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体、阶级、民族和国家（阶级、民族和国家，是广义的大群体）内部，人们发现和掌握真理，是渐进的，且是不（完全）同步、不等速的。总是开始于某个或少数先进分子的——率先探索，捷足先登。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真理，开始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代，社会主义真理，通常由——象毛主席那样的忠于人民、知识渊博且精熟唯物辩证法的人，最早发现和掌握”。
真理出现之后，——因为认识的不同步性，在群体、阶级、民族和国家中，也就有了不同人群的认识矛盾，出现先进分子同一般人群“有不同语言”的情况。在阶级、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最为严重的“不同语言”，莫过于不同阶级之间由于利益对立而形成的认识对立。至于，广大人民群众中认识不同——矛盾，“没有共同语言”，则是暂时的。
辩证法是万能的。真理的进军——社会的前进性改造是绝对的。在各种矛盾斗争中，在渐进的实践选择中，社会经历着群体的各别人们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向先进分子趋同——而渐有“有共同语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就是真理在实践中掌握群众、完成历史任务的社会进步。这也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关于这一点，不在要本文论述之列。
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现实，这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渐进过程”中的斗争、曲折反复，表现得最是“淋漓尽致”。可以说，几乎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都发生过毛主席的先于他人的真理认识，同一些同志战友、全体同志战友，一时 “无共同语言”，毛主席成了少数派的情况。甚至，在毛主席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他的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有些人仍还踟蹰趋同在毛主席认识、语言的过程中。
对此，这里不准备作整体宏观上的泛泛“海说”，而是选择毛主席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人们熟悉的诸多问题，一个一个地作分别论述，作一组文章。
此文，论述的是——思想政治领先。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当一个社会，在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下，需要变革、建立相对先进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时，作为上层建筑的作用，必须、必然的反作用，坚持不断革命和思想政治领先，——在其初级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化的问题。特别是当代，在相对落后基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以跃迁式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革命夺权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前中阶段，我们要消灭剥削、压廹，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阶级，并造成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基础，——革命、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在毛主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此，是特别清楚和十分重视（上层建筑反作用）的。
一、历史回顾：思想政治领先的“共同语言”形成于古田会议
毛主席年轻时，就曾对那些想革命，想搞社会主义，但不重视思想政治领先——“没有共同语言”的战友、不同意见者，一次又一次地说过，你不问政治，政治偏来管你。
红军初创，耿直忠诚的朱老总对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点“轻淡”，他甚至说，我是军长，我只管打仗。毛泽东对他说：不错，你是军长，只管军事、打仗，但我要问你，你本在旧军队，也就是打仗，你为什么偏要到红军中队伍中来打仗呢？！这一“追根究底”的问话，以及革命实践的曲折，使朱老总在这一问题上渐渐发生根本的转变。
在中央苏区，特别坦诚、忠直的陈毅，甚至对毛主席发火：“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是你干什么工作就什么最重要！”此时的毛主席，一笑置之，就荐请陈毅当政治部主任（通过选举），让他主抓思想政治工作，——在实践中接受锻炼教育。后来，以至若干年后，陈毅每每回忆这段历史时，总不免哈哈大笑。豪爽的哈笑中，饱含着他对毛主席的“历史性”钦佩。
《毛主席、朱老总和陈毅元帅之间伟大的“斗争性”友谊》（2023-01-20 ·）一文中写道：
……在井冈山年代，毛、朱、陈关于“要不要党指挥枪”“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不要发扬民主”等，即：要不要“思想政治领先”的重大问题上，曾有过较多、较大的分岐。在争论中，一生中从不“绕弯”“韬光晦迹”的陈老总，否定毛主席的观点，诚直沉稳的朱老总则明确站在陈毅一边。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不怕当少数派的毛主席，也坚不改变自己意见。结果，最严重的一次——毛主席因为“意见占少数”，丢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从组织原则上讲，这是正常的)。
实践是捡验真理的标准。在毛主席离开红军前委领导岗位的日子里，——他的“思想政治领先”原则没有得到执行，五次三番的挫折，加上其它原因，使红军面临危境。不久，朱老总和陈毅开始认识到毛主席观点的正确性。此时，他们没有犹豫，更没有感受“为难、难为情，怕丢面子”，——在危局面前，朱、陈以伟大而宽广的胸怀，痛快利落地承认了错误，又请回了毛主席。作为这次争论结果的文件形式，就是后来的《古田会议决议》。从起，毛主席的政治领先战略，——先于他人认识到的真理，得到组织确认，成为治党治军的根本性战略措施。
也正是毛主席的政治领先战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战略，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二、现实斗争：公知们让社会主义“思想政治领先”躺平，是诸多问题的渊薮
建国后，毛主席根据自己的研究、认识，清楚地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基地过来的社会，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陈污俗垢，在孔孟之道的加持下，有着十分“浓重”的孽根性和顽固性，必须坚持贯彻马列主义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原则，搞建设，改造社会，改造人，才能造育新的——剥削阶级、社会既不能存在又㴰 再产生的——社会基础，否则，就会“回到解放前，人民大众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系统提出了通过教育、改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和平演变，提高人们觉悟，反对包产到户，逐步完善“公制共富”的社会机制，通过大民主，启发人们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自已教育自己”……等方略。又有人对此不理解，甚至反对。毛去世后，一些公知、资精们不屑地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总得有个基础吧？！什么大民主？！不就是天下大乱、大整人、大破坏嘛！我们本应先搞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这一说，——同毛主席基本没“共同语言”，五十多年过去了，特别是改开中，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淡忘，甚至被躺平。
离开真理，就必然遭到惩罚。当下，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官埸腐败，人心散乱；因包产到户导致的两极分化严重，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私人资本开始“做大”、“头朝西”；人民群众渐渐失去“国家财富的占有感”和“主人感”； 某些“头朝西”的资精还故意将我们引入受人要挟的圈套中。
人们今天批评最多是：本应崇高、清雅的学术殿堂——大学里，现在也只看钱、功利；医院本应是“仁术救人”之地，如今却以捞钱为“大要”；党的干部队伍，本应逐步贯彻巴黎公社原则：“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奉公为民”的，公知、资精们却把“腐败”作为“润滑剂”……这些，降低了党的威信，严重颠覆了一些人社会主义信心！
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公知、资精们给社会主义改革造成的折损、伤害，又从反面推动我们党和人民开始反思，找回当年同毛主席的“共同语言”，努力在改革中作新的调整。
十八大后，在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们，已同当年的毛主席有了越来越多“共同语言”，或类似的语言。如今，我们党又号召人们不忘初心，（注：——最基本最根本的“初心”应是“两个决裂”）“勇于斗争，善于斗争”，自我革命……等等。
如今，回顾过往，我们无需避讳，已披露的史实表明，对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不要“思想政治领先”？要不要防修反修？一直就是建国后毛主席同他的战友们，以及一些同道人，“没有共同语言”的“主”义“要”点。有极端少数人，因此同共产党分道扬镳。一些公知、资精则妄想借机把社会主义中国引入西资、美帝怀抱，——当人家奴仆、小妾，——“中美夫妻”论是其典型语言（这些人，大多可能不再寻求与当年毛主席有“共同语言”的）。
三、反思、升华：再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同语言”已属必然
战鼓鸣，春草生。毛主席当年的警示，提醒了今天的我们，实践也教育了人们。前一段时间，原本同毛主席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理论上找回毛主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之花，可以结出辉煌的经济之果”“人是需要点精神的”……的思想，并从毛主席当年的“党领导一切”，“加强党的建设”，“定期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民主评议和批评自我批评”、大民主（有时，好象有点乱）中的教育和自我教育（闻格的创举），等等，等等，开创性实践中，体味毛主席的继续革命主义，由乱到治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越来越多的人们，已在重温毛主席当年的“思想政治领先”的教导，十分辩证地看待毛时代的得失，敬佩毛主席的伟大战略：人们会记得，在某些公知开始搞“有导私向资倾向”的改革时，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即有憣然而悟的，他们有的说：“看来，毛主席当年批评的……是对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并有不少人直接提出：改革开放，开放国门要有度，要加工“纱门”“纱窗”；有人还用毛主席的话提出警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不会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是，当今天有些公知，还在诽说毛时代“思想政治领先”造成的所谓混乱时，很多人却在心底坚牢地竖起毛式价值坐标：
——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把住长远目标——公制共富，权衡利弊，而取利大者；
——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为懦弱的善良、平庸的同情，挡住前进道路，要敢于开展由广大群众参加的群众性教育；
——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要不被眼前一时的某些损失，甚至失败吓破胆，在人民的根本的长远利益中，坚持革命，坚持先进阶级的革命和思想政治领先，警防人们的思想回潮，反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
人们大多也知道，以上，是毛主席坚持思想政治领先一贯的“依据”。这一依据，又是“根据”于马克思。
马克思于19世纪50年代，也曾以不无矛盾的心情，描述经济和思想上相对落后国家在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亦即思想政治领先——冲击下，打碎剥削社会遗留的“坛坛罐罐”，——不过，当时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冲击，出现的暂时、局部的混乱、惶恐和痛苦。
他说：“从纯粹的人们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亲眼看到他们的成员在丢失自己的祖传的谋生手段后的痛苦……”
但是，马克思不是徒有善心的慈善家，他从来都认为政治革命带来的某些混乱和痛苦，是社会进步性实践所必须的。
马克思接着写道：“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旧的生活、生产方式，这些旧的观点，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即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们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
在表达了这一系列思想之后，马克思仍希望以革命的形式，促成古老社会的崩溃。他明确而坚定地说：
“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高唱：
即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对！让我们同歌德高唱，与当年的毛主席“和”唱！
续此，中国人当接着引吭高歌：辩证法的作用是万能的，真理有时会“迟到”，但一定不会“永远缺席”。毛主席的真理，总会在实践中——让人们渐渐地形成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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