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的名字，是同北京大学分不开的。
从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出任图书部主任，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因北洋军阀政府通缉而被迫迁入北京苏联大使馆兵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和生活了 8年多的时间。
正是在这个时间里，他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顽强战斗，留下了永垂青史的业绩。
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辛勤耕耘，作出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建树;还通过“传道、授业、解惑”，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培育了一代英才。在北大度过的这些岁月，是李大钊伟大而匆促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历史的事实昭示人们：“北京大学不仅有伟大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传统，而且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李大钊的传统，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
这个事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是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后，不仅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革命才展现出崭新的面貌，而且北京大学自身也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活力。
诚然，李大钊不仅属于北大，他首先属于伟大的祖国，属于他亲自参与缔造的党，属于他为之献身的中国人民。他的思想和事业，已经融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成为它们最初的不朽篇章。正因为如此，能够与李大钊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北京大学的光荣。
在世纪之交，在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当我们回顾以往走过的历史道路，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思想文化史以及北京大学校史上，李大钊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一
李大钊生活在中国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年代。他看到，“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辛亥革命流产之后，中国的所谓民政、民权者，不过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 “窃权”;而广大的中国人民，则陷入了 “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的悲惨境遇。
因此，他立志把拯救祖国危亡的责任担当起来。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是一个忠诚、热烈和执著的爱国者。
与同时代的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李大钊也曾经信仰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希望经过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为此，他主张“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
他甚至说过，共和国的缔造是一个渐进过程，对于当时的民国，人们应取“补苴弥缝”的态度。不过，与同时代的许多启蒙思想家又有所不同，李大钊投身于斗争不只是为了鼓吹个人的个性解放，而主要是着眼于争取人民的社会解放。
在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时，他是以能否导致人民的解放为抉择标准的。因此，他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又对它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因为他看到：第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也是充满了矛盾的，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约许的理性王国，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的真理、正义、平等、人权在人间的实现。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深刻的痼疾。
他说过，“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否应当追随其后，自然成了问题。第三，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不过是以“数十专制都督”代替“一君主专制”而已，它在根本上是名不副实的。他说过：“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所以，早在1916年5月，他就指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 对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这种怀疑和保留，为他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思想土壤。
在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中，即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他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他认为，“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 所以，他在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怀疑的同时，就确信代之而起的必是更为优胜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李大钊以辩证的观点观察人类文明史的演进，认为欧美的资本主义文明“已臻于熟烂之期”，过此“当入盛极而衰之运”。预言20世纪之文明“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
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进一步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并且特别指出，Bolsheviki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这个主义，就“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1919年5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文章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他的学说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已经得到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正是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努力一再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为中国昭示了新的发展方向，即社会主义的方向。
李大钊认为，中国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人们必须具备世界的历史的眼光，才能对中国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
应当看到，“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 。
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来说，确实面对着发展实业即实行工业化的任务。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发展实业呢?李大钊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对于中国应当向俄国革命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李大钊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他说，俄罗斯“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俄国革命将“创造一种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故“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诚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的存在和发展也属不可避免，这不是李大钊在当时而是在稍后的时候才认识到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李大钊为中国昭示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他为中国人民所作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抉择。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归根到底，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二
五四时期，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争奇斗艳，各种流派纷然杂陈。开始时，马克思主义只是它们中的一个派别而已。但是，在往后的发展中，许多喧嚣一时的思想运动的影响就逐渐消退，有的甚至烟消云散了;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却越来越显示出伟大的生命力，以至成为推动近现代中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主要精神力量。
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固然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这个思想运动的兴起，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与这个思想运动受到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一开始就具有如下的特点分不开的。
第一，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力求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革命的实质和核心。
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世界观，是他们借以观察国家命运的认识工具。如前所述，作为中国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著作，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是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作出了比较全面和基本正确的论证的。
1920年夏秋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计划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研究和传播的工作。为此，在李大钊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初成立，1921年11月公开)。
该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研究方法为“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举行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据《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22日的记载：该会取名“亢慕义斋”的藏书室即藏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有关的中文书籍20余种。
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今还保存着1920年9月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和8本盖有“亢慕义斋”印章的德文版共产主义文献，其中包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伟大的创举》等。
认真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明确而坚决地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
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即长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胜利。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既然是经过俄国人的介绍学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学得的也就是没有经过修正主义歪曲、篡改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
当时，第二国际的党多称为社会党，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党多称为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者在酝酿建党的时候，“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曾写信到北京，征询李大钊的意见。
李大钊的答复是，应当“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陈独秀等接受了这个意见。党的上海发起组织随后创办的刊物即是以“共产党”命名的。这表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创建过程中就自觉地同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
坚持革命的原则，这对于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经验缺乏可以在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积累，但如果不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它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附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第三，注意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动指南。
当李大钊还是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讲过，考虑中国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个国情，既是指“近今之国情”即现实，也是指“往昔之国情”即历史。中国的国情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认识，不可求于外人，“不可与客卿谋”。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重视这个理论在中国的实际运用，这不仅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科学的理解，而且也是他上述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李大钊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拯救世界的导星”，正像“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一样，“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另一方面也并没有认为这个理论已经是一种完成形态的终极真理，一种需要死记硬背、机械复述的教条。
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我们批评或釆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
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像其他主义一样，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他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的压迫之下救济出来”。他反复强调，不应当把“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对立起来，两者是“交相为用” “并行不悖”的。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中，李大钊倡导的上述原则得到了体现。比如，研究会曾以“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为题，举行辩论会。参加者有北京各大学各专门研究这门学说的教员和学生，李大钊应邀担任评判员。经过几天的热烈争辩，最后由李大钊作结论。
他的结论“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该会“增加的会员达数十人之多”。研究会还进行过诸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种联系实际的专题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一代青年的导师，李大钊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仅给予了他在北大的追随者以积极的影响，而且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第四，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当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对待群众呢?在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时，他就说过：“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更明确地说过：“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他不仅重视工人，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从事宣传工人、组织工人的工作;而且重视农民，号召他们去作“开发农村的事”。
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1920年5月1日，邓中夏等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及北大工读互助团即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同一天,北大还举行了有学生、工友参加的纪念大会。会上有人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当作一盏指路的照灯”，表示“我们要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1921年1月1日，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这个学校的“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在工人觉悟提高的基础上，长辛店还成立了工会，开展了罢工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促进了自身思想的革命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为知识分子指示了一个应当遵循的新方向和一条应当走的新道路。
三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欧洲，把这个产生于资本主义欧洲的理论正确地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需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依靠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依靠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
正是遵循着自己首先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在党的早期活动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建树。
在中国，李大钊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帝国主义”这个概念。通过总结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经验，他一方面告诫人们要认清帝国主义凶恶的本质，懂得它“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因而不要对它抱切实际的幻想，而应“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以前以夷制夷’的覆辙。
另一方面又要人们认清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懂得它就“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于与它搏战，信他必可摧拉。”
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李大钊作了充分的估计。他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为了充分发挥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第二是要武装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军;第三是要“按耕地农有的方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对于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李大钊早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就已经作出了论述。他明确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而不属于资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之点。李大钊在当时就能提出这个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事实上，没有能够阐明无产阶领导权的问题，恰恰是中共三大的主要缺点之一。随后，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
提出并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李大钊对上述观点的论述，对党提出并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李大钊也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精辟的看法。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从社会方面观察，可分为三项：“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的二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这样，他就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般特征作出了论述。
与此同时，李大钊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样，他就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既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又有中国特性这样一个科学命题。
为了澄清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或疑虑，李大钊还对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如社会主义是否会“破坏生产”并使人“穷苦”，是否“决不发生竞争”，是否排斥民主，是否“不自由”，是否会扼杀艺术个性，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比如，他指出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1)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主张“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改变多数穷人供奉少数富人的状况，从而“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2) “社会由竞争而进步”，所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它所反对的，只是“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那种资本主义的竞争;它所禁绝的，只是那种“使人犯罪等”的不正当的竞争。
(3) “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不过，有两种民主，即中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和“真实的平民政治”，因此，这“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
(4) “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应当摆脱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事实上，“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只是“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个人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
(5) 社会主义并不是“专为物质进步而设”，它同时也关注美术、哲学，“希望艺术有真正的发展”。为此，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在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中，确实阐发了许多精彩的思想。这些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也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并能从中受到启发。
四
李大钊是一个杰出的坚定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广博的深刻的学者。革命家和学者这两种品格在他的身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成为革命家之后，李大钊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实际斗争中去;与此同时，他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从事教学工作，并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进行辛勤的劳作。“他是中国第一个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在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以及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的研究中，他都有开拓性的建树。诚然，“作为一个拓荒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所进行的一些草创性的工作自然不免粗糙，然而他在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占领哲学、社会科学阵地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应当指出，“我国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人课程，对学生进行讲授，是在北大从李大钊开始的。1920年起，李大钊便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讲座”。
据考证，他在北大开设的理论课程达5门之多。计有《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比如，1920年，曾印发《唯物史观》讲义，计7篇，即《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反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
讲义不但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结合历史实际和现实生活，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他的讲义有一部分被保存下来，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上海图书馆曾于1962年影印了他的《史学思想史》讲义。1920年7月，他还受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有的学生回忆说：这两门课程使她们“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除了系统授课之外，李大钊还经常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学校举办讲座或进行讲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论时事，论述各种社会问题，比如：1920年5月1日，在北京大学校工和学生召开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讲《五一 “May Day”运动史》;6月27日和7月4日，在美术学校作题为《群众心理与群众道德》的讲演;11月28日，为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作题为《自然与人生》的讲演;1921年5月4日，在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举办的五四纪念会上发表演说;1921年7月，在美术学校作题为《社会与个人》的讲演;等等。这些讲座或讲演，也给予了北大及其他学校追求进步的青年以积极的影响。
成立进步社团，通过社团的活动，引导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是李大钊在北大期间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前面说过，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很多都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或通讯会员。
1920年12月，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又宣告成立，其宗旨是“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会员暂时限定北大同学”。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1920年8月19日，他在该会北京会员茶话会上提议，“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态，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北京以外的一些进步社团如天津的觉悟社等，也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1919年9月，他即应觉悟社邀请到天津与该社社员谈话，并给他们提出“许多的建议”。1920年8月15日，他出席天津觉悟社等5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的茶话会，曾提议各团体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之后，觉悟社几个留京的社员即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和青年学生运动，有2个会员经他介绍参加了华俄通信社的工作。
李大钊播下的共产主义真理的种子，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发芽、开花、结果。一代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成长起来了。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等直接受李大钊培养、教育的一批北大学生，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骨干，他们后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的人并为此而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也受到过李大钊的深刻影响。毛泽东在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由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积极活动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大学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10月成立时，其成员就全部是北大师生。
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北京共产党组织的成员共12人，其中就有10人是北大师生。1921年7月出席或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人中，当时属于北大的或此前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就有5人。他们都先后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
李大钊已经离开我们70多年了，但他的思想和事业是不朽的。“今天,我们虽然远离了他生活的时代，但依然感到他短促的生命的伟大，依然感到他的历史眼光的深远、思想价值的珍贵和革命道德的崇高。”
拥有李大钊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确实是北京大学的骄傲。对于北大师生来说，学习和研究李大钊的思想遗产，继承和发扬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应当是一种历史责任。因为这不仅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也是北京大学得以延续自己的历史光荣和再创新的辉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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