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彭德怀的合作关系起于1928年12月初红四军、红五军的宁冈会师，从那个时候到1930年8月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浏阳会师，两军(军团)基本上是分兵配合作战的，毛彭两人不在一个部队，应该说配合得尚可，至于1930年2月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是一件突发事件，彭主要是听从了井冈山特委的意见而行的。毛主席1965年回井冈山时指名接见了袁、王家属，这说明主席对此事是保留看法的，但这件事不属于毛和彭的分歧事项。
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从此毛彭的合作关系正式揭幕，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称呼开始流传。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围绕着是二打长沙还是打吉安等等毛彭有过争论，但这都是属于工作中的意见分歧范畴的。在1930年12月爆发的“富田事变”中，彭德怀同志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揭穿了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朱德同志也揭穿了同样的假信)，得到了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关于“富田事变”，这里稍微讲几句，在当时极为残酷的战争条件下肃清内部奸细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总结了打AB团的历史教训，在延安整风和文革中都提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是先知先觉的神仙，探索前进道路必然是艰辛的甚至曲折的，在中国革命前进实践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像苏联肃反扩大化那样的严重流血，这是与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决策分不开的。目前网络上流传的关于“富田事件”的文章观点几乎一边倒，笔者在这里推荐一文，《也评富田事件》，文章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事实论据。大概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党史学术观点，中央才未发文正式为富田事件平反。该文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8/00/115425_59213893.shtml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时期，彭德怀同志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王明路线的危害，在长征中他是拥护改变教条主义分子领导的。这时召开的会理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彭德怀，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屡次提及此事。有那么一些人借着这件事攻击毛主席在长征中不会打仗等等，对于此事，我倒是要问问，什么样的人对长征中领导正确与否最有发言权?是几万浴血奋战的工农红军!有人不是一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转危为安的历史不就是最好实践证明材料嘛!至于说毛主席是依靠电台侦查情报才打的胜仗，那么教条主义分子当权时不也有红军无线电侦查工作吗?为何那时不打胜仗?难道无线电通讯侦查是遵义会议后一夜之间在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中突然建立起来的不成?从现在的眼光和角度来看，会理会议上的分歧是同志之间对于具体战术问题的分歧。当然，在当时复杂激烈的斗争环境下，彭德怀、林彪等人看法客观上对毛主席的指挥有一定的干扰。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同志又一次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在俄界会议上成立的五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是当时北上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注：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分工在四方面军中，当时一起无法北上)。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同志指挥了吴起战斗，打垮了敌人的骑兵，毛主席发电报赞扬：“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件诗充分反映了两人当时的友好合作关系。(此诗后来在流传中搞错了时间地点，被说成是腊子口战斗后的作品，以至于毛主席1957年在一个批示中表示：腊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的，对于在电报中写过这样的话想不起来了，建议不发表这几句诗)
抗战时期，彭德怀同志在华北前线指挥军民艰苦战斗，应该说有很大贡献。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在抗战初期受了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当然这很快就纠正了。百团大战的问题，历来看法很多，应该说前线八路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精神和事迹必须肯定，但是有战略战术上的判断失误。特别是后期的战役如关家垴战斗中，部队特别是129师伤亡很大，并由此造成了彭德怀与刘伯承的不和。彭德怀同志在皖南事变后情绪激愤，提出这是又一个马日事变，要和国民党全面决裂，这也被实践证明是偏激和错误的。1945年的华北座谈会上很多同志对彭在华北的工作和历史上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彭虽然对此作了检查，但是被认为态度不好。
党内同志的批评并未影响彭的地位，7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委员，会后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充分说明了毛主席的胸怀。
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同志指挥西北野战军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与部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为解放整个大西北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毛和彭合作的最好阶段。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指挥我军进行了1至5次战役，又按照“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方针进行了防御作战，他的贡献是举世皆知的。应该说明的是从1952年4月起，彭因病回国，所以后期志愿军的司令员并不是他，这一点知道的并不普遍。(志愿军共有5任司令员，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至于说因为毛岸英烈士的牺牲，毛主席怪罪彭德怀，纯系无中生有的恶意造谣。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指挥打长沙的所有红军高级将领毛主席都要记恨了，因为就是二打长沙后杨开慧烈士才被捕牺牲的，这种不把仇恨集中到敌人身上反而怪罪自己人的作风，正是某些小人的一贯所为，他们居心险恶的把这种念头强加给毛主席，正说明了他们的卑鄙和无耻!毛主席对于彭德怀同志在朝鲜战场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彭回国即代替日益繁忙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常委副主席，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对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有巨大贡献，但58年反教条主义也是其人生一大败笔。
1959年在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回忆的、记述的、分析的文章很多很多很多了。平心而论，彭德怀同志生活极为简朴、革命意志坚定、为人刚正不阿，但是，他的工作作风欠佳，态度生硬，批评人时简单粗暴，得罪了很多党、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得罪了毛泽东同志很多的战友和学生。从军队中看：在元帅中，他批判刘伯承是教条主义，延安时期说贺龙出身不好要送苏联改造;在大将中，他对粟裕横挑鼻子竖挑眼，鼓动中央撤了粟裕总长职务，还说粟向苏军总顾问告洋状，他一贯与罗瑞卿关系紧张;在上将中，他和肖克、刘亚楼、肖华、宋时轮等关系都不好。从党务和行政中看：他在高岗事件时严厉指责过刘少奇，在华北工作的时候又与彭真、薄一波不和。在批评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时，他又与刘澜涛、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地方上负责人几乎统统闹翻。这些人一个个(有时是一哄而上)出来批判彭德怀，向毛主席提供材料，这对于毛主席对彭的判断定性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广为人知的1971年毛主席与熊向晖谈话了解林彪集团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毛主席一向是多方面多角度与人谈话了解情况的，可以设想，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的多次谈话和听取汇报都是人家在说彭德怀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的野心大，甚至还有肖华揭发彭出访苏联东欧时与赫鲁晓夫的密谈等等，毛主席会如何下决心，不是很清楚了吗?!)庐山会议上甚至出现了在开会时多人要围殴彭德怀的场面，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文革中吴法宪打过陈再道耳光，那是一对一的)，而1967年负责监护任务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某某(少将)动手打彭也是仅见的一例少将打元帅，军队基层中有人对彭的看法可想而知。
毛主席作为我党的领袖，地位是极为崇高的，但是他也是要顾及到大多数领导人感受的，这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可以好好讨论的经济工作问题成了路线斗争。庐山会议就不得不演变成了原定计划外的八届八中全会，演变成了对彭的批判大会。“五老峰头偏向右，东方红后见分明”，叶剑英的诗很能说明当时多数人的看法。就连董老都在自己的诗词里批评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漏网大鱼”，说他在“摇头摆尾”，会议气氛可见一斑。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仍决定：除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并改组中央军委外，保留了彭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保留了对他的物质待遇。196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这个选集的定稿是毛主席在杭州召集人完成的。选集的正文和注释中不仅保留彭德怀的名字，而且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并按历史上的职务序列排列姓名，如注释提到西北解放军时，把彭德怀的名字放在贺龙前面。
1962年以后，彭德怀被认为在翻案并被强调他是有苏联背景的，所以绝大多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被甄别平反时他仍未被平反。中央此类专案由邓小平负总责，军队里具体的负责人是贺龙同志。
1965年9月毛主席和彭德怀谈话时提出要他去大西南三线时肯定了他的历史贡献，提出希望他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成绩，将来有机会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也就是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再次提到“你是攻击了少奇同志的，所以，你是参加了高岗集团的吧”。 历史的复杂也就在于此了。
文革中彭德怀被监护审查，1967年8月被正式点名批判。但是他的审查结论始终没有最终定案。 1974年11月因癌症病故，如果他不去世，估计将在1975年5月以后被释放并离开北京到外地安置(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刘澜涛等都是这样处理的)
纵观整个历史，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之间其实还是合作的时间远远大于分歧的时间，这是毋容置疑的。
我们今天回顾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变迁，一定要建立在革命领导者也是有血有肉、食人间烟火的人这个基本前提下的，每个人由于出身、经历等等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特点与脾气，在极为艰难困苦、九曲百回的中国革命实践中，难免会对各种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和向人民做出正确解释的。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重要的，在当前，更要警惕的是拿起历史的一爪一鸿来曲解，来诬蔑和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为那么一小撮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否定包括彭德怀同志在内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和光辉实践的。如果彭德怀同志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坚决反对，并拿出他湖南人的倔犟脾气与之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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