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的“补充和修改”
1956年和1958年，在赫鲁晓夫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同苏联哲学家、后任驻中国大使的尤金说了这样两段话：
我[1949年]在莫斯科期间，更为强烈感到这种对中共的不信任情绪，因此，我请求苏共中央向中国派遣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去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
——1956年3月31日《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尤金的工作日记)》，摘自《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6卷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1958年7月22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摘自《毛泽东文集》第7卷
一、毛泽东请斯大林派学者看自己文章的过程
这儿讲的“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指的是看当时正在筹备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文稿。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根据地和解放区就出版了多种毛泽东著作集，有的直接用了《毛泽东选集》的名称，但限于条件，它们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也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
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得悉苏联将出版根据解放区的版本翻译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便由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致菲利波夫①：
据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同志说，1948年由中共中央机关所属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在苏联译成俄文，并将于近期发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已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文章的挑选和排版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足，另外在个别词语上还存在一些错误，甚至是曲解。
中共中央将出版一套新的经本人校对的毛泽东著作选集，其中对前一版《毛泽东选集》作了一系列修改和变化。我们计划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版该著作。
有鉴于此，我们请求(你们)，暂时不要将译自中共中央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
另外，还要请求你们，应根据我们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来对已译俄文著作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变化。我们将于该新著出版后立即将其发往莫斯科并交给你们，在此之后，你们就可以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了。
中共中央
194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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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
接到这封电报后，斯大林很快给中共中央发了回电：
致捷列宾
第525号复电：
请转告中共中央如下内容：
“已收到你们提出的关于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请求。
我们在收到你们经校对的新版本之后，再着手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菲利波夫”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中央关于1949年6月底以前正式出版经毛泽东本人审校的《毛泽东选集》的承诺并没有按期实现。直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于12月16日在同毛泽东会谈时，又当面提起了这件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订上得到帮助。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编辑方面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并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不久，苏联方面就派出了科学院院士、哲学家П.Ф.尤金来到北京，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到1950年10月，毛泽东对第一、第二卷的审校基本完成，他和尤金分别致电斯大林，介绍了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情况：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呈上：
“菲利波夫同志：
尤金同志来华两个月期间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他所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出版筹备工作目前尚未结束，尚需1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
此外，我们还拟请尤金同志访问山东省及南京、上海、杭州、南昌、汉口、长沙、广州、两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使他在了解这些城市的同时，给我们的领导干部作报告。这约需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他在华还需再待约4个月左右。请允许尤金同志留华工作到1951年1月底或2月底。
可否，请复。
毛泽东”
下面是尤金同志致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我已就整个3卷的《毛泽东选集》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修订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对于头两卷，毛泽东已详细地研究了我的建议，并完全采纳了我的建议。对于第三卷的修改意见，目前正由毛泽东审订。已转告我：他将于近日内约见我，以研究我的意见和建议。
正如我以前报告过的，毛泽东又选出了一批过去未译成俄文的新的文章。这些文章约有30-40个印刷页码。
对于由翻译译出的300多页新的译文，我已收到了(约有一半为新的文章)，也研究过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目前我还没有把这些意见和建议交给文章的。翻译要将余下的文章译出，约需用1个半月的时间。
毛泽东多次请我到一些大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走一走，并请我给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
我认为目前有可能到一些城市走走，因为翻译正在译那些新的文章。这次到这些城市旅行，约需用2至3周的时间。待我返回北京以后，再用2至3周的时间即可完成对余下文章的审订工作。
由此看来，到12月底，我根本无法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和返回莫斯科。
等待您的指示。
尤金”
H.罗申①
1950年10月4日
——————————
① 罗申，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校、修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又请求联共(布)中央派出尤金前来协助，为此，斯大林又签署了联共(布)政治局决议：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
5月18日至7月30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51年6月30日
第368项 关于派遣П.Ф.尤金同志去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请求，派П.Ф.尤金同志前往中国出差，期限为3个月。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如下电文转交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的请求，尤金同志将于今年7月中旬前往北京，为期3个月。
菲利波夫”
收到请回复，执行情况请来电告知。
(以上苏联档案文件，均引自新编《斯大林全集》档案附卷八“苏中关系篇”。
https://pan.baidu.com/s/1MdI6-MA4kcRPx9SCq7K5-w)
二、尤金的翻译费德林回忆当年的经历
时任苏联驻华首席专家、汉学家费德林后来回忆当年的经历说：
尤金同志一到北京就开始审阅我们与中国同行一起译出的毛泽东著作的俄文稿。
毛泽东很快就决定面见尤金听取这位院士的意见和建议。会见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内进行的。由我担任翻译。
毛泽东在会见开始时为给学者们造成的困难和不便表示了歉意。毛泽东还说他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良心上受谴责。后来就言归正传了。
毛泽东请尤金谈谈他的意见，认为他的意见“对于肯定非常宝贵，会有助于今后对一些具体事物作正确的理解和分析”。
尤金说：……“毛泽东同志，您太谦虚了，您低估了您的著作。我没发现任何严重错误。我不过是有几点零零碎碎的意见，有个别方法论方面的考虑。”
尤金说完这番话后便翻开自己的记录谈意见。他具体地说出了著作的篇名、段落和页码。翻译师哲立即翻译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的陈伯达教授，陈伯达则对照中文稿研究起来。
毛泽东待尤金依次作过说明后对陈伯达说：“陈伯达，您对院士的意见有什么要说的?”
陈伯达平静地回答说：“我仔细听了院士的意见，我以为，他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们对您以前发表的著作中的提法已经作了更确切的处理并更正了印刷上的错误。”
“尤金同志，请您接着说。”毛泽东说道。
尤金一边列举有关著作的篇名、段落和页码一边说：“其余的意见也都与此相类似。”毛泽东再一次过分认真地叫陈伯达作答复。
陈伯达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是我们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正。稿子上已经改了。这个不确切之处看来是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这部著作是在行军条件下刊印的。”
对毛泽东理论著作的研究就这样结束了。它极其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及其负责人的行动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精到，实际上就像事前考虑到苏联哲学家的意见似的，从而使这次听取意见的谈话纯粹成了走形式。
筹备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使我确信，陈伯达领导的出版委员会对毛选初稿所作的修改比我们与毛泽东面谈时提出的修改要多得多。另外，对尤金的许多意见，要么是不予采纳，要么是变换表达方式。
在这方面应当引起读者注意的是毛泽东选集的前言。例如，前言中写道：“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事实也的确如此。关于尤金未置一词，一般说来这也是对的。
……我们离开了毛泽东的客厅，此时的尤金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
我问这位院士 ：“您为什么这样兴奋?”
“难道您不为我们这次出色完成学术任务而感到骄傲吗?”尤金的话在多大程度上发自内心，我在这里不作评论。
我脱口说道：“我们白费力气了，不过也不是一点作用没起。”
……
(译自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年第5、6期)
三、《毛选》的“说明”指出有些文章作了补充和修改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中国正式出版，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第三及第四卷。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也先后出版了前三卷的俄文版。
于是，毛泽东以这三卷《毛选》，向当时的中国、苏联以及全世界的读者，展示了他“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和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版《毛选》第一卷“本书出版的说明”中，有这样一个说明：“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这个出版说明，在以后的版本中被删除了。因此，一般读者并不知道《毛选》中的许多文章是被“补充和修改”过的。
那么，正式出版的《毛选》究竟对原始文稿作了哪些“补充和修改”?它们对毛泽东成为“真的马克思主义”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下面，就举两个例子来看一看。一个是对整篇文章的补充和修改;一个是对一篇文章的关键段落的补充和修改。
整篇文章是《毛选》的开卷第一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键段落是与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有关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段话。
四、《毛选》文章“补充和修改”的第一个例子
据统计，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至少有“《革命》版”、“《中国农民》版”、“《中国青年》版”、“1944年晋察冀日报《毛选》版”和“《六大以前》1951年版”、“《毛选》1951年版”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动。
《革命》版、《中国农民》版和《中国青年》版，都附有调查数据图表，而1949年以后的版本删掉了图表。
从《革命》版到《中国青年》版，内容上的不同之处有127处。到1951年版《毛选》时，又有修改230处。其中体现文本不同意思的内容有35处，从篇幅上看删去将近一半。
(以上据澎湃新闻《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版本研讨会侧记》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1514)
对照《中国农民》1926年2月1日一卷二期所刊此文原始文稿，和《毛选》1951年版经毛泽东最后定稿并正式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内容上作了重要补充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1，在篇首“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之后，增加了“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句。
2，在论述“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时，增加了“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一句。
3，在论述“中产阶级”时，增加了“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两句。
4，在谈到农村中的“半自耕农和贫农”时，增加了他们“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和“出卖一部分劳动力”两句。
5，在谈到“工业无产阶级”时，增加了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的内容。
6，在谈到“游民无产阶级”(按即流氓无产阶级)“很能勇敢奋斗”时，增加了“但有破坏性”一语。
7，在全文结束语中，再次增加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的内容。
其次，在内容上作了重要修改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1，删除了篇首“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一句。
2，删除了“拿农村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一句。
3，在全篇中，把关于革命性质的“民族革命”一词，全部改为“中国革命”。
4，删除了“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国家主义派等类”一句。
5，删除了关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大段论述。
6，把原文中“知识阶级”的概念改为了“知识阶层”;部分贫农的“流动资本”的概念改为了“流动资金”;农民的“自有工具”的概念改为了“简单的生产手段”。
7，删除了关于“游民无产阶级中最多者为匪，其次为兵，次为乞丐，次为盗贼与娼妓”这些主要组成部分的内容。
8，删除了原文中把游民无产阶级即流氓无产阶级归入“无产阶级”范畴，并主张把流氓无产阶级“引为革命的力量”的列表。
9，在结束语中，删除了“无产阶级乃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提法，而代之以“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以上列举的“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可参阅我们编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始文稿补充和修改之考略》一文。https://pan.baidu.com/s/1upeTATJX3PhKdZr7w5eR9A [在04文件夹内])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50—1951年对他于1925—1926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作的“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一是添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概念和原理，比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小生产”、“出卖劳动力”、“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革命的领导力量”、流氓无产阶级“有破坏性”等等;
二是删去了原始文稿中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提法，比如，把革命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当作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战略问题;将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农村各阶级，直接比附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城市各阶级;用源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革命”的提法，来概括中国革命的性质;把第二国际和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归为“中间阶级”;把游民无产阶级即流氓无产阶级归入“无产阶级”范畴等等;
三是为此对原始文稿作了357处之多的补充和修改，以及文字上的修正，还删除了全文近一半的篇幅。
这样一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成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毛泽东也为他成为“真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但是问题在于：这篇文章究竟是1925（1926）年撰写的，还是二十五年后的1950—1951年重写的？为什么《毛泽东选集》将该文的撰写时间标注为1926（1925）年，而根本不提《毛选》正式出版前最后审校和修改的日期？在篇末为什么没有按照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惯例，标明文章最初写于何时何地、发表在哪份报刊上?
于是，长期以来，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甚至尤金这样的《毛选》编辑的参与者，都认为至少从1925(1926)年起，毛泽东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了!
五、《毛选》文章“补充和修改”的第二个例子
接下来再看看《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个关键段落的“补充和修改”。
此文是毛泽东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公开发表于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后被收入1944年晋察冀日报版《毛泽东选集》。文中首次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原文如下：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热情，不凭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摘自日本苍苍社《毛泽东集》1983年版第7卷第 318页)
1951—1952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经毛泽东“补充和修改”，正式收录于《毛选》第3卷。其中相应的段落是这样的：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摘自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1951年版一卷本第759页)
粗看起来，两者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完全一样，但只要细加对比，就可以发现，后者在“详细地占有材料”之后，增加了一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
这就是这个关键段落的最关键的一句，也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一句。为什么这样说呢?
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本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来认识事物。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段落的前面部分，毛泽东所说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些话，只是对“实事”、“求”、“是”这三个词语的一种名词解释，或者叫名词新解，尽管具有一般唯物主义的色彩，却并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和本质。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在一定思想支配下进行的，不是这种思想，就是那种思想。而如果没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人们便无法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所以，在实事求是的“求”这个重要的“研究”环节，只有明确地申明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才能使实事求是具备自身的“灵魂”，从而成为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否则，它就只能是一个一般的成语而已，并没有后来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
这就是说，《改造我们的学习》在1941—1942年报告和发表的时候，其中的“实事求是”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而只有当1951—1952年毛泽东对有关段落作了上面说的“补充和修改”，并在1953年2月《毛选》第3卷正式出版时，“实事求是”才以“真的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了中外读者的面前。
于是，问题也就在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论述，究竟是以1941—1942年的原始文稿为准，还是以十年后的1951—1952年经过“补充和修改”而发表的文章为准？为什么《毛泽东选集》将该文的撰写时间标注为1941年，而根本不提《毛选》正式出版前最后审校和修改的日期？在篇末为什么没有按照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惯例，标明文章最初写于何时何地、发表在哪份报刊上?
这同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情况一样，是了解“毛泽东是怎样成为‘真的马克思主义’的”不能不搞清楚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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