钱去养广西的军队，中央财政怕吃亏。所以桂军这时虽然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番号，但是两广并没有真正统一。李宗仁去广东游说国民政府北伐，也是费了好大力气也没有结果，因为蒋委员长和汪主席等人这时候都忙着内斗，没工夫去想遥远的全国的事情。
在湖南，赵恒惕虽然是名义上的领袖，但是因为赵大帅是北洋政府委任的，所以他手下的唐生智师长正四处联络，准备驱赵独立。而且，吴大帅一直想插手湖南，苦于找不到门路，所以他一边支持唐师长驱赵，一方面又表示支持赵大帅。唐师长这时面临的形势是，他的势力主要在湘南一带，而赵大帅在湖南北部一带，唐师长虽然只是区区师长，但他的部队在湘军四个师里仍然是强的，打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问题在，如果他驱赵，吴佩孚必然南下援赵，而他又远不是吴大帅的对手。如果他战败了，他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向南退入广东，二是向湘西南退入广西。但他的湘军前辈谭延闿和程潜这时都在广东，是被他赶过去的，所以他势必不能往广东去。那么他的出路就剩下往广西去了。
在唐师长发动驱赵之前，为了有点底气，就派人向李宗仁求援，希望桂军能派一两个旅支持他，李宗仁就派了一个旅入湘援唐。唐师长发动驱赵后，赵大帅明知不是对手，立刻通电下野到上海去了，吴大帅这时正收拾完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此时不在军中，到苏联访问去了)，就疾驱南下，到长沙衡阳一带打唐师长来了。唐师长本就心虚气短，一对阵马上败下阵来了，幸好桂军援军这时已经赶上来了，冲了直军一下，才算稳住了阵线。
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正是两广联合北伐的好时机，所以他第一次到广州跟国民政府衮衮诸公谈北伐的事情去了，而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没想过北伐的事情。但是他跟蒋委员长、谭延闿、张静江等人谈了几次，都没什么结果，最后只说是先让桂军和唐军打一打看。然后就是争取到了这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的支持，李济深在李宗仁统一广西时就曾奉先总理之命配合过桂军，所以两军有点交情。四军驻扎得比较分散，主力一时间集中不起来，驻在广州边上的只有叶挺的独立团，所以独立团就率先出发了，而这时蒋委员长还没有誓师北伐。
这时国民政府打的算盘当然是，如果前线打得好，当然就北伐，打得不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宗仁的桂军这时总共只有四万人左右，还得分一部分防备唐继尧突然偷袭，剩下的部分才跟着李宗仁北伐去了。所幸四军、七军和八军也就是唐师长的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打得还不错，上去就稳住了战线，并且北进到了长沙。这时国民政府才觉得机会来了，蒋委员长才在广州誓师，开始大举北伐了。所以按李宗仁的说法，北伐其实是他促成的，而且是他们在前线已经打得炮火连天血肉横飞了，广州的国民政府才决心北伐的。
李宗仁的回忆录挺有意思，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他对中国现代史上的黄埔系军人很不看好，认为黄埔军人虽然革命精神可嘉，但业务也就是军事水平很一般。李本身是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生，而黄埔军校前三期都是六个月就毕业的学制，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职业培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去政治去了，真正学军事的时间很少。所以李宗仁认为黄埔军人的军事水平不行，反而受到蒋委员长的偏爱。李说，时为国民革命军代理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告诉他，北伐开始后，虽然国民革命军除了四军已经先期出发了之外，剩下的六军的待遇并不一样，甚至连本来应该每个士兵发一双草鞋的待遇都不能做到公平，蒋委员长视为嫡系的第一军的待遇就要好很多，而别的军就常常不能领到。军官犯错也是一样，黄埔军人克扣军饷，委员长只是找去单独谈话，训斥一顿就算了，最后还是会另外拨款填补亏空的。
再比如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之所以会比别的地方财政上更宽裕，固然有财政部长宋子文竭泽而渔的功劳，但是主要的来源却是两项，就是鸦片税和赌税。而且官府的财政比较离谱，收税居然是承包给私人的。官府对一个地方的税收做一个大致的估计，然后在商人中进行招标，中标的先把税交给官府，然后再由商人去搜刮人民。不过，正是对广东的搜刮和赌博鸦片这两个中国近代的大脓包的税收才支持了北伐战争的财政，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统一全国，也算是得国不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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