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国进行工业化时期，如果不能对外劫掠，内部必然增加积累，压缩消费，改变原有社会总产品分配比例关系，使产品分配向积累大幅倾斜，打掉生产者最低消费水平的安全冗余量。这时，任何一点诱因，经济任何一点波动，都必然导致生产者获得的消费品不足，出现饥荒或大面积营养不良，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毛泽东的责任：提出1070万吨(人均18公斤)钢的目标，在接近平台的关键期退二线把担子交给缺乏威信的接班人。
接班人的责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树立威信，放任浮夸。
彭帅的责任：在纠左的关键时刻跳出来，攻击接班人，提出继续抱苏联大腿，导致纠左失败。
官僚集团的责任：迎合上意，冷血征粮，掩盖灾情，延误赈灾。
1950年代的高速发展，与中苏密切合作分不开。但是到1950年代末，情况出现了变化。中苏合作基础有两个，第一是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壮丁需要中国劳动力;第二是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搞臭斯大林导致国内政权不稳，东欧动乱，需要中国声援。1950年代末，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经过10多年的休养生息，苏联壮丁开始恢复，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地位也开始稳固了。于是，赫鲁晓夫提出新的条件：中苏继续合作，中国成为苏联卫星国。毛、刘、邓，都不同意。
赫鲁晓夫这种要价，相当于一种讹诈。中国当时虽然有了156个大项目，但是基本都是在苏联人指导下完成的。从工程师到技术人员，都是老大哥指挥，中国人跟在老大哥后面转。还处在学徒的地步。
一群土八路得到了政权，国家百废待兴，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发展，技术官僚中很多是旧政权中过来的。何况，民国时代，大家都懂的，基本没有工业基础，经济基本放任自流，所以这些技术官僚也没多少实践经验。大家对如何发展工业化其实也不太懂。工农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人口的增长，如何平衡，完全没有经验。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面强调要尽快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也不仅包括苏联，也包括当时尚在敌对状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包括生产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
但是，缓不济急，时不我待。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在即。中央提出大跃进，希望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条路，自己完全没走过，但是怎么办呢?
回去找老大哥?老大哥当然欢迎中国回去，不过代价是要中国做奴。中共早期，仰赖苏联，多次被出卖，吃过亏。毕竟国家间是以利益为重，如果事态发展对苏联更有利，苏联利益和小弟利益冲突的时候，苏联必然会牺牲小弟的利益。
除了没有经验，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前几年国家发展顺利，给高级领导层面带来的过高的信心，让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经过近10年高速发展以后，经济增长即将进入平台期。
于是，毛泽东提出1070万吨钢的指标。这个指标定高了。
高是相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而言。1949年解放，钢产量15万吨，按5亿人计算，人均300克，够做一把菜刀。没记错的话，英国的钢产量，在19世纪初，就超过1949年的中国了。人均更高。没有那样的钢产量，怎可能进入蒸汽时代?大炼钢铁，是目标1070万吨钢，人均18公斤。大家可以去健身房找个20公斤的杠铃片看看，20公斤钢有多少。够干什么的?修铁路、造桥梁、盖楼、生产机械设备，都需要钢铁。中国当时就是那个水平。
工业化时代，土法炼钢，好不好?有现代化的高炉自然好。没有现代化的高炉，生产一些低劣的钢铁，制造一些粗陋的农具和生活用品总是可以的。毕竟中国连生产必要的农具和生活用品的粗陋钢铁都不足。再说，如果土法炼钢能生产粗陋的农具和生活用品，那么就可以节约高质量的钢铁，用于更重要的建设。这是当时的想法。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弄死了贝利亚。然后，赫鲁晓夫又弄倒了马林科夫。斯大林钦定的接班人，没接上班。
这件事情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毛泽东的想法是自己隐退二线，让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在一线，积累经验，树立威信，为日后接班铺平道路。
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即将面临平台转折期的时候，毛泽东的后退，违背了危机时刻集权领导的原则，必然导致危机时刻的二元领导。这就为日后纠左困难埋下了伏笔。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当时也渴望做出一些成绩，树立威信服众。接班人的地位，其实并不稳固。如果考虑到1953-1954年的高饶事件，就会明白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当时的心情。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对经济有多大潜力也不清楚。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干出一番丰功伟绩，超越前人，树立威信。在这样思想指导下，他们开始了具体的操盘过程。他们在毛泽东提出的目标上进一步加码。短时间内，大量项目上马，各种经济指标一涨再涨。
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1958-1959年前后开工的重大项目有哪些。以北京为例，当时的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全国范围更多。比如：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20/20/5224942_403420016.shtml。
有人说，大跃进完全是胡折腾，并不正确。
上面希望什么下面就提供什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官僚系统的特点。上面想法，下面摸得很透彻。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再夸大一圈。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不是现代才有的。层层报数字，抓落实，简政放权，其实都是电话往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于是，亩产万斤，放卫星，全部冒出来了。
韩丁的《深翻》里，对放卫星有非常生动的记述。路宪文的回忆，也提到吴芝圃怎么要求他，他怎么要求下级放卫星。当然，路宪文这样写的目的，是为自己开脱。不难想象，吴芝圃确实给他压力和诱惑了，但是如果他坚持，或者别为了冒尖把牛皮吹那么大，也没有后面那样征收。
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开始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纠左。问题是，这时纠左很困难。接班人在一线工作，毛泽东理论上已经退二线。纠也不是，不纠也不是——纠左必然危害接班人的威信，不纠左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话说不到，纠左无效，话说重了，对接班人伤害太大，接班人必然有抵触情绪。再说，过分纠左，必然进一步破坏接班人的统御能力。所谓主少国疑，就是这种情况。
毛泽东甚至发展到绕过接班人和他的助手，直接给全党党员写公开信(附：党内通信)。这意味着什么，外人一看就明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个意外。彭帅在庐山向接班人开炮了。彭帅把接班人的工作说的一无是处。
这个意外有其必然性。当时大跃进确实出现了很多冒进的问题，彭帅不是放空炮(不过也是马后炮)。可以说，彭帅开炮与毛泽东纠左之间，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毛泽东的纠左，必然伤害接班人的威信，这种情况下，必然有人跳出来挑战接班人。
彭帅访问苏联，赫鲁晓夫热情接待，提出要统一步伐“对对表”。什么叫“对对表”?当时国内接班人和他的助手搞大跃进，虽然表面上是烈火烹油，实际上已经乱成一团，露出败像，彭帅同意不同意“对对表”?彭帅是否认为“对对表”是一种挽救败局的方法?当时毛泽东已经绕过接班人直接给全党写了党内通信，让大家赶紧补种杂粮、瓜、菜，表达了在浮夸、冒进上和接班人完全不同的意见。这意味着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彭帅是否认为毛泽东和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前夕?他是否认为毛泽东会接受苏联人提出的“对对表”的方案?最关键的是，他回国以后是怎么和毛泽东汇报的?这时，彭帅如果接受苏联人提出的“对对表”的对策，也是能理解的。
彭帅未必有野心，但是却缺乏长远的眼光。他既想要国防现代化，有不想过高积累，彭帅的路子是继续抱苏联的大腿。彭帅的思路，继续抱苏联大腿，不能完全说是错——至少到1980年代，抱苏联大腿的国家混得都比中国好。只能说短视。短视没关系，问题他是国防部长，军队直接领导人。
现在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了，是挺接班人，还是挺彭帅?毛泽东试图调和，彭帅没答应，接班人也不答应。两个都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主席，你看着办”吧。接班人当然不能答应自己的威信受到这样的冲击。彭帅也不后退：你不满意他，我替你向他开炮，难道你还要偏袒他吗?
毛泽东最终选择了接班人。这至少有几方面的好处：
第一，如果牺牲接班人，那么必然导致自力更生路线夭折。接班人与彭帅的分歧，说到底是路线分歧，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搞工业化，还是投靠苏联搞工业化的路线的分歧。毛泽东肯定选择独立自主。这一点上，谁支持他，他支持谁，谁反对他，谁完蛋。
第二，接班人及其助手的地位相比彭帅高，换接班人引起的政治地震必然更大。
第三，如果因为彭帅的原因，拿下了接班人。那么就开了军人干政的先例。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别人当接班人，没有军队点头，也难以稳固。后任怎么接手?
第四，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毕竟当时上马的很多大工程，都完工了。
于是，彭帅下台。
国防部长，抗美援朝的英雄，下台，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于是，向下传达。
这一传达不得了，下面本来还有些人有异议，看到彭帅的下场，再也不敢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冒进说三道四了。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后悔传达范围太大了。
彭帅这一搅和，毛泽东纠左失败，彻底不可收拾了。
彭帅的思路其实不难理解。
各国在工业化以前，主要产业都是农业，如果不对外劫掠，那么主要的积累自然都是来自农业。大多数兵源，肯定也是农民。大多数出身农民的解放军来说，大家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不就是为了日子过得好一点吗?现在打下天下来了，还要搞工业化，日子虽然有改善，但是大多数收成还是上缴国家，自然有怨气。
苏联当年因为余粮征集制，闹出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把叛乱镇压下去，贤良祠中增加英烈。
与之类似，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马上开始工业化，也没解决好老兵安置问题。结果闹出了西南战争，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成了造反武士的首领——武士的专业是杀人，给他们讲工业化需要节衣缩食，为了长远的发展，需要裁汰旧军队，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打下了天下，还要继续过苦日子，谁听得进去工业化的大道理呢?二二六兵变中，军官动员士兵说的是：满洲前线的士兵，姐妹还要靠卖淫生活，老农种出来的水稻，自己却吃不上……因为大多数士兵也是农村人。
所以，彭帅当时的压力肯定也很大。再说，彭帅在朝鲜和一个工业化国家对过阵，心里深知差距。他选择能搭苏联顺风车就尽量搭，也是情理之中。
1959年年底，放出的卫星要兑现。吹牛皮要上税——没收那么多粮食，但是要上缴那么多粮食。于是，出现了饥荒。
以“信阳事件”为代表，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当地领导，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书记路宪文，先是吹牛皮，然后是冷血征粮，后是隐瞒灾情，导致当地大批人口饿死。中央知道以后，吴芝圃逮捕路宪文，把责任全部推给路宪文，试图杀人灭口。毛泽东批示，救了路宪文一命。
这两位在改革开放以后，被平反。
同样有类似劣迹的省委书记，没有被深究。没有被深究的原因，大约是怕他们利用饥民动乱。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赫鲁晓夫趁机落井下石，一夜之间撤走专家。大量工程停工、半停工，大批企业瘫痪，国内工业几乎停摆。
这个过程很惨烈。分析起来，原因是综合的。有领导层决策失误，缺乏经验，盲目乐观，有工业化发展的路线之争，有苏联背信弃义，有干部集团官僚主义严重，付出代价的是劳动者。
今天的人，理解不了什么叫资本的积累。当时的中国，主要产业是农业，只有锄头，大牲畜很少，主要产品就是亩产100公斤的粮食，人均耕地面积世界倒数，被强敌环伺。这样的国家，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强国，几乎是开了挂的事情。后人却觉得是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
今人从上帝的视角看，当时有若干避免灾难的机会，但是如果关闭上帝视角，置身其中，则未必能做出更高明的决策。
工业化的唯一理由，就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不这样做会更糟——自己不搞工业化，就会被别人杀戮、劫掠，为别人提供资本，使别人的工业化减轻痛苦。
工业化英国跑的时候，中国没跑，结果被打进来。日本跑的时候，中国跑慢了一步，结果被虐50年。到毛泽东的时代，难道还有时间慢悠悠的闲庭信步吗?斯大林说，不搞工业化，我们就会被毁灭!他说的一点没错。如果苏联稍微慢一点，就被纳粹种族灭绝了。
这样艰苦的历程，经历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再经历了。不过，如果发生了类似前苏联解体时的去工业化，那么将来还要再受一遍这样的罪。
以上内容来自点滴积累，并不全面，不排除随着档案解密，有新的内容增加进来。
附：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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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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