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从平淡见英雄|还原建军大业之外真实的朱德

对于朱老总的刻画，电影里和人们的一般映像似乎是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朱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大多是从井冈山朱毛会师开始，稍微好一点的，能记得南昌起义时那个公安局长。总之，从一开始他便是一个中年人了。朱老总就像他的称呼一样，天然便带着一种老资格。

说起朱德的军事水平，则更没有几位能讲出个所以然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陈毅有黄桥，林彪有平型关，粟裕有孟良崮……却很少有人说起，朱老总的代表作是哪一出。

他似乎只是一个符号、一块招牌，象征着令人敬佩的道德、丰富的阅历和服众的威信。

而电影反其道而行之。黄志忠，这个曾在新版《亮剑》中出演李云龙的演员，把李云龙的兵痞气息带到了朱德身上。他也热血，也有勇有谋——我甚至觉得如此大写特写三河坝战斗，就是为了刻画他的形象。可是大家能记住的，恐怕是他跟周恩来等人卖个关子的狡黠，宴请各路军官并招来妓女时的得心应手……

可以说，《建军大业》拍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朱德，一个比民间印象更不接近史实的朱老总，一个缺失了一切使他成为朱德的美德的“朱德”。

朱德生于1886年，比身边许多革命战友，整整早了一个时代。他经历了封建统治的末期，也经历了一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他上过私塾，念过讲武堂，带过兵，留过洋……丰富的经历使他成为旧时代跨向新时代的一座桥。

就出身而言，朱德的家庭并不富裕。

我家是穷苦佃农。为了一家二十口人的生活，我们租种了二十亩地。

要家里很节省才够吃，遇上好年成，有一件新衣服，不然就没有。都是吃粮食，从来没吃过白米，多半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

我是家里唯一读过书的，一边上学一边干活。

家境所迫，朱德辗转于几所学校念书，在这期间，他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

头一年就读了一本《大学》，《中庸》、《论语》也读了，到了《上孟》、《公孙丑》那一章……读了两年，读完了《四书》、《诗经》到《书经》。……《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甘四史》，十一二岁，读书多，背到了一大串，读到了《左传》，讲也讲得来了大半。

戊戌变法后，就又讲究科学了，我开始学算学，我学的还不错——因为会打珠算，那是在丁先生那里就学会了。当时因为家里都不会挂账，算账家里很需要，先生教，就会了。加、减、乘、除都会了。所以算学一看容易得很，一直学到比例开方，我都觉得容易——以后慢慢读成大学生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在学习期间，朱德目睹了四川百姓因干旱而流离失所的景象。地主和农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不少农民沦为流氓无产者。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朱德对于成绩似乎并不在意，然而科举考试却成绩不错。

我们还是爱跳，读书也没用过劲，毛毛草草的。他们读通夜，那我是不干的，因为我晚上要睡觉，非睡不行，我就说：
“读通夜要命也不行！”

一九○五年，去考试。那时我二十岁了……这一考就考出了名。本来先生叫我们去考，家里没钱，还好只七八十里路，就拿了一吊钱，去考一下子，一考考得很好。那时我用朱健德的名字，在一千多人中间考在前二十名里面。家里还不相信，结果拿来一看，果然是。
 

1907年，朱德到成都的一所体育学校里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家乡仪陇县，在县立高小教体育。1909年，朱德考入了进了“可能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朱德原句）云南讲武堂。由于此前接触过反官僚的思想，又接受了近代科学的启蒙，朱德进入讲武堂不到几个星期，就参加了革命党——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德跟随进步的滇军首领蔡锷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后来又参加了推翻袁世凯复辟的战争。经过几年的战斗，朱德升任旅长。

1921年，朱德当上了云南省警察厅厅长。此时他已经感到军阀混战不是出路，心底萌生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战乱中，他首先辗转到重庆，然后是上海。

去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接待。刘湘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

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遍。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登满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看了这些报道后，他决定参加共产党。他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他们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视为一种威胁，那他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

于是发生了影片中提到了“追共产党，从上海追到北京，最后追到柏林”的故事。

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像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 

接着他到了北京，老友孙炳文离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上海。孙炳文给他介绍了成群的学生，这些学生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都不在。

朱德又回到了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陈独秀等人。孙中山给朱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汪精卫女里女气的作风让朱德从心里感到鄙夷。

至于与陈独秀见面：

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之中。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1922年9月，朱德登上法国轮船，经过四十多天，在10月22日到达了柏林。

在国外的几年里，朱德参加了大量的工作，也曾两次因共产主义活动被拘捕，从德国驱逐出境，去往苏联。

……（到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一找到了党，便立即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

在柏林我呆了一年，学习德文，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

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政党，当时，学生分成了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

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我就到欧洲各地游历，去了苏联，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

在德国期间，朱德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

在柏林的时候，对帝国主义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都有了相当认识，不仅看到了那种形势，而且参加了当时的运动。对于德国从欧战中垮台下来，为什么到一九二四年，英国、美国又借款给它，把它救起来，以及以前的革命高涨……这些问题我们都相当地讨论了。而且从这环境中间，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联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

从中国到德国再到苏联，朱德从封建主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国家，再到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巨大的跨越。

在苏联又开始学习，进步就更大了。思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唯物论辩证法，在德国和李季他们也常常讨论过，多不很深刻。在苏联得到实际，参看了好些计划表册……这时我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主要的是在学校里，中国经济地理这一门功课材料非常丰富，对我们益处很多，其中统计表、数目字，都是很多。接着又研究了世界上的经济地理，哪一国哪一国都搞清楚了，打下了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有很多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是要记得清楚，因为我的数学搞得还算好，所以对科学、经济学、军事学、马列主义，都有很好的注意了。

我先在东方大学念了几个月，随后我去避过暑，学习打野营，学习军事，野营归来以后，我就到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班去继续了六七个月。

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我便得回国了。

回国后，朱德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指导四川的军事运动。

1927年1月，朱德奉命加入了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个身份让他更好地保护革命活动。

6月、7月份，国民党右派开始“分共”，南昌还在“欢送”，广东蒋介石、四川刘湘则是屠杀。南昌的机关很多隐蔽起来。朱德到了武汉。

在武汉，党就决定了南昌暴动。

当时我们的部队力量太小。……叶挺从广东出发时，只有一个独立团最可靠。叶挺在武汉成立了师。那一团因而发展为五个团，成立了两个师。……另外是贺龙的二十军，有三个师约八个团。

我们开始布置了。从南昌被赶出来的人，以及在武汉的人都赶到南昌去集中。

这样多兵团集中在南昌一地，街街缝缝都住满了。就计划在七月三十一号晚上暴动，这时队伍到南昌也不过一天左右。到那天晚上，人们还不曾觉得我们在各方面都已布置好、计划好。主要是贺龙、叶挺在这里面领导。……

计划晚上一点就开始解除朱培德部队的武装，我被分派的任务是，邀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一直搞到夜晚九点，还拉在那里饮酒。可是因为发命令太早，一下走漏了消息。那是贺龙部队一个云南人的营长去报告的。他们得到消息，因为封建关系，立刻惊怕起来，马上派人来叫这些军官立刻回营。他们起来要走，我也不好拦挡。不过这时朱培德本人是到庐山去了。他们走了，我也就回去。此刻街道上已经不通行了。我感到贺龙的司令部告诉他消息已经走漏了。于是不得不提前两点钟暴动就开始了。

到天亮，一切已经完全解决了。

这就是南昌暴动中朱德的部分。像他本人的性格一样，没有浮夸的表演，也没有年轻将领的热血，只有仔仔细细地做好自己的任务，兢兢业业地完成革命事业。

此后辗转作战，最后上井冈山与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等人会师，于朱德本人也只是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小段故事罢了。

起义后，我被任命为新九军的副军长，该军是起义过程中组成的，大约有三千人。

……我接着率领部队到了广东海陆丰附近的东江地区，我是革命军右翼的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和贺龙进攻潮州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地区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然后转江西、湖南。到那时，我的第九军大部分弟兄都牺牲了。我只有总共一千二百个弟兄，其中包括许多从贺龙和叶挺部队败下来的散兵。

我接着参加组织一九二七年的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和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子上用了红星。

六个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井冈山，部队增加到一万人。就在这个我们准备建立第一个根据地的井冈山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和我把我们的部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时期是我们的革命堡垒。我被任命为第四军的军长，毛当政委。

这就是电影结束之前，朱德的人生经历。

或许情节的出入、性格的改动，都是为表现人物服务，但朱德为何能受到党员和群众超乎寻常的尊敬？《建军大业》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占了许多篇幅的三河坝战役，并没有什么意义。

朱老总之所以为朱老总，原因不外如下：

他全然没有官僚的那一套做法，把自己和普通士兵摆在同样的地位上。

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

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能听懂。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他常常从山下挑粮食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总是五、六点钟起床。

他成长于佃农家庭，目睹过四川农民在干旱下挣扎，也见过过上海纸醉金迷背后的、被榨干的工人阶级。他始终扎根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大多数之中，因此得到了他们的爱戴。

“外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了多少财富，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埋街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被收殓起来掩埋在平民的坟地里。另有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这样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他们因年老体衰被工厂解雇，让回乡去等死。”

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像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

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他对自己严格自律，又对同志和群众报以春风般的温暖。

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一九二一年向西康进行第一次“长征”时开始戒烟，在去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已经戒得差不多了，在上海广慈医院又狠狠地治疗了一个星期，最后才完全根治了。

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这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五十三四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李长林笑着告诉我，就他所记得而言，他每次总说五十六了。

 “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的妻子康克清谈一谈她认为她的丈夫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性格时，她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谈话。”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读书。他仔细定出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天，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像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一般没有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斗中却要发怒。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没有受过伤。”

威尔斯女士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

“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在一本本昔日的记录中，我们终于看到朱德更为清晰的一面。青年时他也曾追随革命军，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盛年时他也曾满腔热血，投身于异国他乡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年时他带着一颗坚定的心和说不完的故事归国，成为军队的榜样、革命家的楷模。

他不是一个混迹部队多年、略带匪气的兵痞，也不是维护部队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而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那些使他广受爱戴的特质——官兵平等、军民平等的作风，深厚的阶级感情，严格的自律和对同志的无私关怀，正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有前人在此，我们后辈应当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