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他自己虽未讲过“我是人民的儿子”的话，但祖国和中华民族确是把他看成最忠诚、最伟大的儿子，空前的民族英雄。
一、文义点示
在现代人类历史命运的演绎中，毛主席最深刻地体察，也最忠实地为之服务的当代人民革命的本质和灵魂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决大多数人为决大多数人谋利益，最终为全人类谋利益的运动。即是，马克思说的——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使自身得到解放。在这一历史运动中，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已解放自己，始终是与主宰社会主义发展并行不悖的主旋律。
毛主席一生为人民，事事依靠人民，希望群众自己起来决定自己的事。为此，他特别喜欢能锻炼和提高群众自身的群众性运动。他见不得人民群众的“苦难”。他最反感有些人高高在上，蒙骗群众，欺压群众。
革命伊始，他建人民军队，不仅是“支部建在连上”，也创立确有实权的“士兵委员会”；战争中，力争发动群众，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建国前夕，他就有“人人起来监督政府”的战略性酝酿；建国后不久，他号召农村中要有贫下中农委员会，工厂、企业里要有工会，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有工人参加）式管理；文革中他支持建有群众参加组成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总之，群众，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上帝，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共产党一切要依靠人民。共产党人的创新，必须沿顺着“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我地教育、提高”的逻辑原则展开。舍此，都有离经背道的危险性。固然，必要的战略迂回有时是需要的，但必须设有底线——或“天花板”。
可鄙是那些公知、资精，他们一边接过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余唾，叫嚷：“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权力”，执谬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明日黄花。诚然，在历史的资产阶级上升期中，资产阶级民主，曾有着特别革命的作用。但因私有制和剥削前提的存在，“资本”民主终究堕落，暴露了“金钱操控”的致命弊端。另一边，公知、资精们，却对毛主席的人民民主、人民监督的探索、开拓和创新，没有共同语言，甚有一种“不屑”，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性监督”战略。
这不！前几天，有年轻学生上台，批评公知的“‘小我’奋斗”“杂交”说，公知和资精们惊恐万状，立马包围过来，什么“义和团，红卫兵来了”！什么“学生对老师无礼”“这种学生没规矩，要开除”！如此等等的叫嚣，都来了！完全暴露了这些公知、资精“害怕群众监督”“不让群众讲话的”的丑陋！让听众“讲话”、大家互动，是可以上台拿话筒讲话的；学生又没有夺、更没有骂！何错之有？！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是要给大众“话筒”的，——尤其要给年轻人。年轻人是未来哦！
在毛主席退居二线后，他的“群众监督政府”，不但面对着社会的大量的“不同语言”，党内的“不同语言”也是众多，且有不少人正被培养为党的接班人，在一线主持工作。
二、建国后对毛主席“让群众发声”出现的第一次“不同语言”
中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少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有浓重的封建把头做派，有人有资产民主派思维，也是必然的。在要不要群众监督问题上，不少人同毛主席没“共同语言”。群众中有愚氓，只能“……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 > 泰伯篇 >）的思想观点，还有市场。
一些有封建、资产民主派思维的公知甚至于妄测：毛泽东喜欢群众运动，是因为他想借群众运动的无序性，愚弄群众，并打垮自己的对手；另一个目的是“钓鱼”——找群众中的坏人。这种无端猜测，不是狗屁不通，就是龌龊心理下的别有用心。
人民史观和辩证法认为，只要在公制共富、解放人民的严肃指向下，充分发动群众运动，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有教育唤醒群众的作用。即使有人在群众性的运动中愚弄群众，最终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于混在群众中的个别坏人坏事，没有群众运动，他们照样要表现的。
说到1957年的整风反右。这是建国后，党内外对要不要“让群众发声”“ 群众监督”的问题，毛主席初心坚牢，力主发动群众，另一些人，坚决反对。出现了没有共同语言的情况。在反复讨论，有时激烈争论中，毛主席反复强调，我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是我们的根，是力量源泉，我们不能脱离人民，更不能害怕人民。而此时，另一些人却站在官本位立埸上说，党开门整风，把党和领导人缺点暴露在群众面前，会损害党和领导人的威信，日后无法工作。而一贯要淡化阶级斗争的某些一线领导人，却令人“左右”难辨地——讲起阶级斗争来，认为：也势必让阶级敌人有机可乘，甚至谋图推翻党的领导。毛主席则以“要实事求是”作回应，认为：我们的目的是党整风，要热忱欢迎人民给我们提意见，如遇有阶级敌人进攻，那就反击是了。
真正了解毛主席一贯思想的人都知道，作为“社会主义不但要造事业，还应同时‘造’人，造新人”、一切要依靠群众的毛泽东主义来说，1957年有如此决心是必然的。因为，如前所说，在建国前著名的“西柏坡对策”中，毛主席的初心，“由人民监督政府，走出历史旧周期”的思考，即早已胸有成竹。他是认为，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是必须有“人民监督政府”的，并且，这种监督应当是经常性、每日每时，即全时空的。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会出现剥削阶级社会的那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
这段“不同语言”的争论，是有记载的，只是很多内容，至今还未完全公开。
美国的一位毛泽东研究者，R.特里尔，是一个对毛泽东没有多少好感的人。可以肯定，他的关于1957的整风酝酿情况的写述，是不会为毛主席的责任作遮掩的。此外，特里尔写述内容的真实性，前几年，也曾不断得到国内《炎黄春秋》《报刊文摘》等刊物相关报道的证实(不过，这些报道的，是为了说明毛泽东“有个人专独的作风”的)。本人在四十多年前，因事——也曾接触过这段历史的“内部情况”（当时不准记录、拍照），凭靠脑子记忆，也可以大致确定，R.特里尔关于1957的整风酝酿情况的写述，不存在——中国公知式的——在毛去世后的胡编瞎写。
这位研究者指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勉强通过的。党内外有众多的不同意见者。R.特里尔写道：“为了发展经济和其它事业，毛需要的是来自中国男女老幼的革命激情，而不是唯唯诺诺……”“毛发动‘双百’运动，允许自由表达不同意见。他认为，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证新的一代有活跃的思想。越开放越好。”
不过——这位外国研究者继续写道：“……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毛提出的双百方针的要旨……一些人对于让共产党接受放肆的、公开的的批评很不高兴，只有毛一个人认为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是有好处的。”
在重重阻力下，毛主席一如既往，一次次地反复进行说服工作。然而，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人们，仍基本不同意主席意见，尤其是某某某、某某某（一线领导人），仍反复以“‘群众’造反，阶级敌人破坏，天下大乱”相威胁。最后，毛主席又按照党内的组织原则，表示了“不当国家主席，也要坚持双百方针，也要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 的决心，并有“可以辞去国家主席”的表示(这一段话。文革结束后，曾有不少刊物报道过，可惜，我手头的这些资料，被人“掠走”。如有人能提供确切材料，不胜谢之)，这才通过了决议，才有1957年的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的运动。
三、“不同语言”下的不同运动指向，某些人把整风嬗变为反右，还搞扩大化
有一点，不能说没有遗憾，——也算毛主席的一个探索性缺失（这对开拓性实践，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一个运动，有那么多领导人不理解，甚至反对，在“十分不情愿”地被推动起来后，作为决策者，理应预见到“这一运动，是极可能在众人的旧习惯势力下变形走偏”，而应另预备有对策措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当时的一个认识“思维遮蔽点”。要顺便说的是，过了一年后的1958年大跃进，毛主席又遇到类似情况，便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发现了浮夸冒进，即进行纠偏。但，仍因他不在一线主持工作，纠偏工作也不是十分的卓有成效。
再说1957年反右。后来！运动起来了，确有极右派的恶毒攻击，要推翻共产党的，也不乏其人。于是，“大事不好了”的报告，纷至沓来。一贯反对群众运动的人，最怕看群众脸色的人，反对让群众帮党整风的人，政治神经高度亢奋起来，象“打了鸡血”，特别热心于这类情况的炒作和回报，大加宣传。当时，中南海的这番情景，今人稍作推理，便可清楚知晓。此时的毛主席，自然是要求实事求是：“有歪风就整歪风，有右就反右”。但！这决不是后来公知们诬蔑说的“毛泽东‘钓鱼’”阴谋。当然，这一回不同，这一回，毛主席的改变——“是迫于某某某及其他同事的压力”，──特里尔这样写道。
此时，一线领导人大抓右派，——把很多正确批评党内某个领导人的群众，也打成右派，——可以说，那时，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基层的某些领导人，拚力打击敢于提意见的群众，情绪之激烈，态度之坚决，手段之强硬，是和今天一些公知，要打击“批评公知”的安徽年轻学生蒋振飞，绝对可以“同日而语”，以至反右扩大化。被划为右派的竟有六、七十万之多。而某些领导人当时却向毛主席回报“划右派四、五万人”的错误信息。 以至毛主席根据这一错误信息，后来多次讲：有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即反驳道：“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人民网 2015-06-25 ）毛主席的这一讲话，从侧面告诉人们，他当年得到一线领导人的报告是：“有四万六千个人被划为右派”。这可是一个“严重缩水了十分之九”的谎报啊！
就这样，原本轰轰烈烈的党内整风运动，悄然隐息，而代之以大整群众的歪风。尽管毛主席此时特别作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指示和文章，但一线领导人我行我素，并不实事求是，也不及时、真实地向毛主席讲真实情况。多少年后，毛主席批评说：某某某耳朵聋，开会却坐得远远的……
在毛主席知悉反右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后，他多次提出要给划错的右派平反，一线领导人也只是嘴上答应，却少有实际行动。甚至，在中央机关一位女同志当面向毛主席反映反右”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后，这个女同志即被悄悄调离中央机关。
从此，毛主席逐步认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同党内的很多战友又出现多有“无共同语”的情况。
联系以往， 1956年，一线领导改变毛主席的“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理论表述之后，1957年，又不同意毛主席的“让群众监督政府”的举措，对此，毛主席是把这些“不同语言”，不同思想，看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常的人民内部分岐，仍在积极引导、培养一线领导人，还是希望通过实践教育，党内的批评、斗争，改正错误，团结一致，继续工作。并未从“两个司……”“两条路……”的纲上来认识。即令在十多年后，毛主席见某些人屡教不改，从路线斗争上认识问题时，仍是希望某些人，改正错误，不远而复。他语重心长地说：谁要打倒你们，改了就好！你们看墙上红卫兵“打倒某某某”的大字报，风一吹，不就掉了嘛 ！雨一打，也全烂了啊！
下边，请看当年一位女同志向毛主席回报反右真实情况后的遭遇（见《毛泽东的语言艺术》146-147页）
1962年末，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崔英，曾在周末晚会上，向毛泽东报告大批错划右派的申诉情况。
毛主席平时异常繁忙，只有每周周末晚会算是他比较空闲的时候。所以，崔英在一个周末晚会上，见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休息，便立即走过去，向毛主席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新调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两周后，再一次的周末晚会上，崔英又见到毛主席。她利用教毛主席跳舞的机会，向毛主席反映了“右派申诉信很多”的情况。为了阐述得透彻，她还列举了三个典型案例，回报给毛主席关于“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政策，甚至趁机打击陷害同志，把一些好同志打成右派；他们不服，就不断给毛主席和中央来信申诉，希望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他们平反”的一系列情况。
毛主席听着听着，停下了舞步，问她：“划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崔英回答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定案材料，才更加清楚地证明很多好同志被错打成了右派。并问毛主席：“这么多的右派申诉，主席知道不知道？下边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主席说，详情不太知道。当崔英告诉他对右派的申诉信件，但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听到这里，毛主席有点气愤地提高了声音问道：“谁说的？真正错划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 并当即要崔英转告秘书室的领导，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报送给他。
可是，不久，崔英，这新调来的小秘书，便被“永久性”地调出了中央办公厅……
四、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今又被公知们不断袭用
今天，对1957年的整风反右，全国人民的认识，已大体趋于一致——已有一些共同语言。毛主席的根本目的，确是共产党整风，中途遇有极少数右派恶毒攻击，并有实际的谋反活动。当时，极少数极右派的表现，也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并且，时至今日，一些公知的公开言行，也在指证六十多年前，一些极右派大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当年的共产党，有反击的必要。至于，后来反右扩大化的问题，确也是存在。原因是：党内外原本就有“不同语言”——表现为不同意志、行动。
进一步的结论是：反右扩大化，并不是毛主席的责任，而是“腰河里发水”。是那些嫉忌群众监督批评的领导者们(以中下层领导为最)，对提意见群众的报复。毛主席也一直在了解这些情况，并与之作斗争。此事过了十年，毛主席反省说：当时中央分一、二线，为了树立别人威信，让某某某、某某某等人在一线主持具体工作，自己在二线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结果，有人搞独立王国……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成世界”。
并且，逐步树立民“主”史观，社会主义要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这是一个渐进的——也是艰难的——历史过程。今天，同毛主席、人民，形成“有共同语言”的过程，还远未结束。这不，总是“想高高在上”“向群众灌输极端个人主义”……利用人们的自私而分散力量，让公知、资精和封建把头们自己得到比群众多亿万倍的名誉、利益，还“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让人批评！这是数千年剥削阶级旧文化的老谱！
老谱！今又不断被公知们袭用，且驾轻就熟！陈宏友！我没说错吧!
蒋振飞! 广大的蒋振飞们，好样的！让我们严怼陈宏友，以及他的支持者！这或许是——实践、斗争让人们同毛主席有“共同语言”——“群众自觉起来监督”——大中华新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实质性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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