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随后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从5月4日的游行开始的，所以被称为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
本来，几千学生游行，这在近现代中外历史上并不是罕见的事。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北京各大学2000多人和天津少数学生就曾为反对中、日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而结队到总统府去请过愿。但这次爱国行动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为什么从五四反帝示威游行而开始的运动，会震动全国，并具有特别重大的历史意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弄清楚：五四运动是怎样发生的？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比较，具有什么新的历史特点？它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五四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痛心地说过：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一位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在回忆五四前夕的情况时讲道：“这时辛亥革命的痕迹已经全部抹去了”，清王朝专制政府的反动统治机器和统治人员、统治方法基本上保存了下来；“首都北京城里驻扎着帝国主义者的军队，随时都可以对中国为所欲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得全国人民透不过气来，而青年知识分子“比别人更有沉重的责任感”。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和政治氛围中发生的。
引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1914年8月至1918年10月，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由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以欧洲为主要战场，进行了一场世界大战，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主要是西方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同盟国失败、协约国胜利而告结束。1919年1月，美、日、英、法、意等国领导人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战后的问题。
1917年8月，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曾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它派了一些华工去欧洲，并没有派军队前往参战。）因此在战后，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政府也应邀派出专使，参加了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条”意见，作为会议的主旨。其中表示：“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对于殖民地之处置”应“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等等。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使得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对这次和会抱有很高的期待。一些人甚至把协约国的胜利看作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废弃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驻在中国的外国军队等七项希望条件，提出了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及换文的陈述书。这两项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了拒绝。
5月3日晚至深夜,北京大学法科(即后来的北大三院,位于北河沿)大礼堂内,北大全体学生和十余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千余人紧急集合,作出5月4日学界大示威等决定。图为法科大礼堂外景。
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3000余学生齐集天安门前示威游行,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和会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1897年，德国寻找借口，派兵强占了胶州湾。次年，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为99年；又规定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0公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山东由此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如今德国战败，它所侵占的山东权益，理所当然地必须归还中国。但是，日本趁世界大战之机，竭力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它在对德宣战后，于1914年11月攻占了德国在山东的据点青岛、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它要求和会确认这个既成事实，即由它继承德国原先侵占的在中国山东的特权。
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情况，十分关注。1919年2月，即和会召开的第二个月，北京大学学生就曾召开全体大会，并推出代表联合其他各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力争山东主权。4月20日，10.37万余人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表示维护山东主权的决心，并致电巴黎专使，要求他们对山东主权务必“誓死力争，义不反顾”。
出乎中国人意料的是，经过几个月的讨论，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的和约有关条款，竟然规定：将德国原先在中国山东“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
事实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列强口头上宣扬的所谓公正、平等之类，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协约国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而这个所谓的“和平会议”，实质上只是强权者的一次分赃会议而已。
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是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肆意践踏！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这实在是令国人难以容忍的屈辱。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愤怒就如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了。一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由此开始。
五月四日游行示威的准备与进行
5月1日，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有所披露。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官方人士处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中国专使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将这个情况告知北大学生、《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罗家伦等。许德珩回忆说:“我从蔡校长那里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睛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
5月3日晚,大会如期举行。学生代表争相上台发表演讲,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他们发出了“维护民族尊严”、“保卫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烈呼声,并且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
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惩办曹汝霖等三人的要求呢？这是因为在当时，对中国构成直接和主要威胁的，是日本侵略势力，而这三个亲日派官僚,是将中国利权出卖给日本的直接责任者。其中曹汝霖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以“二十一条”为基础的中日“协约”就是经他签订的;章宗祥为驻日公使,系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济(南)顺(德)和高(密)徐(州)两条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陆宗舆为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是向日本进行各种卖国性借款的经手人。
北京大学示威游行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游行队伍因在使馆区受警察拦阻,愤而转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当日,32名学生被军警逮捕。图为冲向赵家楼的学生。
大会开得紧张、热烈。会议进行中，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想以此激励国人，但立即被劝阻。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以示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到底的决心。
大会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北大协同其他兄弟学校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大示威。
北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许德珩回忆说：“由于（大会）推定我写宣言，蔡先生立即批了条子，让庶务科给我一刀纸，以便印发宣言。”
5月4日下午一点钟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举着大、小旗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谢绍敏写的“还我青岛”四个字的血书,也挂在天安门前,令人触目心痛。面对前来企图驱散群众的反动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他们“在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
北京学生为这次活动准备了两个宣言。一个宣言是用文言写的，由许德珩起草。宣言揭露了巴黎和会“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实质,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大声疾呼:“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个宣言是用白话写的,由罗家伦起草。宣言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呼吁“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最后号召:“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两个宣言把青年学生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有力地表达出来了。
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中华门来到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3000多青年学生在烈日下被晒了两个小时，“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他们感到：“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容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如何？”正如一个亲历者所说：“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愤怒起来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真是响彻云霄。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大家决定，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里去。这时，“负责总指挥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
学生游行队伍在行进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
队伍到达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赵家楼胡同前街时，军警已将道路封住。学生向军警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说：“我们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让学生进了胡同。这时，曹宅大门紧闭。有学生翻墙进入院内，打开大门，众多的学生遂蜂拥而入。
“学生的目标集中在曹汝霖，对其家人仍以礼相待。见到曹父，仅愤而责之曰：‘你是卖国贼的父亲，颇亏你生此兽类孽畜，不肖之子，但我们不愿与你这老头子为难，你快走罢！’”他的幼子和小老婆，也被学生交由警察送了出去。当时曹汝霖、章宗祥等人正在宅内。曹躲进一小房间，未被发现。“大家见到（肥胖的）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围上去打”。有细心的学生“取下客厅里挂着的曹汝霖的照片一对，才知道被打的不是曹汝霖”。于是“人都散开了”。
示威学生事先并没有火烧曹宅的计划。他们找不到曹汝霖，即陆续离开曹宅散去。但进入曹卧室的人中，“有一个同学吸香烟，身上带有火柴，（他）看到卧室陈设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这就是后来史书上所说的“火烧赵家楼”这件事。
5月7日,上海各界2万余人为力争青岛、声援北京学生,在南京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
半小时以后，大约是下午6点以前，警察总监等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学生已大部散去，只有“几十百把个人”还在现场。“军警乃敢逮捕徒步散归者”。当时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由于学生们的抗议，以及经蔡元培等组成的校长团的营救，被捕学生于5月7日获释。
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了，但是学生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要求却没有得到满足。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2.5万名学生遂举行总罢课。他们还组织讲演团，到街头向群众作宣传，并发动抵制日货的活动。
反动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武力镇压。6月3日，到街头宣传的学生有170多人遭到逮捕。但是学生们并未被吓倒。6月5日，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继续讲演，当天被捕者达700多人。这一天，高等女子师范等15校女生600多人还冲出校门，举行了“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6月5日，更有2000多学生分三路到街头讲演，军警出动马队驱赶听讲的群众。三队学生于是手拿旗子，大呼爱国口号，在长街上游行。最后，这2000多学生一齐奔向用作囚禁学生的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临时监狱，要求集体坐牢。他们说：这些学生被捕，是因为爱国。如果爱国有罪，那么我们都有罪，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好了。反动当局无奈，没敢再抓捕学生，还不得不下令撤走包围北大的军警。
上海商界罢市,举行声援学生的游行。
5月9日,清华大学举行国耻纪念大会。会后,学生在操场焚烧日货。
学生的斗争是英勇的，他们站在了爱国运动的前头，是人民群众中首先觉悟的成份，起到了某种先锋的作用。但是，学生的力量毕竟有限，仅仅靠学生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救国的事业的，也难以使斗争长久地坚持下去。
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由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在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示威之后，5月7日，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即曾举行有2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以示声援。6月4日,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更纷纷走上街头,“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号起一律罢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当时，学生们并没有想到去动员工人，但工人却自动起来斗争了。
6月5日上午,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首先开始罢工。其他工厂、书局、码头等的工人,沪宁、沪杭甬铁路的工人,也相继罢工。据记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于此。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商人也开始陆续罢市,学生则坚持并扩大罢课。上海的“三罢”实现了。他们表示,“不诛国贼,誓不开市”。
上海工人的罢工完全是工人自己发动的。据当时上海外文报纸《字林西报》的记载：在工厂中“从事鼓动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出现于工人之中”。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被日本占领）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运动，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为惊人的运动。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压制得了的。”上海求新机器厂的工人还捐出自己的血汗钱，修起一个高大牌坊，上写“毋忘国耻”四个大字。
在上海“三罢”实现之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扩展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长沙等地学生的罢课宣言呼吁：“请斩曹陆，以谢天下！”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是从“六三”以后，以6月5日上海“三罢”为标志，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了”（毛泽东）。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这就是说，在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镇压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实在是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当时，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观察运动发展的情况时曾经说：“在战争结束后来到上海的新时代中，苦力崛起而为这个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这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重大胜利
迫于群众的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表示妥协。
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说,“你前既捕,后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坚决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陆被免职,他们才走出拘留所返回学校。
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免除曹、章、陆本职的命令。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命令是分三次发布的。
当天上午，北京政府只是发布了一条准免曹汝霖本职的命令。由于银行界向北京政府声明，“如不能（于）本日将罢免曹、章之命令发表，则沪上金融无法维持，危险万状”，当局才在下午又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下午天津总商会更急电北京政府，告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这更使反动当局感到极大恐慌，不得已，在当天深夜，再发布了一条准免章宗祥本职的命令。
近代以来，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它们从来都是轻视民意、一意孤行的。这次，不管反动当局如何不心甘情愿，他们还是不得不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把它们千方百计想加以庇护的三个亲日派官僚免职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鲜见的事情。这是五四运动取得的一个胜利。
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率先罢工,使五四爱国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图为北京《晨报》关于上海六七万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报道。
曹、章、陆被免职的消息传出后，人心为之一快。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海宁人感到，出了陆宗舆这样的人，是海宁的耻辱。他们专门召开公民大会，议决集资在本县三处竖石立碑，碑上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个大字，表示对陆进行谴责，使之遗臭万年。
不过，曹、章、陆虽被免职，山东问题尚未解决。因此，群众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更为重要的拒签巴黎和约这件事情上。
在巴黎和约即将交付签字之前，6月17日，北京政府发出让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电令。23日，电令中国代表在签字问题上“相机办理”。24日，通电各省，申述所谓不能不签字的“理由”。
北京政府这种惧外、媚外的可耻态度，再一次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抗议。
6月19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的由80余人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京。他们先后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并面见总统和代理总理,要求政府作出拒签和约的保证。6月27日,北京学生及其他群众“形成了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的壮观局面。‘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口号,此伏彼起,声震屋瓦”。山东、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还先后收到各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000多份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
在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在法国的中国工人、留学生和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了。据当时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回忆：“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6月27日傍晚，即巴黎和约签字仪式的前夕，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还前往巴黎近郊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顾维钧在与他们会见时，对他们的要求作了肯定的表示。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这里附带说一下，北京政府有没有下令拒签和约？有材料说：6月28日，学生代表在会见大总统徐世昌时严正要求，“今晚非去电拒绝签字不可”。徐无奈，令秘书当场拟就电文，拍发中国代表。但是，拒绝签字，实际上是中国代表“相机办理”、自行决定的。陆征祥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就明确地说，他们“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徐世昌事后也讲过，“各使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于是不签字之局，遂（得）以实现”。
1919年下半年,全国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后,民众运动随着组织程度的提高而日趋高涨。图为1919年12月7日,北京各界民众2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抗议日本水兵在福州枪杀中国人的暴行。
1919年下半年,全国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后,民众运动随着组织程度的提高而日趋高涨。图为1919年12月7日,北京各界民众2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抗议日本水兵在福州枪杀中国人的暴行。
近代以来，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不知同外国列强签订了多少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根本上说，对于外国列强的无理要求，他们往往是俯首听命、不敢坚持抗争的。这次，中国代表“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竟然敢对“国际和平会议”拟定的包含有损中国主权内容的条款，公开表示拒绝。这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这是继罢免曹、章、陆以后，五四运动取得的又一个更为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当然不可能在群众发动的一次性冲击中完成。但是，五四运动确实是这场革命的一个新的开端。就这次运动中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具体目标来说，经过广大群众坚持不懈的奋斗，最终还是胜利地实现了。
五四运动的新的历史特点
五四运动具有什么新的历史特点呢？毛泽东说过：“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是“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前者针对的是侵犯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后者针对的是出卖中国利权的封建官僚。广大学生和各阶层群众为此所进行的坚定明确、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斗争，正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具体体现。
通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践，人们对挽救祖国危亡的途径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原先也曾经说过，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美国总统威尔逊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但在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之后，他的看法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揭露，“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不值一文的空话”；要求得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据此，他们还提出了必须“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这样明确的主张。
救国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这是一个崭新的观念。1919年6月11日，由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在提出有关要求的同时表示：“我市民仍希望用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7月1日，上海10万人为反对巴黎和会举行集会游行。一位工人代表更进一步指出：“救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
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这正是这场革命不能彻底的重要原因。而“五四运动不仅使学生卷入了运动的漩涡，同时也吸引了资产者、小商人、工人参加战斗。它不是官僚、政客、上层分子的活动，更不是军事投机或军事阴谋的行为，而是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张闻天）。这是它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这个事实，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本人，也是承认的。
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北大学生代表在会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匾牌换成中华门，这样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听到这些话以后也热烈鼓掌。会后，他还对北大同学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孙中山的这种虚心总结历史经验、认真向革命实践学习的精神，令人敬佩。
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具有深刻的历史内容，会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这是因为，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里，有几个新的历史因素值得我们注意。主要是：
第一，五四以前，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选集》第699页）。
第二，五四以前，1914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毛泽东选集》第558页）。五四运动由此获得了比以往任何的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五四以前，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年轻一代的知识界，尤其是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
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又深远的。
首先，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近代以来，在一个长时间里，中国先进分子曾经虔诚而热烈地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给他们上了严峻的一课。对于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推动他们去探求中国的新的出路。
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瞿秋白，在运动过后不久即指出：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五四以后，中国先进分子中有许多人经过对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逐步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了。
其次，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
五四以前，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虽曾对学生斗争表示过同情和支持，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过这场斗争，但他们并不是它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8月，孙中山在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对于五四运动再次给予肯定”，“但是，他认为学生手中没有武器，只能游行示威，而北洋政府用几挺机关枪就可以镇压成千上万的学生。他说，我要给你们五百支枪以对付北洋政府，如何？”
那么，究竟什么人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呢？毛泽东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陈独秀。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这大概是因为，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启发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为这场斗争造就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同时，他在运动中发表的评论，包括他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对这场斗争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同时，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骨干也不是国民党人。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699—700页）如北京的邓中夏、瞿秋白，长沙的毛泽东、蔡和森，天津的周恩来等。他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骨干。
正因为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回顾当时情况时说：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北京、上海的学生派代表去找过国民党，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故此次运动中一般新领袖对于国民党均不满意”。成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再次，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对斗争的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事实，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非常实际的教育。上海学联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而“工界罢工不五日，而曹、章、陆去”。他们由此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
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在五四之后，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成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邓中夏）
这样，五四运动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疾苦和他们的要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了他们的一边；一部分工人认识了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了阶级的觉悟。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发生两年之后，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在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诞生了。这决不是偶然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这个革命的开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这场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选集》第700页）。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
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已经过去了180年的时间。这18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如果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限，大体上可以分为前80年和后100年两个时段。这两个时段的历史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前的80年里，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或瓜分中国的图谋、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失败了。
而在五四运动以后的10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的斗争虽然仍有曲折和反复，但是从根本上说走的是一条上坡路：经过30年的奋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又经过60年的努力，一个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综观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的斗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3年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纪念这个运动，可见这个运动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影响有多么深远。
诚然，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已经与103年前大不相同。我们今天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再去简单地重复当年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所开创的革命传统，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本文原载《党史文汇》，发布时略有修改）
主要参考文献：
１．《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２．《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３．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４．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５．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６．汪朝光《民国的初建（1912—1923）》，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