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南昌起义》，原载《人民日报》1983.07.27 第5版
从武汉到九江
我党“五大”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先是冯玉祥倒了过去，他把政工人员都“礼送”出来了。刘伯坚等许多同志，就是这个时候从冯玉祥部队出来的。
六月上旬，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等所谓“左派”在郑州开会，进行分赃，搞了郑州协议，冯玉祥占据河南，唐生智回师武汉。这样，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就都搞到一起了，将矛头一致对着共产党。我们原计划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反共政变的想法破灭了。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怎么办?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得很激烈，陈独秀就是坚决反对进行武装斗争的。正在这时，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料国际的这个指示，却被国际代表罗易拿去给汪精卫看了，使汪精卫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步骤。这也促使我们尽快发动南昌起义。
七月中旬，中央组成了五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发布了七月十三日宣言，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当时我们在九江的部队，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在九江一带。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我们比恩来同志早走了个把星期。叶挺在南昌起义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七月二十日的九江谈话会，我参加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前后，由于武汉形势紧张，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先后到达九江。叶挺说的二十日的谈话会，实际上是一些中央负责人的碰头会。当时我和叶挺在一起，因为在武汉就决定，到九江时第一个通知叶挺。我们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
参加二十日谈话会的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叶挺同志。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有几个中央委员主张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特别是李立三，说我是奴隶主义，胆子小，等等。我说，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李立三还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我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有些部队传达得宽些。我们向这些干部介绍了整个形势，说明了任务，指出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起义。然后，告诉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这期间，我还上了一趟庐山。当时，鲍罗庭在庐山，叫我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同志。鲍罗庭所以找我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我们党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因此，他听过我的介绍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不久，他就奉调回国了。多年后，恩来同志还问过我，在庐山见到的是鲍罗庭，还是罗明那兹?我说是鲍罗庭。
按照恩来同志给的任务，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在九江，我通过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少奇同志的住处(具体地点记不清了)，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我同他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从庐山回到九江，继续按原定计划向各部队传达。除叶挺的二十四师外，还有张发奎的其他一些部队，特别是李汉魂的二十五师，我去的次数比较多。
接到我们的通知后，有些部队就陆续向南昌集结了。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而二十五师是我们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整个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周密。因为我们党从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起，不断向军队派遣了大量党的干部，各部分军队中，差不多都有我们党的力量。所以一经传达要起义的指示，大家就很快按党的要求进行准备。我们前敌军委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在马回岭
我们向部队传达大体快完的时候，恩来同志到了九江。当时，起义究竟要在哪天举行，还是没有最后确定。恩来临去南昌前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南昌起义开始后，怎么进行联系?当时我们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不可靠。为解决联络问题，恩来同我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我们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
恩来走后，我们决定，由我去马回岭拉二十五师，颜昌颐同志留在九江搞接应工作。也因为这个安排，后来，颜昌颐没有到南昌，直接去了上海。
我在马回岭的两三天里，工作是很紧张的。进一步扩大了关于起义的传达范围，多次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动员做好起义准备，拟订起义的各项具体计划。
八月一日这天下午，从南昌发来一列火车。我们知道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做了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他当时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长)商量后，决定立刻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叶挺独立团，七十五团是新组成的部队，七十四团团长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团的基础比较差，拉他们起义没有把握。
在马回岭，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进。七十五团团长是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但是，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我们只带出了一个侦察连。侦察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琼崖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带侦察连参加了起义。
七十五团还没走完，只走了一半的时候，张发奎就乘火车来了。他知道七十三团是我们的部队，现在七十五团又动起来，就感到紧张了。他站在车门口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我同他之间只隔着一座铁路桥，张发奎的火车停在桥那边，看得清清楚楚，是他。我分析，张发奎除了想制止七十五团的行动，有没有调七十四团同我们对抗的可能，估计他还不敢。因为十师、二十四师都走了，就剩下十二师和二十五师，二十五师的两个团也被我们拉了出来，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南昌正在行动，不能放他过去。于是，我立刻向跟着我的李排长(名字忘了，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曾在苏联学习过)说：“快让他们开车!他不开，就向空中鸣枪。”李排长立即喊着叫他们开车，他们不动，我说：“放!”放了一排枪，张发奎就慌里慌张跳下车跑了。跟他一块跳车的还有李汉魂等几个人。后来，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张发奎跳车时，他也在那里。张发奎跑得慌忙，将他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车上了，全部被我们俘获。贺昌同志也在那列车上，车开到德安后，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来，带着他的一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我说，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放了回去，因为那时我们与张发奎还没有完全决裂。
整个行动是成功的，差不多有组织的部队都拉了出来，二十五师的基本力量我们几乎都掌握了，经略加补充，编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师，隶属十一军。南征途中，它是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后头，我和周士第分工，他带七十三团，我带七十五团，急速向南昌开进。我们到德安后，火车不通了，便改为步行，连夜赶往南昌。我们抵达南昌城下，正是第二天拂晓，天刚刚亮。
在南昌
到南昌那天，天气热得很。我买了个大西瓜，一下子就吃了一多半。那时年轻力壮，干劲大，路途的劳累，天气的炎热，一挺就过去了。
在南昌城里，我找到恩来的住地。记得是在一所学校里。我将情况向恩来作了汇报，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接着，他把南昌起义胜利的情形告诉了我。南昌起义我军消灭敌军四五千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另外一些武器装备和物资。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之后如何行动?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之下，就一心想到南下，一心想争取时间快到广东，其他什么事情也都不顾了，这样起义军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南昌。
我到南昌的第二天，即八月三日，有些部队就开始出发了。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因为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二十四师就有两个团长不可靠，想换掉他们，也没来得及安排。直到南下途中方采取措施，将这两个人改任副师长，离开他所掌握的部队。其他部队连这样的整顿也没有。
以第十师为例，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十师的三十四，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志。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党员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八月三日出发，四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三十四，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由于我们没有在南昌留下来，还使另外一些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赶上我们。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包括女生队)，是我们掌握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原来也是决定参加起义的。他们从武汉出发后，先到了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这个团后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陈毅同志当时是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他也赶来参加南昌起义，到九江附近，发现形势起了变化，就设法摆脱敌人，同另几位同志奔南昌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走得早，到南昌没有赶上，直到南征途中，他才赶上部队。
另外，我们在武汉时，曾组建过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负责警卫国民政府。这个团是从叶挺独立团抽调一些连队组建的，团长卢德铭同志，原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连长和营长。这个部队本来也是决定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我们离开南昌，九江又被张发奎控制，便转道修水，向南昌方向靠，因为追不上我们，就停在修水，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成功后，我军编成了九、十一、二十等三个军，沿用旧的番号，仍叫第二方面军。朱德同志任九军副军长，贺龙同志任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并兼二十四师师长，我被任命为十一军党代表。起义军共有十五个团。
南下
八月三日，我军开始南下。
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不仅把炮丢了，其他武器弹药也丢了不少。再加上一出南昌就跑了蔡廷锴的一个师，部队的情绪不能不受影响。
南下途中，经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在向瑞金前进的路上，于壬田市打了一仗。这是我们南下以来的头一仗。先头部队是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和敌人钱大钧部的两个团遭遇后就是一阵猛打，虽然把敌人打跑了，但自己也损失很大。
壬田战斗后，我军进占瑞金。听说在会昌有钱大钧的一个师，壬田的敌人也退到会昌，我们便又集中力量去攻击会昌。八月三十日会昌战斗展开，战斗很激烈，主要参战部队是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二十军也参加了。我和恩来、叶挺、伯承都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经过激烈的战斗，虽然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但我军伤亡一千余人，干部伤亡也很大，陈赓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的。
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我们就占领会昌。占领会昌后的一天，我正在午睡，听到外边又打了起来，后来知道是黄绍竑的部队，从洛口开来，和我军遭遇。我们一发现敌人，就组织反击，黄昏的时候，把敌人打退了。经过这几仗，我深感起义军的勇敢精神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都缺乏战役战斗指挥经验，碰到敌人就是硬拼，所以往往一仗下来，把敌人赶跑了，歼敌不多，自己伤亡却很大。
会昌战斗后，我们又集结瑞金。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会昌南下，由赣南走寻邬等地到海陆丰，然后到广州，这条路是捷径，距离最短。但我们没有走这条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伤员，还有许多辎重，运输非常困难，只好又折回瑞金，改进入闽，经汀州、上杭走水道，把伤员和辎重都装上船，沿汀江、韩江而下，没有碰到什么敌人。
九月二十四日，我军占领潮汕。可是，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竟做出分兵的决定。由朱德同志指挥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箝制敌人。其实，今天看，为守三河坝而留下我们最强的主力师是完全不应该的。在潮汕，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守潮汕。这样分散兵力的结果，造成最后向揭阳进军的我军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一师、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不足六千人，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持不下。当我军与敌人在这里激战的时候，黄绍竑率两个师并指挥钱大钧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坝。其目的是：攻三河坝在于箝制我军，不使我军南下;夺取潮州则能威胁汕头，切断我各部之间的联络，以分割我们，有利于他对我军各个击破。守潮州的第三师，是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差，潮州遂为黄绍竑攻占，三河坝我军陷于孤立。以后，当汤坑我军失利时，三河坝也发生激战。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师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
汤坑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双方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我记得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拚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就这样，经过激战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我们精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我们撤了，敌人慑于我军的勇威，不敢追击我们，也撤了。
撤下来之后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当初我们本来打算进占汤坑、丰顺，既然连汤坑都没有能占领，就只好改变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贺龙同志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我和叶挺商量，向哪里去?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因为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他说，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我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他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一阵，那里的情况他了解，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党代表，我不能不进一步考虑。经过再三思索，最后我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随后，我们就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员会和恩来同志。他当时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在开会。于是，我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不主张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我认为叶挺的意见对，似乎他已经认识到二十五师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都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了。
可是，我们得知，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大家议论纷纷。
这时，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喊冲啊!冲啊!我劝他好好休息。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投降了。
这件事，再一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认识：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的。
得到这个情况后，大家的意见更统一不起来。正在紧张的时候，镇子外边又打响了。
失利之后
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杨石魂走时，我们匆忙中没问清与省委联络的暗号。我和叶挺去省委机关接头，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穿着也不象样子，机关的同志不晓得我们是什么人，不与我们接头。我们不敢在街上活动，连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匆匆忙忙吃完就走。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买了衣服、鞋子，换了换，又洗了澡，理过发，这才敢上街活动。
这里有个笑话，我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带些钱，身上分文没有，怎么生活呢!叶挺同志有经验，他身上带着很多钱，腰里缠了许多票子。有一回，他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买东西，商人一看，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我把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呵，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他解释说，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我扯了，就没事了。说着，我们就赶快离开了那里。
后来，我俩又重新调换了旅馆，改变了装束，这才开始同组织联络。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把家属从上海接到香港。我独身一人，活动很方便。同省委接上关系后，我就调到广东省军委工作。
南昌起义的主力，在汤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军的两个师，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强，并没有溃散。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领下，到了海丰，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和坚持了海陆丰根据地。关于二十五师的情况，在我抵达香港不久，二十五师的杨心余来到香港，他向我汇报起义失败后这个师的情况：他们退到武平时，遭到钱大钧的第十八师追击，我军本来占优势，但师长下令退却，退却行动又计划不周，损失很大。这时部队还有一千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支枪。退到信丰，部队疲劳已极。由我们派出追赶部队的赵自选同志又没赶到。周士第等一些师、团干部先后离队(周士第同志不久来到了香港)，有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自动离队。面临这种困难和混乱的情况，朱德同志非常坚定，他把部队改编为四个支队，并对大家说：“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我听了这个情况，对朱德同志深感钦佩。同时，又为他担忧，怕部队失去控制而溃散。我立刻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并建议军委，要二十五师进入湖南，与当地农民运动会合，以图发展。后来，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艰苦转战，经过赣南到达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
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头来看，南昌起义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伟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五”反革命事变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当时计划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总形势下，那是不现实的。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就战术方面讲的，而战略上错了，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南征失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起义胜利后，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呢?我看不会这样。事实上，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敌人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敌情来说，一个是朱培德的第三军，一个是程潜的第六军，再就是张发奎的剩余部队，总共就这些力量。程潜的第六军，主力没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只有其一个团;朱培德的第三军已被我们消灭一部，余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拢来，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他集中起来，这支部队战斗力也不强，容易对付;至于张发奎的部队，我党的力量很强，各团都有一些党员和农协会员。这次除参加起义的部队之外，他剩下的部队就不多了，只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这两个师中也有我们的不少同志。因此，张发奎的部队也是不难对付的。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本来，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重重，只要我们善于利用他们的矛盾，是可以不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的。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实际上，当时我们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农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面，起义军的成分很复杂，没有进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因此，要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虽然如此，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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