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在这天，与潘心源途经浏阳张家坊时，毛泽东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他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
后来他对斯诺说起当时的情况：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
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竟然差点就让民团的清乡队解决了。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长征途中，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时刻。
如果说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
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得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使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
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也不同意红军打红军的陈昌浩，在那封给彭德怀的信中火气十足："胡为乎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挥臂一呼，揭此黑幕”，“立即率队返回巴西”。(详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彭德怀把陈昌浩的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险情出自徐向前回忆中何畏向陈昌浩的报告。
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陈昌浩从他那里知道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即命令他们停止前进。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见他们停下来了，便也停下来，想问个究竟。
来传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李特当过四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着人追赶上来，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冷静地回答：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时，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连李特都十分清楚。毛泽东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李特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带回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毛泽东对这些又将南返的学员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南下的红大学员，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远去了。北上的毛泽东，在红大学员的视野中远去了。会师刚刚三个月的两支主力红军，在北上大门之前分道扬镳。由此把第二个9月9日，深深浇注进毛泽东的生命。
第三个9月9日，是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
今年9月9日，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41周年纪念日，为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丰功伟绩，特发表此文以示对毛主席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附：金一南：毛泽东居功至伟（摘要）
边缘性的力量，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靠的是领袖人物的历史自觉，其中毛泽东居功至伟。
虽然现在非议他的比比皆是，从大学课堂上再到网络、微信上。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支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掉这个名字。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
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斗争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不是还有一条道路也能胜利。全试过了，没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的问题的人。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党表彰他了吗?党处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把他开除了。但是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开除了就不干了。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因为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刻的历史自觉。
什么叫历史自觉?第一，是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从来不相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受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
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自觉，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这种历史自觉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没有好运。但倘若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自觉的领导者，毛泽东就是这样居功至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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