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0年原发于
7月6日 人民网和新华网两大官网先后刊登吴文泰同志文章《毛泽东会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吗?》一文，以事实公开批判李锐对毛主席的造谣行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锐至今无法回应，其信用已经破产，这表明这个长期疯狂反毛反共的政治小丑终于走到了末路。以下简单介绍一下李锐的相关情况，仅供参考。
一、李锐的早年经历
李锐1917年生于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父亲李积芳是前清湖北仕学馆学员，1905年被选送日本做官费留学生，辛亥革命后成为众议院议员兼大资本家。但是1922年，李锐5岁时李积芳病死，随即家道中落(仍比一般人强得多)。
很多关于李锐的介绍中说他是“'129运动'武汉地区的领导人”。(见 http://bbs.eduol.cn/post_40_60869_1.html) 李锐的简历中介绍他是“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可见，所谓李锐是“'129运动'武汉地区的领导人”纯属为抬高身价的编造。
李锐自己常说自己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工农干部认为：你大官僚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你来延安干什么?肯定别有用心，肯定有问题。他们不理解知识分子能为了信仰，抛弃个人享受，自觉自愿地受苦受罪。”其实，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的共产党人也不是一个两个，难道在延安整风中都被打成了特务了吗?或许还有什么李锐难以启齿的问题吧?不过从此人后来的表现看，说他是特务恐怕不是全无依据，说他“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抛弃个人享受”才是纯属胡扯。
李锐建国后很快由宣传工作转为水利工作，1952起历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务。由于李锐对水利一窍不通，又不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做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决策。其他人都是着眼于长江流域整体规划，而李锐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李锐竟胡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因此水利工程可以不注重防洪，只注重发电就可以了，还提出了一个在长江上游修建水电站的“宏伟规划”。
后来王任重批评李锐说：“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事实上，1954年荆江地区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钱正英批评李锐：“仍有些过份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支流应当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份地夸大。”
尽管当时李锐的错误主张受到了抵制，但是70年代末复出后李锐大力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到今天，李锐的思想得到了部分实施，由于只关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发电，忽视了水利循环、灌溉、涵养生态等功能，长江上游的水电站严重的无序、过度开发的问题不时被暴光。相关负责人经常抬出李锐辩护，导致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李锐总是自称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其实李锐根本不是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只是毛主席临时指定的“通讯秘书”。何谓“通讯秘书”?就是通过写信等方式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人，又叫“通讯员”。即毛主席说的：“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叫做秘书，三部二委，然后再找几个部，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点通讯员?”当时为了解基层情况，毛主席找了多名“通讯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各自指定了多名“通讯员”。但是“通讯秘书”名声虽好听，其实只是“编外”人员，随时都可打发掉的，也根本不能经常见到中央领导人。拿李锐本人来说，在给毛主席当“通讯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仅仅给毛主席写过三封信汇报工作而已。因此，其他的多名“通讯员”没有一个把这个“通讯秘书”当回事，更没有人四处宣传“我是某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只有李锐，不仅把这个“通讯秘书”很当回事，还把“通讯秘书”篡改为“私人秘书”，一方面借助毛主席抬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让读者误认为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妖魔化毛主席的谣言都是真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可谓卑鄙之极、无耻之尤。
李锐今天拼命攻击大跃进，但是从他公布的1959年上海会议后的第三封信中,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内容，还因此被积极纠正冒进错误的毛主席批评为“胆小”，“怕鬼”，根本不像他自称的那样敢于提尖锐的意见。而且信中一方面宣称“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宣称“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让人感觉有些自相矛盾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李锐始终不肯公布大跃进期间写给毛主席的前两封信全文，其个中含义耐人寻味。
二、所谓“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
李锐总是拿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来哭诉。然而当时对李锐这一小人物处理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谋，李锐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锐一直对此语焉不详。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文章揭露了相关内幕：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随后党史专家金春铭对此做了考证：“我同我的一位资深同事(曾一度参与过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谈起过这个看法，他惊讶地反问：‘你居然怀疑这份材料的真实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记忆和经验。”“李锐同志自己的专著《庐山会议实录》的相关记载。李锐在书中承认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就令周小舟‘极其不满’，认为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周惠在谈话中说周小舟‘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李锐同志在书中对自己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记载，但偏偏对8月9日、10日的活动一笔带过，似有难言之处。”
李锐随后在辩解中尽管大骂张杰“诽谤”，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了部分事实：我在给毛的这封信里，确实隐瞒了我们在黄老处谈话中的某些敏感内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实际上，当时我们的一些议论已被主席有所察觉，因此主席几次找我们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如实地谈到一些情况，后来也不能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作出深刻检讨。我在《实录》中写道：在检讨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劳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轻’‘不彻底’等类指责”。
李锐一直要求和张杰“对质”，乃至“起诉”张杰，其实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张杰是一个党史研究人员，并不是亲历者，有什么可对质的呢?只要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不就真相大白了了吗?李锐为什么不敢要求把相关档案材料、采访记录公开，却要“起诉”张杰，并发出威胁“即使是在网络世界，要查你，你也是跑不掉的”呢?
三、复出后疯狂反毛反共
李锐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后妻子范元甄受到牵连，并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1979年李锐复出后迅速走红，曾经一度认真地考虑过跟范元甄复婚，后来，因为感觉范元甄拥护毛主席的立场不符合当时反毛的潮流，害怕牵连自己，结果不但没有复婚，连看都没去看她。最终李锐找了一个同样疯狂反毛的张玉珍，和这个以李锐学生自居的人结婚。李锐不止一次由衷地向朋友夸赞：“像她那样的出身经历，能反‘左’，也真不容易!”这实际上也默认了像张玉珍那样出身于工人农民的人疯狂反毛的仅仅是极个别的。更加离谱的是，给李锐“平反”后补发给了他7千元子女的生活费，他却一分钱没有给子女。范元甄要求给子女生活费，而李锐一直坚持不给，最后水利部不得已又补发了一笔同样数额的生活费，范元甄因不好意思一笔钱补发两次而没有接受。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李锐的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在当时影响很坏，最后李锐也因为“生活费事件”被迫辞职。
李锐被迫辞职以后，丝毫不反思自己，却更加疯狂造谣的反毛：
首先，李锐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锐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毛主席散发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为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冒进：“毛泽东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毛主席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两条线：一条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十二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等人——笔者注)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四十一年，我们才搞九年，就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更有一个过程，不能随便说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1-112页)
其次，李锐还抓住每一个细节反对毛主席。例如，李锐说：“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无知闹出的乱子，夏衍谈了‘除四害’的问题。1958年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列为四害，我们奉命大打麻雀，当时上海生物学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个世纪欧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虫害，不要打。可是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意见当然未被重视。后来，上海的科学家们解剖了几十万只麻雀，证明麻雀一年中有三个季度吃的是害虫，只有秋冬之交吃一点剩余的粮食。1962年，周恩来把这个科学实验的经过告诉毛，结果呢，不声不响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这件事似乎没有科学家研究过……连这一类小问题，也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事实上，麻雀被当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麻雀糟蹋粮食是事实。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在粮食成熟时轰麻雀的传统，包括扎稻草人，要妇女儿童帮忙“护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联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样自顾自轰麻雀就没意义了——不管麻雀吃这块地还是吃那块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要轰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轰、哪块地的粮食都不让受损失才有意义。所以组织“全民轰麻雀”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科学界除了“反对意见”之外，也不乏赞同意见，诸如，1957年1月18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题为《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不受重视更是不值一驳。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综合生物学界的意见，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随即在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虫，4月19日，这一包含修正后“除四害”的《农业发展纲》四十条，正式提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公布。从“承受不起麻雀造成的粮食损失而轰麻雀”到“全面权衡利弊、宁可遭受粮食损失也要容忍麻雀” ，连多少年延续下来的“护秋”轰麻雀的传统都因此而牺牲了。这些事实恰恰证明毛主席时代尊重科学，重视专家意见。
更有甚者，李锐疯狂的造谣反毛，到了完全不顾常识的地步。例如李锐胡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说毛主席不让别人搞科研，莫非李锐连“两弹一星”等中国“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吗?
由于李锐造谣造的太多，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例如，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实录”：“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 李锐认为，“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 到了90年代，这个健忘的李锐又改口说，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会议期间“特意”向毛泽东发过这一番问话的。他说：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
事实上，毛主席多次表示不相信亩产上万斤、几万斤。例如，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某省委第一书记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主席摇头说：“我不信。” 省委第一书记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主席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主席，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一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倒是李锐自己，一会说上海会议，一会说武昌会议，这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行为真堪称一奇。
除了疯狂反毛，李锐对其他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也尽起造谣污蔑之能事。例如关于周总理，李锐说：“我到组织部，邓颖超提出清理文件，烧毁了一批。有一次我经手处理，看到待烧的文件中有‘两案'(指刘少奇和林彪——笔者注)的一个档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个账，怎么算?冤冤相报何时了!”好么，“周恩来管‘两案'，他的批语可比江青的严厉多了”，这将致周总理于何地?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李锐还特别强调文件已被烧毁，真可谓死无对证。再如关于陈云，李锐一方面在《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书中猛烈攻击陈云保守僵化、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把自己的“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反毛言论扣到陈云头上，说的陈云里外不是人。要知道，陈云还曾经保护过李锐。李锐好友胡绩伟说：“ls以后，还搞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清查运动，二是党员重新登记(即清党运动)。当时有四个人，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胡乔木不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党籍。最后陈云表示不同意，这才把这四个人保了下来。”李锐对保护过自己的陈云尚且如此，其为人可想而知。
李锐除了反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李锐在2004年《随笔》第三期发表的文章说：“我们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有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等。……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第三国际的政党执行的都是列宁主义，即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乃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手段。” 再如在07年《炎黄春秋》第7期笑蜀对李锐的专访中又公然诬蔑：“经典作家的理论，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也有问题。比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主张，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并不科学。”
李锐所推崇的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行全盘西化、殖民地化的领导人。李锐写的《向胡耀邦学习》一文。说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是“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从理论到实践“有过人的胆识”。(关于胡耀邦其人，可以参考笔者的《评<胡德平忆父亲胡耀邦：改革目的是“藏富于民”>》《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对于<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中的问题答诸位网友》等文章。)李锐也很欣赏赵ziyang：“赵ziyang去世一周年了，他没有完成的遗志：推动中国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现代化的轨道，还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仅腐败丛生，种种危机将继续发展，国家前途仍令人担忧。赵ziyang曾为我们做出榜样，坚持和平对话，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解决当年学潮问题。为此，他不惜丢弃权位，且失去自由，受漫长的软禁。这种高尚的品德和行为，改写了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怀念同赵ziyang的交往》)甚至为赵ziyang的所谓谈话作序。(http://www.vsedu.com.cn/yfch/271.html)
去年4月15日，李锐在著名反华媒体《苹果日报》发表《纪念胡耀邦》，公开表示要批判邓小平：“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李锐的这个所谓“历史决议”，当然不是为了纠正改革开放的一些偏差，而是要彻底否定邓小平同志的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殖民化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甚至李锐自己也不加掩饰，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刊登的《向周有光老人学习》一文中宣称：“现在道路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下这一条了。”“英国的殖民地也是好的，如澳大利亚和香港，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英国的底子”。也就是说，李锐不仅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为中国没有成为殖民地而遗憾不已。
长期以来，李锐疯狂反毛反共的造谣污蔑一直畅通无阻，得到了一切正直人士的痛恨，也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人们不禁会发出疑问：为啥像李锐这样公开反毛反共、恶行累累的政治小丑反而受到追捧呢?我们的党还是原来那个党吗?如何对待李锐，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重要试金石。
李锐制造谣言、疯狂反毛反共的系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早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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