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我而言是充满坎坷的一年，当我躺在病床上思考问题，重读《古田会议回忆资料选编》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了1927年。
熟悉党史的朋友都知道，1927年对我党是决定生死的一年，二十八画生同志曾经形容这一年：
“中国口口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但是问题来了，“路径依赖”一度是那时那党那人几乎绕不过去的问题。
很多同志都幻想打下大城市，特别是能打下广州，复刻北伐的经验，传檄而定，越快越好。
结果“希望”越大，失望就来的越快。
那个时候我们的党发动的起义很多，但是失败之后，坚持不散帘子，此路不通找他路，硬是带领千把人的残余队伍钻山沟打游击的，只有“朱毛”，其他人都失败了。
朱老总因为经历复杂特殊，能够调动的个人社会关系有其个人特殊性，其路径具有不可复制性，只有二十八画生同志闯荡探索的新路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答案，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甚至多数人这么看。
简单说，面对苦难，怎么办呢?
1 说到底还是责任！
萧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代，毛委员如何把传统以打仗为主要责任的旧式军队，改造为全新的革命军队，提到了一个“宣传兵制度”。
红四军的每一个机关，营、连部也好，政治部和卫生队也罢，每到一新地区，都要派出五人担任宣传工作。
他们不带枪支，不担任军事任务，就是接近群众，做好深入的宣传工作。
而且还要分成两个组，一组负责口头宣传，一组贴布告和写标语，执行我党我军有针对性的规范化宣传口径。
这对于群众了解红军和扩大新兵队伍，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也是二十八画生建军思想，造就红军并非单纯打仗工具的特征之一。
看到这里，我想到一点现实问题：
如果我们的党团员和地方机构都能有此责任，多做一些贴近群众，让群众听得懂，听得有所感的宣传，何至于意识形态阵地前几年丢盔弃甲，何至于好事没办好，民心工程有时成了扰民……
说到底，还是责任，还是有人已经习惯于不负责任了。
2 干革命哪里容易？
年轻时，我挂职过乡镇，也驻过村，还在国营纺织厂蹲过点，有一个结论：
基层工作辛苦，基层干部难为。
其实，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回望中国革命，当年的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猛地担当起基层干部职责，面对一个基层单位，又何尝不是如此?
半年宪兵养成所速成出来的萧克，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派到宜章农军的一个团当连长，那年才21岁，人称“娃娃连长”。
农军有个问题就是纪律差，乡土意识严重，最要命的就是一离开本乡本土就想着回家，搞不好就炸营。
炸营古已有之，史书上叫“营啸”，大家都紧张，训练又不足，一点疑神疑鬼就全军慌乱，官兵脱节，大家撒丫子散伙。
宜章农军这个千把人枪的团，没半年就闹了一家伙，跑的就剩一百多人，成建制的部队只剩下萧克这个连了。
娃娃连长咋做到的呢?
简单说就是抓细节，不许外单位插队，不许本连下面的班排混编。
两年后萧克当了纵队司令，百人连变成千人纵队，还是管农军，可愁死人了，但党派你干，你就得干，而且还要干好!
怎么办?
总结经验教训，把工作做得更扎实细致，其实我们做手头工作，不也是这样吗?
3 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干！
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黄埔生张宗逊，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回顾秋收起义之后，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死走逃亡，士气低落，那些同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黄埔同学，几乎公开讨论“回归”蒋校长、方教育长的时候，心情一定糟透了。
秋收起义的军官底子是叶挺独立团分出来，我党以黄埔生为主搞起的，他们多数都有过硬的学历和耀眼的铁军出身，还有如火的革命激情。
可万没想到，起义没几天，老团长卢德铭牺牲了，这个打击太突然，太致命了。
其实，说是“老团长”，卢德铭烈士牺牲时也不过22岁。
今后跟谁干?那个说着湖南话，粗布衣裤短打扮，完全湖南农民感觉的毛委员?
估计张宗逊也有点心里没底，但他毕竟是坚定的革命者，要坚守岗位，无愧初心。
也就在革命最危险，这支队伍要散帘子的时候，他看到毛委员找干部战士谈心，调查研究，并设法找当地的同志，调查当地和附近的情况。以特有的坚定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找出部队的失利原因，并决心在短暂休息期间，抓紧对部队进行整顿，为大家今后找出路，中国革命的出路。
这就是历史教科书都会提到的“三湾改编”，张宗逊形容当时：
“暴风雨之后泥沙俱下，只有坚信革命必胜的人们，犹如中流砥柱，在风浪中搏击！”
很快就要到毛委员生日了，想起很多。
人这辈子，千难万险多的是，有人溜号，有人坚持，这就是大浪淘沙，考研如此，做事如此，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更是如此。
老话也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失败是成功之母，更是人生常态，面对失败和苦难怎么办?
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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