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一一纪念人民领袖127周年
：尹一鸿
01
1976年元旦，毛主席的《重上井冈山》与《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总理从病危昏迷中醒来时在广播里听到了。 1976年1月2日，周恩来总理让工作人员去买来刊载毛主席诗词的刊物，当周恩来总理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周恩来总理弥留人间的最后一次笑。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总理与世长辞。
02
从留洋派们“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 到周恩来总理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周恩来总理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周恩来的三次大失败中得来的!
这三次大失败，分别为南昌起义大失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机关因叛徒出卖而惨遭灭顶之灾大损失，以及第五次反“围剿” 大失败。
这里仅从顾顺章叛变说起。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玩魔术被叛徒认出，当晚被当场逮捕，并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未动大刑，顾顺章便立即叛变，并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
1931年4月28日，根据顾顺章提供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机关的机密，徐恩曾、张冲，率领大批特务，杀气腾腾地来到上海。
徐恩曾鼓励他手下的特务说：“此次上海大搜捕，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是共产党中央、江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一是共产党党首。两个目标，哪怕只有一个成功，就是不朽殊荣。届时，我将亲自面陈蒋主席，为诸位请功晋升!”
尽管，钱壮飞千方百计把顾顺章叛变投敌的情报送达上海中共机关，周恩来也紧急部署了大量的撤离转移工作，避免了一定的损失;但是，毕竟只有一两天时间，全部安全转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机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机关还是遭受了灭顶之灾，出现了无法在上海立足的生死危难局面。
1931年12月26日，处境最十分危险的周恩来，也被迫从上海转移到毛主席开创的中央红色苏区首府瑞金，并就任当年年初就已决定让他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是个思维慎密的人，他不可能不思考，如果没有毛主席开创的中央红色苏区首府瑞金之革命根据地，他周恩来能跟随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吗?
但是，周恩来到瑞金后，由于王明集团仍然统治着中共中央，其最高“三人团” 仍然坚持继续将毛主席排斥在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之外，从而执行了一套与前四次反“围剿” 截然不同的“阵地战” 、“保垒战” 之战略，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大失败。
周恩来也曾亲眼所见，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被剥夺了中国工农红军指挥权的毛主席，仍然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而谏言最高“三人团” “东进江浙” ，让中央工农红军主力，从苏区内线主动跳到外线，到蒋介石的“国统区”去作战。
毛主席“东进江浙” 的战略构想，不仅会从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甚至在国际影响上，给予蒋介石以沉重打击，而且还会把蒋介石“围剿” 中央苏区的100万兵力的军事调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手中，从而彻底打乱蒋介石第五次重兵“围剿” 中央苏区的整体军事部署。大有“围魏救赵” 之妙。
可是，最高“三人团”不仅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反而愚蠢之极地采取 “国际一体化” 的“正规打法”， 以“堡垒战” 对“堡垒战” 的“命运共同体” 去拼消耗。其结果可想而知。
就在第五次反“围剿” 败得一败涂地之时，毛主席又站出来，正确提出 “西进湘西” 的建议，以保存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免遭灭顶之灾。
可叹最高“三人团”不但又仍然拒不接受，反而还倒打一钉耙，反诬毛主席为“瞎指挥” !
气得毛主席痛批最高“三人团” 为“乞丐们和老龙王比宝” !
1934年10月10日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最高“三人团” 又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
03
面对最高“三人团” 所决定的“战略大转移” ，毛主席向中央写信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苏区，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跟随他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也留下。他从头至尾地修改好这封长信，最后，装放信封，在信封上写下：“十万火急，速送党中央、中革军委。内详。”
此时间，周恩来终于清醒地看清楚了最高“三人团” 的“战略大转移” 前景：既便不蹈南昌起义失败的覆辙，那也难逃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下场!
于是，周恩来心急如焚，并专程前往于都，劝说毛主席参加“战略大转移” 。
周恩来与毛主席通宵长谈了一夜。最后，毛主席方才同意随大部队转移。
不错，从此时开始，在周恩来心中已然认定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04
当然，周恩来到瑞金后，也有两个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一是对第五次反“围剿” 和“湘江之战”惨败的领导指挥责任，二是对“三人团” 排斥毛主席在中央工农红军指挥权的责任，从而造成中央工农红军在军事路线和领导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但是，周恩来的这两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由周恩来自己主动纠正过来的。
首先，第五次反“围剿” 和“湘江之战”惨败的领导指挥责任，在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其次，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力主改组三人团，并增选毛主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军事三人团成员(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由此，毛主席重新复出并进入中共最高层。之后，1936年12月7日，统一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组成，毛主席任军委主席。
另外，自遵义会议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乃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总理都永志不忘初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最后，周恩来总理卓有远见，且能知错纠错，是毛主席患难与共的最亲密的战友，这一点不用置疑。
05
周恩来总理在逝世的前几天，叶剑英也曾吩咐守护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但是，在周恩来总理弥留人间的最后时刻，纵然有人费尽了心机，可始终也没有捞到有任何“毛周分”的只字半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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