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哲学王治国，严格地说，不是指哲学专业中翹楚、王者。他的——由哲学王治国，是说精通哲学的政治家治国，是最理想的；除此，能与哲学家坐而论道的人，治理国家，也算好。实际上，柏拉图的哲学王，是讲国家管理理论中，精通哲学最重要——这门知识列于“王”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评价毛主席为哲学王。
毛主席的哲学世界观，是在当代人民的革命觉醒及革命实践中，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由旧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而成为哲学王的成长、转变和相对成熟的过程。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是毛主席在人民革命洪潮中，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适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前者与后者具有统一性。典型特征是，人民群众越来越深入、全面地参与和主导革命，民“主”得不断的扩大和提升。
由对立统一规律决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哀鸿遍野的大黑暗的旧中国，也必然“压迫、炼煅”出冲破黑暗的志士仁人。在此大背景的造、育下，毛主席从少年时期起，就萌发了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意识和尊民爱国热情，立志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凡是不抱个人和剥削偏见的研究者，都会注意到很多书藉记载的关于毛主席少年时代舍己助人、无私施舍和反抗封建家长、家族统治的无数感人事迹。客观地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感受到的第一个压迫，就是封建家长和当时农村的落后、野蛮的封建宗法的野蛮专制统治。这从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仿咏古人《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一诗（时间大约在1910年秋），可见一斑。他辛辣嘲讽了封建独裁者的夜郎自大，野蛮专横的丑陋。正是当时“全民心同”的强烈的反抗意识，牵引他迅速将认识的触角伸向知识、社会，刻苦读书，努力参加社会活动，汲取各种营养。从此开始，毛主席从世界观上梳理、陶育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认识到人意识意志、人性的可塑性、成长性，以及阶级性和公利性，批判地成长为哲人、哲学王，革命者和人民的领袖。
多年后（1960年6月，毛主席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讲话)，他回忆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迷信过，跟着妈妈去拜过佛，烧过香；读过私塾，信过孔夫子；信过先验唯心主义……
毛主席是当年参加革命后，才渐渐接触、懂得马克思主义，才有“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的认知，生成“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强烈志向，渐而萌发“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恒久方略，且越来越强烈。
一、广采博撷、寻道叩哲而究大本大源
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客观地说，少幼之年的毛泽东，仅是从佛崇善，有济世情怀，到了青年，仍大体属于旧式知识分子。他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变中，救民于水火的强烈意念，令他俯身于民；在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又强力推动他进一步寻道叩哲，究大本大源，通融世之血脉，使他实际经历——并完成了一个由旧式知识分子向先进知识分子、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
1917年，24岁的青年毛泽东在致密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通动人心的“心本原”的理想、信念。他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俱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转载于网络文章，张海鹏《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观》）。
有研究者认为，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独服曾文正”，正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心理。“独服曾文正”什么？不仅服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且服其“具有大本大源”。青年毛泽东具有宏大的志愿，希望“动天下之心”，即改变天下人的思想，而不在乎具体的事功，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枝节。只有得大本大源，才能动天下之心（这同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化世界的理念），根本改变世界。什么人具有大本大源？“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显然，当时普通老百姓还不具备大本大源。他又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很清楚，那时的毛泽东，认为只有孔孟才具有大本大源。只有孔孟思想才能治理天下。只有孔子才能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百世可知”。这完全是中国封建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基本思想。
但是，毛主席不尚空谈，注重社会实践，追寻新式知识，在变动不居的事物运动中钻究大本大源。在走出韶山后，即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探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研究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道——哲学问题，从事各种进步活动。民众的实践活动是极强烈的助推器。接触革命后的毛泽东更加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坚持独立思考，努力吸取所能接触到的古今中外各种学说的精华。他同一般旧式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注意向社会实际学习，向民众学习，利用各种机会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他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事本质的写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咏颂，等等，均可见之“注重社会实践，追寻新式知识”的心地。后来，毛泽东主义的学习、实践修养论，即据此产生和发展。
总之，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思想上受过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的熏陶，也接受过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在求“大本大源”的强烈意向下，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阅读过许多哲学名著，对中国先秦诸子和明清之际哲学家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等人的思想，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孔孟儒学，宋明唯心论理学，王夫之、颜元的唯物论，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胡适的实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唯心史观，谭嗣同、孙中山的哲学思想等等，都对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从主体上说，他当时是求圣贤的大本大源，还没完全看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和根本动力……他还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人非生而知之，确是实践而知。随着他置身于人民群众、广泛实践中，革命的唯物主义便不可扼抑地生长起来。尤其当人们在现代崇公民的志意下的实践、探索，求本逐源，各种知识必如神助般地勃发开来。
二、多元共存的哲学世界观
前边已述：同马克思一样，早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世界观，也是多元共在，既有某些唯物论、辩证法的因素，又有唯心论。毛泽东自己也常常实际地承认这些。由于他当时（始发阶段）主要的思想是从圣贤那里探求“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基本地——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思想、精神力量，把社会的改造寄托在少数英雄人物身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旨还不是完全明确、坚执的“人民群众主历史沉浮”，仍涵有历史唯心主义潜意。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群众没有掌握“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而群众之所以未能掌握这种“大本大源”，则是因为中国社会尚未产生出掌握这种“大本大源”而自身成为“大本大源”式的伟大历史人物。
毛主席在1915年9月致友人的信中说道：“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毛主席此时是认为，研究历史，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代表那个朝代的“巨夫伟人”，其他不过是其附属品而已。
此时的毛泽东，谓圣人创造历史（孔孟得大本大源，可知百世）；观念造成文明，意识决定存在。治乱兴衰，历史循环发展。钻学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陆王心性之学，形成这样一种历史观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是旧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而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说，青年早期的毛泽东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他当时所写的《〈伦理学原理〉批文》（毛泽东批文，请参阅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说得很明白。《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著作《伦理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蟹江义丸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蔡元培将日译本再译成中文出版。
当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师杨昌济，即以这本书作为教材授课。毛泽东在学习中写下了大量批注。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历史观的唯意志论、唯心主义。
他有批文说：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很显然，这里说的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观念造成文明”。
他另一批文写道：“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
“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故不见物也”。
此时的毛泽东，有着似、同于中国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王艮的“心即理，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及十八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
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常引用他的杨昌济老师的话：“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
这里是说“我”的意识决定了存在，没有“我”的意识就无所谓“实在”。仍是“我思故我在，无我则无物”观念的延续。这其中，当然有强调人的信仰、道德和意志重要性的——积极意义，但，没有从唯物主义立埸上解释信仰、道德和意志产生的“社会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实践，很显然，这里有唯意志论倾向。
他还有批文写道：“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这里是在说：历史循环。一治一乱，治乱迭乘，都是历史演进的正常的过程。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循环论的观点看待历史进程的。
三、在革命实践中走向了唯物主义
如马克思当年深入欧洲革命运动、接触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而批判地成为唯物主义者一样，青年毛泽东在俯身社会、参加民众斗争，在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后，遂逐步对原有的唯心史观进行了自我批判和涤除，走向唯物主义。
如果说，毛主席当年走出韶山，使他如龙入海，得以广采博撷，是人生一大飞跃，那么，走出湖南，来到北京，进入更广阔的天地和火热的斗争（民众、实践），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则是他人生的另一大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实践，构成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基础。有好多研究文章，都是这样记载的。
——理论循踪（据多人的文章编撰）
1918年8月和1919年12月，他先后两次到北京。此时，他结合以往社会活实践，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著，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并初步获得了认识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他又在当时思想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新民学会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讨论过程中，认真总结以往办“新村”的试验、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和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斗争失败的实践教训，终于觉悟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改良办法的无望，认识到只有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才是唯一出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以及1921年元旦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明确肯定和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方法，得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一正确结论。这标志着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最终同唯心主义哲学决裂，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建立了崇信唯物史观的信念，实现了在政治思想上和哲学世界观上的根本转变。
如前所说，在社会革命实践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在近代中国历史巨变中追求进步，追寻新式知识的旧式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接触人民群众，参加社会活动的实践，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
1917年，24岁的青年毛泽东在致密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时候写道：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信给在法国的蔡和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唯物史观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文字中，这表明毛泽东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出现了明显的思想转变。
——现实斗争和革命实践的炼化
毛主席在思想上出现的进一步转变，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人民群众的群起抗争，息息相关。长沙的抢米运动、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湖南独立，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难以支持下去，国家为清末的大官僚（直隶总督、内阁总理）袁世凯所控制，军阀当道，湖南亦为军阀所掌控，当时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进步青年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前途忧心如焚。面对国家和社会现状，在短短几年间，毛主席饥不择食地读过了梁启超主办的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革命派的《民报》和《民立报》，接着又读到了激进民主主义者创办的《新青年》，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他经历了皇帝、总统、都督和督军，看到了社会的强烈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种种情状；他和他的一班青年朋友日夜探讨和磋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初步的社会调查，开始了切实认识中国国情的艰苦过程，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了青年学生期刊《湘江评论》，发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呼号，推动了湖南的“驱张运动”，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幼稚的政治口号，从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初步的政治运动实践。
正是在这种强烈社会动荡和初步政治实践中，他的思想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革命派的转变，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唯物史观开始成为他观察和分析社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论与基本工具。原来的——从“心动是源”、从圣贤那里寻得“大本大源”而救民于水火——的强烈意识，转变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器（大本大源），依靠、发动人民起来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从此，毛主席自己开始在人民革命的道路上，走向人民哲学王殿堂。
毛主席哲学世界观的演进、发展强烈向世人展示：哲学的阶级性，实践性和时代性，人民哲学的产生，人民哲学“掌控”的人民哲学王的出现，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一种应运而生。当然，所谓的“应运而生”，也不是绝对顺直地生成、生长，仅是大体与历史的规律性运动相对同步。这就是说，当今天终结性人民革命需要某一学问、主义和这些学问、主义的代表者时，必须有人民群众广泛深入的实践探摸。
极有趣的则是，——人民群众实践探摸的历史宏剧，哲学王出现的开幕锣鼓、埸头戏，仍时常有“不三不四”的冒充者，有假着慈面善心的“狼外婆”，有小丑，有辅角色或反角，作先行反串或直接搅局的。在现代中国，尽管这些反串或搅局者各有特色，但却大体有一个“旧哲学”共同点，即，多有后期孔儒主义反“对立统一”的庸和、保守和绥靖。这也是一种规律性展现。是故，在毛泽东主义产生后的革命进军中，在进击当面敌人时，也得时不时地花一定气力，在谨慎辨析两类不同矛盾性质中敲打“反串或搅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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