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才保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霹雳一声暴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了。起义开始后，举行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分为三路从三个方向上，向长沙集中，按原计划去和长沙城内准备响应起义的工人、市民一道，攻占长沙城。然而由于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组成的第一团在攻占平江县城之后，旋即受挫，连团长钟文璋都失踪了，因而只好向浏阳撤退;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的第二团在占领浏阳县城后，很快就被敌人打垮。团长王新亚不知所踪，只有少部分人突出重围;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农民武装组成的第三团在起义初期还比较顺利，但很快就受到了敌人的两路包抄。于是，第三团也被迫向上坪撤退。
见三路起义部队全都受挫，毛主席果断下令停止攻占长沙的原定计划，全军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结。九月十九日，各部队到文家市集结完毕，这时，全军只剩下了一千多人。就这一千多人，不用说去攻占长沙了。就是如何生存下来，都是个天大的难题。因此在文家市，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并提出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九月二十日，部队启程，开始向井冈山地区进军。
既然要革命，那么在革命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就只有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并与敌人进行顽强不屈的战斗，才能保存、聚集、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而要使部队能够在人民群众中得以保存、聚集、发展、壮大并战胜敌人，那么首先就要把我们的这支队伍，建设成为人民的军队。而要把我们队伍建设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那就不仅要确保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还更是要为这支军队树立起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要为这支军队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为这支军队制定铁的群众纪律。因此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二十九日，当“秋收起义”的队伍行进到永新县三湾村的时候。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三日，毛主席在这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对这支队伍进行了改编，这就是开始了人民军队创建历程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一，营级以上单位设立党委、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成立党小组并在连以上单位，设立党代表;二，成立立士兵委员会以便对部队实行民主管理，从而保证实现官兵平等。通过进行思想教育而不准打骂体罚士兵，来对部队进行管理;三，对“秋收起义”的这支残部，进行了整编;四，制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样严格的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在部队中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等我军建设的根本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治军方略。而后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在攻占了茶陵县城后进行战斗经验总结时，毛主席又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
通过“三湾改编”，毛主席创建的这支人民军队，很快就与当地的人民群众结成了鱼水关系。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这支起初只有七百多人的部队，不仅很快就在井冈山地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更是得到了发展壮大。井冈山地区，也建设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就是通过创建人民的军队，就是通过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就是通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主席不仅保存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而且更是通过在农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做法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起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这才燃起了中国革命的漫天大火。
就在毛主席用把队伍拉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人民群众之中去的办法，不仅保留下了革命的火种，而且还更是燃起了革命大火的时候，朱老总也正在为如何才能保留“南昌起义”的这支火种，而不懈努力着。
二○一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朱德之孙，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原少将副院长朱和平在接受《人民网•视频访谈栏目》的访谈时，以《朱德之孙朱和平谈‘人民军队的创建’》为题，谈到了朱老总保留“南昌起义”火种的经过：
“从南昌起义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这段历史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但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包括我们军队的纪律，基本上是在这八个月过程中形成的。到朱毛井冈山会师以后，成立红四军开始，我军的这些一直传承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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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南昌起义’以后，接着就南下了，进行了一次比较有名的‘三河坝分兵’，就是有一部分人殿后、留守三河坝，主力南下广东。当时我的爷爷朱德就被留下来殿后，打‘三河坝阻击战’。这一仗打完以后，在爷爷率领三河坝部队南下广东过程中，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碰到了南下主力，那时候南下主力已经失败了，还剩下二百多人，在周邦采、粟裕、杨至成这些同志的带领下，北上寻找部队，与爷爷率领的三河坝的守军会合了。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爷爷和三河坝的守军才得知‘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有的出国了，有的去上海了，当时的党中央对这些起义的领导同志重新分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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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爷爷带领剩下的大概两千多人，面临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办?起义已经失败了，领导们都走光了，就剩这点人了，怎么办?是坚持斗争还是解散?这是当时摆在爷爷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驻守三河坝期间，广东饶平县有一部分农民运动的赤卫队员，当时曾经以支援前线的名义支援过三河坝阻击战，当时他们来了几十个人，爷爷给了他们四十支枪，让他们回去继续搞武装斗争。起义失败了，南下的路没有了，这时爷爷想起来，当时饶平还有着一些赤卫队，所以，他们就往饶平县进军。饶平是在广东省的最东边的一个县，也是广东省最贫困的一个县，最边远的一个县。爷爷到了饶平，走到一个镇叫茂芝镇，在茂芝镇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们党史军史上称茂芝会议。茂芝会议虽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召开的，但是，它是一次决定党和军队命运的非常重要的会议。爷爷在茂芝会议上首先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最后的这支部队，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我也有义务带领大家冲出包围圈，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所以，爷爷当时的讲话，极大地感染了住会的同志。参加茂芝会议的这些人，主要是起义军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就包括当时的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还有王尔琢、陈毅、周邦采等等，一共只有二十多个人，都是起义军的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就围绕起义军的前程命运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爷爷跟大家说，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下这支革命火种。现在看来，到大城市是不行的，要到农村去建立农村根据地，这个才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他又跟大家说，我们起义军目前关键是要找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发展。爷爷当时就提出了赣南，赣南实际上是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这个地方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同时当时北伐革命的时候，也是一个群众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支持北伐运动比较好的，共产党也有一定的数量。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爷爷就提出，要保留这个革命火种，要去湘南。爷爷的这个提议得到了陈毅同志和王尔琢同志的坚决支持，最后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议，就是十二字方针，这十二个字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十二个字意义非常重大。‘隐蔽北上’，就是我们要保留革命火种，不能解散，要隐蔽下来。‘穿山西进’就是要从广东的西部走到湖南的南部，就是要变打大仗为打小仗，通过大范围机动转移，来摆脱敌人，跳出包围圈。因为当时这二千多人周边有四五万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围得死死的了，所以要跳出包围圈。最后一点就是‘直奔湘南’。这个会议就确定了中国革命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和目标。当时‘南昌起义’刚刚进行两个多月的时候，就能做出这么重大的调整，指出这么明确的方向是相当不容易的，非常高瞻远瞩。同时，会议还决定起义军剩下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称号，工农革命军。后来就改成工农红军。是在这次会议上，十月七日，在‘南昌起义’两个多月以后，我们正式由国民革命军改成工农革命武装，这就确定了我们军队的性质，确定了我们前进的方向，确定了我们的前进目标。所以，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直接决定了起义部队的命运。
决定了目标，决定了方向，剩下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前进道路的路径和方法问题。虽然我们确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当时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很薄弱的，因此，离开茂芝以后，在往湘南的路上，一路行军的路上，部队还是一再地出现逃兵，团以上领导干部基本上都跑光了，军事干部就剩下王尔琢一个人了，政治干部就剩下陈毅一个人了，就是从茂芝出来以后，这个部队很快就散掉了。爷爷一看，这样一个局面不行，我们必须要进行整顿，因此，就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爷爷就发动了著名的‘赣南三整’，‘赣南三整’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这支军队的建设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解决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方法和路径问题。‘赣南三整’首先是‘天心圩思想整顿’，首先是整顿思想。••••••，••••••。第三个整顿就是‘上堡军事整训’。‘上堡军事整训’也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宣布了军队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许侵占群众的利益。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两项纪律。因为我们工农革命军，是一支人民军队，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爷爷当年在云南讲武堂有个同学叫范石生，当时是国民党十六军的军长，爷爷利用范石生做掩护，这支部队又悄悄藏在范石生的部队里，然后于年底顺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中一次相当成功的起义，‘湘南起义’一共涉及了二十多个县，有一百多万人参加，其中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起义军也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到三个师、二个独立团，一万多人。湘南起义对我们军队更大的贡献就是，爷爷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就是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组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主力部队，就是野战军、军区地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这个武装力量结构，是我们人民军队打赢人民战争的一个物质基础。只有这种武装力量结构才能得赢人民战争。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湘南起义’以后，爷爷就带着这一万多人浩浩荡荡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从此，人民军队基本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就固定下来了。”
按照朱和平的说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包括我们军队的纪律，都是在“南昌起义”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这一期间形成的。而朱毛井冈山会师后，只不过就是把它固定了下来。换言之，就是毛主席接受了朱德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只是尽管朱和平言之凿凿，但却不仅严重有违了历史，而且也更有违他自己在讲述中的逻辑。因此在访谈中，朱和平才颠三倒四的。一会说他爷爷提出要去赣南，一会又说他爷爷制定的方针是“直指湘南”，实际上你爷爷最后跑到了广东。既然你吹嘘你爷爷也“创建”了“人民军队”了，也知道变打大仗为打小仗了，也确定中国革命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和目标了，也知道要到农村去建立农村根据地了，也知道要“打土豪、分田地”并做群众工作了。可是下一步，你爷爷为什么不去闹革命，而是要藏起来呢。事实还真的就如朱和平所说的那样，他爷爷朱德，的确就是藏到国民党第十六军里去了。
朱和平说他爷爷通过从“茂芝会议”，到“赣南三整”，从而“创建”了“人民军队”。那么“赣南三整”整完了，下一步怎么整，一般的人恐怕就不会“整”了。然而朱老总就是能“整”，他不只是给他所“创建”的这支“人民军队”整了容，从“工农革命军”整成了国民党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特别是还给自己整了名，从朱德整成了王楷。然后大城市也不进，农村也不去，土豪也不打，田地也不分，而是他带着经他整过容的“人民军队”，一头钻进了他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在广东韶关附近的军营里，悄悄地隐藏了起来。
谁知好景不长。朱德带领共产党的军队隐藏在自己的国民党军军营里的消息，很快被蒋介石和李济深、黄绍竑等知道了。于是蒋介石和李济深、黄绍竑等命令范石生，解决朱德及其所部。然而看在老同学的情谊上，范石生放走了朱德及其所部而只是将何举成所部缴了械，随后向李济深等谎报称王楷所部叛逃了事。
离开了范石生的庇护之后，朱德这回不好整了。于是只好“盲人骑瞎马，随意瞎溜达”，踟蹰在湘粤交界一带。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在朱德歧路彷徨率部折返湘南之际，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正在组织湘南各县的“年关暴动”。
朱和平说他爷爷朱德“然后于年底顺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这真是要替他爷爷贪天之功为己有。
一九二七年，尽管接连发生了“四•一二”、“四•一五”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湘南地区领导广大农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是中共湖南省委军委委员陈东日(一九三一年七月在中央苏区，与妻子何明一同被王明当时的爪牙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等冤杀)和中共东江(广东省)特委委员吴振民，中共汕头地委委员杨石魂与李方歧(后改名李运昌，抗日战争时期的冀热辽军区司令)高静山等人领导的广东东江的农军和湖南汝城等地的农军还更是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陈东日任师长，吴振民任副师长。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组成后，在毛主席制定的《湖南运动大纲》的指导下，在汝城一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并一度占领了汝城的县城。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八月十五日，在国民党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的重兵围攻下，才被迫放弃。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共湘南特委任命著名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为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接受任命后，夏明震随即就同妻子曾志(先后任郴县县委秘书，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秘书，与丈夫蔡协民一同上了井冈山)来到了郴县。到十月中旬，夏明震就组建起了一个拥有六个连的暴动营并在广阔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在国民党军第六军任职的宜章县人胡少海，却带领军中的一部分湘籍士兵脱离的第六军而返回家乡独立开展革命斗争。后来，胡少海和中共宜章县委领导人高静山、杨子达等人取得了联系。很快，胡少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他所率领的这个武装，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而在此期间，毛主席的妹妹毛泽建和丈夫陈芬，也一直在衡阳和衡山等地，坚持武装斗争并直到双双牺牲。
经过“赣南三整”之后，朱老总率部来到了湘南地区的汝城并很快就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此时，尽管汝城的县城已经被国民党第十六军范石生所部攻占，但是县委书记何日升与何举成、李涛(后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等职，五五年授上将军衔)等人在广阔乡村领导的游击战争，却没有停止，甚至还一度攻占了汝城县东北的桂东县城。
朱德率部来到汝城之后，不仅借用私人的关系，与范石生取得了联系。而且还更是给部队整了容，给自己也整了名。随即，朱德在与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陈佑魁、夏明震、毛科文、杨子达、何日升、何举成、龚楚(后为中共第一叛将)等人举行了联席会议后，就率部随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部，到广东韶关附近的梨头铺驻防去了，直到被蒋介石、李济深和黄绍竑等人发觉，才被迫离开。
一九二七年九月，受党组织的派遣，陈东日离开汝城回到家乡宜章县与宜章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斗争。陈东日回到宜章县栗原乡的老家后，先是发展了同宗族的陈光(大革命时期的乡赤卫队队长，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入了党。陈光取出隐藏起来的十二支枪，在胡士俭、陈东日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赤卫队。
得知朱德所部被迫离开了范石生部已经开到离栗原乡只有十公里的广东省乳山县梅花镇之后，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和其他领导人毛科文、高静山、陈东日、胡少海等人，马上前去联系并商定了在宜章进行“年关暴动”的计划。于是，这就有了朱德的巧取宜章县城。
在访谈中，朱和平还这样说到：“湘南起义对我们军队更大的贡献就是，爷爷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就是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组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主力部队，就是野战军、军区地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这个武装力量结构，是我们人民军队打赢人民战争的一个物质基础。只有这种武装力量结构才能得赢人民战争。”
“湘南起义”是在中共湘南特委的统一指挥部署下，在相近的时间里，多点发动的。而朱德的巧取宜章县城，只不过就是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后，郴县、永兴、资兴、祁阳、安仁、耒阳等县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指挥部署，纷纷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农军武装。而中共湘南特委根据朱德所部和各县农军的力量，把朱德所部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为党代表。把宜章的农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党代表龚楚。把耒阳的农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长邝鄘，党代表邓宗海。把郴县的农军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蔡协民。把资兴的农军编成一个独立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把永兴的农军，编成一个独立团(称红色警卫团)，团长尹子韶，党代表黄克诚。“湘南起义”没有设置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因而“湘南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湘南特委。特委书记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之前，是陈佑魁。之后，是杨福涛。陈佑魁和杨福涛，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展的党员。
一九二八年三月底，湖南和广东两省的敌军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准备“协剿”湘南地区。湘南特委决定就地迎战并为了增加力量，派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周鲁为特派员到井冈山请毛主席率兵前来增援。然而朱德和陈毅以及“湘南起义”部队大多数的部队领导却不敢迎战，而是商定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撤退。在商定好了向井冈山撤退之后，宜章的第三师率先启程，由于走的太过匆忙，连龚楷和萧克领导的宜章独立营都没有通知到。在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之后，四月二日，第三师到达了郴县，和湘南特委亲率的第七师及陈毅(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夏明震遇难后，陈毅被湘南特委任命为郴县县委书记)等人会合，然后向资兴方向撤退。四月八日，当部队到达资兴时，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方鼎英部的一个团尾追了上来。第七师第三团奋勇阻击并在毛主席派来的由袁文才与何长工带领的井冈山第二团的支援下，将敌人打退。四月九日，在到达离资兴县城三十里的彭公庙时，中共湘南特委和共青团湘南特委在这里召开了联席会议。在说服不了陈毅和大多数军事指挥员的情况下，湘南特委和共青团湘南特委决定两委机关自己留下来就地坚持斗争。随即，杨福涛和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便带领两委机关的四十多人，离开大部队前往衡阳地区发动群众。然而在走到耒阳和安仁两县的交界处时，两委机关遭到敌人的伏击，四十多人全部壮烈牺牲。会后，陈毅等人和第三、第七两师以及资兴、永兴的两个独立团马上启程，于四月二十三日到达酃县的沔渡，与等候在这里的朱德所部会合，一同上了井冈山。而在商定向井冈山撤退时，朱德带领的第一师正在耒阳。于是耒阳的第四师与宋乔生带领的水口山工农武装一千多人，就和朱德所部一道，开始向井冈山撤退。而后在毛主席亲帅的井冈山第一团的掩护下，先于陈毅等到达沔渡。
自应湘南特委的请求下山增援“湘南起义”的部队之后，毛主席很快就率领部队来到湘南。在得知“湘南起义”的部队分成两大股之后，毛主席也将兵力分为两部分，分头前去增援。分兵之后，毛主席率领第一团在桂东和汝城，先后消灭了桂东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和汝城的反动武装“安抚团”并攻占了汝城县的县城。随后，又在酃县的接龙桥打垮了追击朱德所部的两个团。四月二十日左右，毛主席在资兴县的龙溪洞，最先接应到了龚楷和萧克带领的宜章独立营。而见朱德和陈毅两部已经撤退到了井冈山，四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也率部返回宁冈，与朱德、陈毅等人会面。而就是在为掩护朱德所部向井冈山撤退的接龙桥战斗中，第一团团长张子清的脚部被敌军的子弹击中，后因无药医治导致伤口感染而牺牲。
正如朱和平所讲的那样，“湘南起义”一共涉及了二十多个县，有一百多万人参加，其中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起义军也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到三个师、二个独立团，一万多人。另外，湘南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各县，还有大量的独立营或赤卫队等武装力量。特别是经过了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因此湘南地区，有着比井冈山地区更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尽管处于湘粤两省通衢大道的湘南地区不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但是湘南地区山岭纵横，丘陵起伏，河网密布，无论是打阵地战、伏击战、运动战，还是打游击战，都是一个绝佳的战场。有着上述条件，又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已经觉悟了的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的朱德率领兵力已达一万多人的起义部队，特别是其中还有一支八百多人的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铁军，战胜只有七个师的前来“协剿”的敌军，应该说是有可能的。然而朱德为什么不服从党的领导，而却率领一万多人的部队“浩浩荡荡”地逃上了井冈山呢。原因只能是有一个，那就是怕。只有艺高的人，才胆大嘛。
在访谈中，朱和平把他爷爷吹得出神入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会。只是要记住，牛皮还有吹破的时候呢，何况朱皮。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由于与会的代表不知道杨福涛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因而才选举杨福涛和缺席大会的毛主席，为中央委员。而直到一九三○年九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朱德才被补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如果当时不是杨福涛选择了就地坚持斗争而是率领大部队上井冈山，那么肯定就不是朱毛会师，而是杨毛会师了。
解放后，朱德被周恩来提拔成了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而今，朱德不尽又被他的孙子朱和平“任命”为了是“湘南起义”的最高领导着，而且还更是被朱和平自己认为是“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如此吹爷，无耻之尤。
毛主席逝世之后，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猖獗，颠覆和篡改历史已经成为了时尚。为了把毛主席挤下神坛，因而有的人也就纷纷被人捧上了“神坛”。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的正军级教授金一南少将在他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中介绍，我军著名的将军作家，号称儒将的萧克上将在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萧克是湘南的嘉禾县人，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军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萧克回到家乡。一九二八年一月，萧克听说胡士俭、陈东日、胡少海、朱德等在嘉禾县附近的宜章县举行了“年关暴动”，遂前去参加并被任命为宜章独立营的副营长。上了井冈山之后，萧克所部被编入第二十九团，萧克担任了连长。此后，萧克追随朱德和毛主席南征北战，职务一路高升。一九五五年，萧克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这可纯粹是胡扯了。说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兴许还差不多。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敌军即将向井冈山根据地大举进攻等一些实际情况，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并召开了永新联席会，做出了抵制湖南省委错误指示的决议。然而在与毛主席分兵作战的期间，朱德所带领的第二十九团却要返回湘南。而朱德和陈毅等由于掌控不住部队，于是只好带着二十八团也跟着二十九团去了湘南。到了湘南之后，尽管朱德所部一度攻占了郴县，但随即就被范石生所部赶了出来。“屋漏偏遭连阴雨”，随后不久，又发生了第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并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叛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而只有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又下井冈山来到湘南进行接应，再次将朱德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山接应朱德及其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一营和三十二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袁文才等人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大规模围攻。而朱德和陈毅等由于听任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瞎指挥并掌控不了部队而导致的这次失败，党史和军史上将其称之为是“八月失败”。所以，在井冈山斗争期间，朱德在部队中果真有很高的威望，那他还能掌控不住部队。因此，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这是不是胡扯。
神秘，就是不为人们具体所知，朦朦胧胧，高深莫测，让人难以捉摸;信仰，就是人们对某种政治主张、宗教或是个人的信奉敬仰，并且把它(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与楷模。因此，被信仰的政治主张、宗教或是个人，必须是清晰可见的。而对虚无缥缈、朦朦胧胧、模糊不清、高深莫测、云山雾罩、难以捉摸的东西或个人产生的信仰，那一定就是神秘的。
作为军长，军团总指挥，司令，总司令的朱德，那一定应该是战功卓著、能力突出、八面威风、独当一面、杀伐决断、力挽狂澜的。然而这些，和朱德似乎从来没有沾过边，那朱德靠什么升的官。不止如此，像“八月失败”、“出击闽中失利” 、“冒进东江惨败”这样按军法即使不杀头，那也肯定要被撤职的事，对于朱德来说，却总能安然无恙。 特别是在毛主席遭受排挤而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路线统治时期，号称“朱毛不能分”的朱德，却是官越升越快，越升越大。
就在“冒进东江惨败”刚刚过去半年的一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却致信红四军前委并转红三军和红五军前委，指令成立红三军、红四军、红五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同志为总指挥，以统一军事行动计划。”
一九三○年六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又决定任命朱德为红一军团总指挥。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
一九三一年一月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并发布了一号通令：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而毛主席，仅是十五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之一。
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这样说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按照子贡的说法，如果是君子，那么即使他犯错误，人人都能看得见;而他改正了错误，那么人们更会敬仰他。堂堂的总司令，其骄人的战绩应该全军皆知。可是骄人的战绩，朱德又创下了多少呢。没有多少战绩，又是怎么当上的总司令呢，这的确有点神秘。
由于“八一起义”不仅发生在滇军驻防的江西南昌，而且起义还更是以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的名义举行的(贺龙、叶挺就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率部进驻南昌的)。由于当时朱培德的滇军还听命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而为了能够诱惑滇军响应以东征讨蒋为名发动的“南昌起义”，于是起义的领导机构便抛出了设置第九军的这样一个诱饵并委任时任滇军第九军第二十八师的师长韦杵为军长，任命曾经的滇军将领朱德为副军长。就这样，刚一参军入伍，朱德便一步登天当上了副军长。而后，就有了“三河坝阻击战”，就有了“创建人民军队”的“赣南三整”，就有了隐身国民党军营中“勉从虎穴暂栖身”的这保留“南昌起义”火种，就有了“智取宜章县城”，就有了朱毛井冈山会师，就有了朱军长，就有了朱总指挥，就有了朱总司令。
一个全军的最高军事统帅，不能不令大多数的部下对他产生一点信仰。可是全军的指战员，又该信仰朱总司令的什么呢。于是，这样的信仰，也就只能是带点神秘式的了。不知萧克说“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句话，是在赞颂朱老总，还是在挖苦朱老总。
真不知道金一南是如何混上所长、教授、博导、少将的，不用说他的逻辑推论水平，就连说谎的能力，也连个三岁的孩子都不如。在他所著的《浴血荣光》一书中，为了证明游击战“十六字诀”为朱德首创，金一南举出了这样一个战例：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游击战法。
一九二五年七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动员大家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为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
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他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别看金一南在书中写得绘声绘色，其实用逻辑分析一检验，就能看出完全是胡说八道。游击战，是以弱敌强的一种作战方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概括出了游击战中己方由弱转强的整个过程。而进攻战，历来是以强击弱，强攻弱守。金一南所举的会昌战斗，是一场进攻战。在进攻战中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以减少己方的伤亡，是《三国》时期燕人张翼德都知道的战法。进攻战中用骚扰的办法来疲惫敌军，与游击战中用扰乱的办法来疲惫敌军，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在进攻战中骚扰敌军，是为了强者更强。而在游击战中疲惫敌军，是为了由弱转强。金一南把朱德在进攻战中骚扰敌人的做法，当作了是游击战中的“敌驻我扰”。用进攻战的战列，来作为首创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证据并且还拉来了侯镜如作垫背，这不仅太过牵强附会，而且更是南辕北辙。这样的认识，完全是傻瓜的认识。而也只有金一南这样的傻瓜，才敢把它写进书里。只是朱德也很不谦虚，然而为了展现朱德的谦虚，金一南的在他的书中还这样写到：“‘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后来朱德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这一句，就够能吹的了。说多了，那破包子还不露馅了。
朱和平在接受访谈中，也说了他爷爷的许多光辉历史。可是作为一名军人，特别是作为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朱和平却没有说出多少他爷爷的骄人战绩。除了“三河坝阻击战”，就是“湘南起义”了。在“湘南起义”之初，朱德干的确实很漂亮。可是当敌军前来“协剿”的时候，朱德却带兵跑了。当时如果没有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又会往哪里跑呢。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哪里没有敌人的重兵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跑和藏，不仅不能持久地保存革命力量，甚至连自己都保存不了。
上了井冈山之后，傍着毛主席，朱德的确打过许多胜仗。而甩开毛主席，朱德除了“八月失败”，就是“东江惨败”了。“东江惨败”，不仅损失了红四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而且还害得朱德的铁杆拥甭刘安恭也丢了性命。而对于朱德的战绩，曾经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挖苦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有给朱德敬礼的红卫兵的那个担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的金一南少将，在他所写的《朱德，为何能够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首》一文中，不仅也只是举出了“智取宜章县城”和“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缘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这两例。就这样一个奋不顾身，威风凛凛的敢死队长的形象，似乎与总司令的职务不搭边。
那些吹爹、吹爷、吹伯伯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事例不够，假设来凑。由于实在是找不出朱德胜绩的实例，于是金一南就只好“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名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一九二七年十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谭震林一九二七年秋就在井冈山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这番话，无疑是对南昌起义的最高评价，对保存这部分力量而不溃散的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金一南上述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没有朱德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留下了“南昌起义”的火种，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金一南这不过就是事后的假设，其中还夹杂着谭震林的事后假设。
朱德保留“南昌起义”的火种有多久，八个月。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时间有多长，二十二年。如果不是上了井冈山，仅靠跑和藏，朱德能把“南昌起义”的火种保存二十二年吗。如果不是汇入毛主席开创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用说什么“南昌起义”的火种，就连朱德自己的命运，都不知怎样。因此，为了逻辑上的缜密，朱德的孙子朱和平这才要吹嘘他爷爷“也创建了人民军队了，也知道变打大仗为打小仗了，也确定中国革命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和目标了，也知道要到农村去建立农村根据地了，也知道要“打土豪、分田地”并做群众工作了。”所以，对自己那个假设的逻辑推论能力连朱和平还不如的金一南的谎言，郭松民同志归纳出来的“同样是黄埔生，跟毛主席走的，大多数成了开国元勋。跟着蒋介石跑的，不少人进了关押战犯的班房”这一历史现象，就是最有效的戳穿。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那天的天心圩八百人的队伍里，无论是台上的朱德、陈毅，还是台下的林彪、粟裕，他们都是幸运的。第一是他们当年都选择了参加革命;第二是他们都选择了追随毛主席，而没有同项英“孤魂追随野鬼”一样去追随王明;第三那就是上天对他们的眷顾了，让他们在极其残酷的战争中，都活到了革命的胜利。假如当年的革命斗争中，最早追随毛主席的卢德铭、张子清、伍中豪、何挺颖等人没有牺牲，那么一九五五年授衔时，十大元帅的队列里，有没有朱德、林彪和陈毅，还都不好说。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尽管有规律可循，但却不能假设。
当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在武装斗争的生涯中，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朱老总还是为革命立下了大功的。朱老总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会永远铭记;朱老总的历史地位，也更是早有定论。因此靠朱和平和金一南等几个人的瞎吹，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中国人，向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对于朱老总，更是敬仰有加。而对朱和平等用如此超常吹嘘的手法妄图来篡改历史，万一有人为了澄清历史事实而翻检过去，也就难免会戳破朱老总的历史伤疤。那样，朱和平他的爷爷，岂不都难堪。
二○○九年，第七期出版《炎黄春秋》的杂志上，发表了署名为赵于平的《不可替代的总司令》一文。因为在文章中对毛主席贬低太甚，于是引来了许多人的批驳。这些批驳的文章，有许多不自觉、也实在是不得已的对朱老总的伤害。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批驳赵于平的《不可替代的总司令》一文，就是因为《不可替代的总司令》一文太虚。在文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却没有列举出历史事实来作支撑。例如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来论证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和运动战思想都是朱老总的首创，但是却没有列出一个朱老总运用“十六字诀”和运动战思想打胜过一次战斗的实例。这样的文章，又怎能不被人驳斥，又怎能不被人驳得体无完肤。游击战和运动战，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而若想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则必须要去做群众工作。军队去不去做群众工作，这是当年朱毛之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也就有了朱德“冒进东江”惨败后，“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也就有了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的诞生。
“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经过朱老总百转千折的努力，终于是保留下来了。然而尽管朱老总保留下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可只有火种而没有燃烧物，火种是燃烧不了多久的。只有火种而没有燃烧物，都无需灭火，用不了多久，它也是会自己熄灭的。革命的火种只有点燃人民群众这无尽的干柴，才能燃起铺天盖地的革命烈火，才能烧掉旧世界并烧出一个新世界。当年，毛主席就是用把革命火种带到农村去，带到人民群众之中去的这个办法，这才燃起了中国革命革命的熊熊烈火，这才烧掉了旧世界，这才烧出了一个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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