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榆树县的土改革命运动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左”倾偏向。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对东北局发出挖地窖斗争的指示，1947年7月27日，东北局又发出《关于挖财宝的指示》。东北局指示下达后，榆树县开展了“砍挖运动”。在“砍挖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向地主展开全面进攻，目的是从政治到经济彻底斗垮封建势力，更好更深入地进行土改革命运动。由于“砍挖运动”来得快，势头猛，加上农民群众酝酿不充分，被压迫了几千年，又由于过分强调彻底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只重视挖浮财，忽视“砍挖”斗争与土地斗争相结合，运动中普遍地发生了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乱打乱杀，打击面过宽和斗争方式简单化的偏向。
“砍挖运动”发展过程中，邓力群发现了某些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也曾设想要采取措施纠正。有些村子不但要把中农多些、好些的土地拿出来分配，而且把他们当作“富农”，把他们的浮财拿出来分配。这样一来，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在不同的地方都开始反映上来，逐渐浮出水面。针对这些情况，邓力群撰写了《榆树县一区检查侵犯中农利益及其纠正的办法》的调查报告。要求纠正侵犯中农现象。该文还在内部刊物发表了，用于指导当时的土改运动工作。调查报告文章结尾强调：“在领导面前的任务应当是：肃清对侵犯中农利益采取麻木犹豫态度的现象，粉碎侵犯中农利益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与各色各样的藉口，使雇农、贫农与中农紧紧地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火力引向地主。这样，只有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运动才能发动起来;这样，只有这样，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目的才能达到。”与此同时，榆树县其他区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工作，这本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1947年10月起，《东北日报》上开始大量地、片面地宣传贯彻“贫雇农路线”，简单地、孤立地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在这种潮流冲击下，邓力群的思想动摇了。邓力群不但认为自己写的那篇文章是个错误，后来甚至认为强调团结中农已经是运动向前发展的障碍。当时和后来的情况都证明，邓力群见微知著，落一叶而知秋，邓力群发现的问题和调查报告中提出的纠正措施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思想上受到了全国土地会议后掀起的平分土地高潮中“左”的潮流的影响，在延边会议讨论的发言中，邓力群做了深刻地自我批评。
1947年11月3日至21日，东北局召开了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土地会议的总结和土地法大纲，并发出《东北局关于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的通知》。1947年12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东北局发表了《告农民书》，号召农民积极起来打倒地主，平分土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东北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进入平分土地阶段。
在传达、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和东北局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的精神过程中，同全国其他解放区一样，榆树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复杂、发展的过程，加上对具体政策掌握不准，存在片面化、简单化的问题，在斗争中出现了“左”的偏向。
当时《东北日报》在宣传土地改革运动的文章中，出现了以片面的贫雇农路线代替党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土改路线的内容，主张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甚至极端地把中农同土改运动对立起来。有的文章还提出，中农的多余土地“应当抽出来平分”，任何借口“不得侵犯中农利益”而压制群众运动，抗拒彻底平分土地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是一定要受群众制裁的。这些党报文章的鼓动性很强，而且很能迎合部分农民的口味。这些背离党的政策的文章其所提出的口号，突出的特点是在农民中传播很快。在这种背景下，扩大了贫雇农与中农的矛盾，纵容了严重扩大打击面的错误的蔓延和发散。使一部分干部对运动放任自流，放弃了对土改的领导，放弃了用党的方针政策去规范、领导农民的斗争。
当时的《土地法大纲》也存在缺陷。《土地法大纲》在规定彻底平分土地方针的同时，没有一条，甚至一句话指明要团结中农，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这个在政策制定上出现的缺陷，在榆树县也导致了在实际的土改运动中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榆树县在1947年年底至1948年年初土改中出现的严重问题，认真归纳起来，一是打击面过宽。由于“左”的影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二是侵犯了中农利益;三是在干部队伍中“清除敌伪残余”问题;四是出现了“大扫荡”、“扫堂子”歪风。
邓力群同县委书记雍文涛在敌伪残余的判断标准和清除对象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邓力群认为，如果工作人员经过了恶劣环境考验，即使在伪满时期当过小职员，也应该留下来继续工作。县委书记雍文涛不赞成邓力群的说法，强调一丝一毫也不留是高岗同志的讲话精神。经过邓力群的努力工作和再三陈述，其所分管的五棵树区、弓棚子区和大岭的几个在敌伪时期当过小职员的干部，在长春失守后的撤退过程中表现很好，经过了艰难环境的考验，邓力群坚决不同意清掉，这些干部总算是留了下来，但被排挤，靠边站了。而榆树县的其他几个区，凡是在伪满时期当过小职员的人都清掉了。邓力群遭受批评，顶着巨大的压力，仍然能够正确掌握政策界限，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邓力群多次制止“大扫荡”活动。所谓“大扫荡”就是在一个区内，这个村的战斗队到那个村去斗去清，那个村的战斗队也可以到这个村来斗来清。邓力群制止了第一区的战斗队到第五区“扫荡”的暴力行为。当时，战斗队把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扒光上衣，吊到马桩上，用皮鞭抽打。有一个受不了，挣脱后，跑出去投井自杀了。还有几个人，一同被扒光上衣，吊在马桩上，遭受鞭打。邓力群赶忙进行了劝阻。赶到另一个村子制止了类似的现象。
邓力群深入榆树县基层进行农村调查。为了纠正榆树县土地改革运动中“左”的错误倾向，调查运动中打击面过大、过宽的问题，邓力群带着管乐人同志，在榆树县三个区的三个村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榆树县委又指定其他同志调查了另外两个区的两个村。在农村调查中，邓力群深入群众，亲自访问农民，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征求他们对改革工作的意见。对调查中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了系统研究，思考和追问土改运动中出现过的缺点和错误。撰写完成了重要理论成果《关于榆树县打击面的研究》。1948年7月20日，《关于榆树县打击面的研究》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后面还附有七八份调查材料。
邓力群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回顾了由于对《五四指示》了解和掌握的片面性、盲目性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对后来的思想上的影响，回顾了《土地法大纲》公布后执行中出现的打击面扩大化的偏向，以及1948年年初“大扫荡”所造成的侵犯中农利益的严重现象。
邓力群在调查报告的结尾进行了理论反思，理论探索。指出：“领导思想的片面盲目，政策掌握上的左右摇摆，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和偏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在执行政策时，在发动每个运动时，没有了解情况，没有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亲自动手深入细致的而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调查研究。不了解情况，就无法掌握政策，情况了解得不正确，政策势必发生错误。两年多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教训，实在是非常深刻和痛苦的。我们在砍挖运动中的错误，是由于情况的了解不正确;接征运动的偏向，也是由于对情况了解得不全面，到大进军时，侵犯中农的严重偏向一如以往而更加发展起来，仍是由于没有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没有对情况的正确掌握，就无法实现正确的领导;没有对群众运动实际情况的全面的清醒的了解，就无法使党的正确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过去是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条，并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去体现这一条，我们的错误无疑是要少犯的。如果每次运动中，我们都能根据对当时当地全面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向也是可以及时地得到纠正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邓力群为了光明和真理，苦苦追寻着，孜孜探索着，思考着在黑土地上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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