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邓力群随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
郭谦贵
1949年4月，东北局决定调整行政区划，并决定调张闻天到辽宁省(原辽东省)担任省委书记。张闻天领受任命后，着手各项人事安排工作。张闻天找到邓力群谈话，说了自己的意图，点名要邓力群去辽宁丹东的辽宁省委工作。邓力群被任命为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跟随一同前往的还有此前已经调来担任张闻天秘书的徐达深同志。
邓力群到达丹东市后，参加了辽宁省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听了一些回报，为理清工作思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949年6月初，邓力群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一个电报，内容是限时限刻让邓力群到北京报到。到北京后做什么工作，电报中没有进行明确。辽宁省委书记张闻天也没有对邓力群透露什么。
邓力群到达北京后，住进位于香山的中央机关。这是邓力群人生中第二次进京。时年34岁。年轻的邓力群经历了党内外的一些风云际会。此前邓力群第一次进京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北京读中学。
邓力群进京的历史缘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找邓力群谈话后，邓力群才知道事情的来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在1949年5月决定组织一个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后准备实行的内外政策，征求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争取苏联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邓力群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外事活动之一。中央决定要求邓力群做代表团政治方面的秘书，黄韦文做经济方面的秘书，戈宝权做文化方面的秘书，师哲是翻译，吴振英负责机要工作，吴振英手下有七八个机要人员。中央还做出决定，待访问结束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将留在莫斯科，继续从事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出国前，邓力群去看望了已在北京读书的女儿。
邓力群离开北京访问苏联。1949年6月21日凌晨，邓力群随刘少奇、王稼祥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离开北京。经过沈阳时，高岗与代表团汇合，然后一起坐火车到大连。到了大连后，代表团成员统一换上西装，这是邓力群第一次穿西装。邓力群试装时还称了体重，正好65公斤。中央代表团在大连换乘苏联飞机，中途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1949年6月26日下午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代表团成员都住在市区的一个公寓里。6月28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被邀请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担任翻译的师哲参加了，其他工作人员没有参加。
邓力群在代表团的紧张工作。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代表团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时间学习苏联经验，希望邀请苏联主要部委的领导人，向中共中央代表团介绍苏联的经济建设、国家组织、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等方面的经验。刘少奇提出的考察内容斯大林不但同意而且高度重视。按照苏联的安排，苏联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国家银行、外交部等十来个部委的负责人先后同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使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的情况有了直接的认识。为了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保存下来，邓力群等几个人开始分头整理材料。紧张忙碌着，如获珍宝。
邓力群心情起伏。由于是秘密访问，组织规定代表团成员不准上街，苏联方面也没有组织参观活动。但邓力群的心情激动无比。能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顶层架构做些资料准备工作，邓力群深感无尚光荣。这次访问也决定了新中国政治体制、财政体制、计划体制、商业体制、银行体制、外事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党群体制等有关国家政权的运行模式。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邓力群心神不安。主要原因是听不懂俄语，听不懂广播，也看不了报纸。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其他各项任务也十分繁重，处在国外那样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内心感到不安。邓力群想念国内的妻子罗立韵。到莫斯科后由于要保密，不能写信，家庭的情况都一无所知。邓力群还担心大哥邓飞黄、三哥邓力成、四哥邓建黄他们。当时，邓力群了解到，湖南在程潜、邓飞黄的主导下，正在酝酿起义，邓力群担心大哥邓飞黄的人身安全。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揪心。邓力群把自己家族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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