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就将迎来毛主席130周年的诞辰了。毛主席离开我们也已经47年。我们怀念毛主席，有着许多原因，但是总的感觉就是：毛泽东时代，党的每一项决策，都和群众的愿望是那么的一致，那么的众望所归，那么的心心相印，让大家从心里感到放心、高兴和拥护，即使在再大的艰苦中，欢乐永远总是多于磨难。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青年是自豪的，因为在一切方面我们都是主动的、自觉的。部队的纪律严明，是自觉纪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严格的约束着自己；思想的改造，不是时代的逼迫，而是自己强烈而迫切的愿望；连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大家思想进步，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离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离开了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自己和我们的集体，怎么能在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不断地进步呢？我们怎么能更快地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呢？
就是在党的这样的教育和培养下，我们的思想在革命的集体中，有了不断的进步，党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革命的种种考验等待着我们去接受它的洗礼。我一直在想，当我们离开了我们部队的军事院校，分配到了全国、各地的时候，在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岗位上，我们这代人——30年代出生的、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是如何在历史的考验中为祖国的建设和革命而奋斗的，我们都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把自我革命作为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使人感到特别亲切。这是对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对”回答黄炎培先生：“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回答，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丰富和补充。深感是十分必要、及时和迫切的。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具备着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这些话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
回顾党100年光辉历史，什么时候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得好，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和顺利；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同志“讳疾忌医”“文过饰非”，不肯、不愿、不敢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什么时候革命和建设就必定会受到重大挫折。
一
我们党比较集中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运动，就要算延安的整风运动了。通过延安的整风，使我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
回顾党的历史，抗日时期的延安，除了坚持日常生活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更有效的“自我革命”的方法就是在延安1942年集中开展的整风运动。延安的整风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作为运动第一阶段主要内容的。它是一次全党动员，通过学习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件基础上的一次，普遍的、在自我批评总结基础上互相批评的伟大的“自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
1942年的整风形成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胡乔木同志在他最后的著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014年12月第二版，增订本）中：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第252——271页）比较详细的回忆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主席亲自参加和领导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生动过程。
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文艺界和文艺工当然也不例外。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亲自分管。
毛主席对延安的文艺工作一直是十分重视和关注的。那时从全国各地和从海外汇集到延安的有约六、七千知识分子。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因此获得蓬勃发展，有了很大成绩。“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从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增订本第255页-260页）
当时在文艺工中出现的问题还是不少的。为了搞好文艺队伍的整风，毛主席在事先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约了很多作家谈话，有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内容广泛，收集材料。在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毛主席发出了请柬，当时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共一百余人（包括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1942年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
“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从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增订本，第260页）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毛主席整天认真地听取大家发言，做记录。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太多，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
“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
他希望文艺工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从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增订本，第262页）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对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专栏时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及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景然而惭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她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1942年6月16日《解放日报》）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主席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从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增订本，第265页）
毛主席亲自领导开展的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收获。使延安的文艺界出现了朝气蓬勃崭新的精神面貌，作家们在整风中一面反省，一面探索。挖掘民间已有的文艺形式，创作和演出大众化的作品，以新的革命内容，在吸引更广泛群众参加文艺活动的基础上，积极宣传了自力更生、团结抗日的新思想。
街头诗、秧歌剧和秧歌运动的普遍开展，成为广大人民喜爱和积极参加的文娱活动。
特别是深入生活之后，作家们的长篇小说，大大丰富了解放区的文艺生活。《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更是雄辩地说明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针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使革命的文艺，真正地成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延安的整风运动，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干部在思想上初步普遍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切为我们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接着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可见革命的伟大胜利与革命队伍觉悟的不断提高，是密不可分的。
二
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中国的革命进入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对于这个新的历史转换，许多同志的思想准备是很不足的，有的同志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在思想上彻底转变。
黄炎培的窑洞对，是毛主席曾经深深思考的问题；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波动。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新特点的思考和研究。1957年初，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的两个讲话。就是毛主席对当时国际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合乎逻辑的分析。
根据中国当时党内和国内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提出了党内整风的设想。从1957年1月27日到1957年的“五一”的四个月中，毛主席在各种不同场合，向着各种不同的对象，多达20次的谈到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他老人家对于党内整风问题的设想。
我们今天从毛主席当时的多次讲话来看，他对整风的基本要求和想法，主要的是关注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更加突出了。
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已经成为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重点。而处理好两类矛盾的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党员的党性修养。应当说毛主席是非常及时地抓住了社会主义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关键。
从1957年的1月到5.1毛主席主要是讲了以下问题：
1、“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
2、“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做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3、“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4、“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
5、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
6、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7、“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
8、“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所以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9、“为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
10、“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
“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
11、“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么出事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阶级斗争、革命搞了几十年，革命仅仅是为建设开辟道路，建设时间长得多。建设是另外一场战争。过去我们是跟阶级敌人作战，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
12、“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13、“1957年4月9日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毛主席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商周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到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
14、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15、“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从以上十五段毛主席1957年上半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1956.10—1959.03第59—145页）归纳起来可以看到，建国以来毛主席早就有在党内进行整风的考虑。整风的目的主要是学会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特别是正确对待工人和学生“闹事”的新问题。毛主席认为通过对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的斗争，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活泼的、人民敢于说话的、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国家。
那么当时在我们党内，在思想上是否还像七大时期那样高度的集中统一呢。我们从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等党报不满的态度上可以感到，对于毛主席《正处》和整风的思考，党内不同的声音还是严重存在的。（《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朱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103—106页）
整风没有按毛主席原来的设想“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到三年时间内完成”。而是在4月27日中央发出了新的指示，宣布立即在全党展开整风运动。是什么改变了毛主席原来的设想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根据是由于毛主席在上海看到了一些右派对党的整风采取的嚣张的反党态度。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全文。
“整风指示有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整风的必要性。文件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但是党内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近几年来，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正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
第二，这个文件指明了整风运动的主题，以及围绕这一主体的各项具体内容。文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思想的指导是毛泽东2月27日讲话和3月12日讲话，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文件分别指出了领导干部、一般党员以及知识分子党员检查的内容和重点。
第三，这个文件规定了这次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文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属于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在开展批评时，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文件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第四，文件提出了领导干部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办法，即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文件指出，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第五，文件在最后提出了各部门整风的一般步骤和一些必须注意的原则问题。文件指出，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朱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261页）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到，党中央对1957年整风的要求，基本与1942年的要求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克服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以毛泽东同志两个讲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自己武装起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顺利的进行，是十分正确的。
按照延安整风的成就看，如果1957年能够不折不扣地按照党中央整风指示的精神开展整风。可以预计，整风运动不仅能够有始有终，而且也会收到与1942年同样积极而丰硕的效果，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史就要改写了。
三
那么为什么1957年“五.一”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没有得到切实的、具体的落实呢？为什么整风开展仅一个多月，就被迫地变成了反右斗争了呢？而有着正确的指导思想的反右，为什么会在为了解决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进行的整风中，恰恰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把人民内部矛盾，大大地扩大成了敌我矛盾，变成了反右扩大化呢？这一切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研究和弄明白、需要总结的沉痛教训。
从现有的资料看，“整风”被迫变成“反右”扩大化的第一个原因，有两种可能：
1、就是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被党外的右派采取大鸣大放的态度，改变了整风的方向，干扰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2、可能党内有些同志对毛主席的两个《讲话》有抵触情绪，不想学、不愿学，于是一开始就没有认真组织先对文件的学习，因此就使我们没有能够大张旗鼓的掀起一个认真学习毛主席两个《讲话》的高潮。如延安那样把组织好文件学习作为搞好整风的头等大事来抓。这是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外的民主人士，表面看来对《讲话》很拥护；其实他们也没有真正领会这两份文件的精神实质。本来也是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好好学习，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端正运动态度的。如果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想提高、态度端正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就不会发表错误言论，也就不会被扩大成为右派了。在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情况也是同样的，运动缺少了认真学习整风文件的重要一环。
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联系当时思想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武装，站在原来错误思想的立场、观点上，没有起码的端正自己的态度，就不可能有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根本不可能达到整风预期的目标。
“整风”被迫变成“反右”扩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很奇怪的。整风主要是整党内各级领导同志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便更好地、更准确地执行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当时在不少单位鸣放中作为正面的舆论却是：“支部书记就是党，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对支部书记有意见，就是反对党的支部书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朱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111—112页））给党的个别领导提意见，是不允许的。说他们：“书记和党员是党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既然这样，整风的对象究竟是谁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号召“给党提意见”。但实际上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对这些有意见，那还不是“反党”是什么呢? 这在整风的逻辑上不是也说不通的吗？！
1942年延安的整风是建立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基础上的自我革命。一般都是自己先做诚恳的、认真的、触及灵魂的深刻的自我检查，再辅以群众热情、中肯的帮助。以“自我检查为主，别人批评、帮助为辅”，这样才能收到好的、自觉改造思想的良好效果。
而1957年的整风，基本就没有党内哪位领导做“自我检查”；而只让群众开座谈会提批评意见，如果批评得不对、他不满意，就把你作为批判对象，甚至打成右派。这种方式看起来是大民主，实际上反而压制了民主，也就达不到党内“自我革命”的目的。
根据以上分析1957年的党内整风运动，很快变成反右扩大化，绝不是偶然的。一是党外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利用整风，改变党的政治路线。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不再想自我革命了，于是乘机暗暗对抗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整党运动。在党内外反对继续革命思潮的夹攻下，党的整风运动就形成了反右扩大化的结果。
这一切表明了当时党内外资产阶级，在新的形势下（1、民主革命在中国的胜利；2、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顽固地、不愿意继续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继续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
特别是党内坚持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运动中公然对抗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明目张胆地故意大量混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居心叵测地把严肃的整党运动，利用反右的机会，搞成了反右扩大化。把大量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运动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和一些思想上有错误，但在政治上并不反党的人，企图一律把他们推到敌人的一边去，加以镇压。
毛主席在他的《讲话》中，曾明确地分析过，中国当时500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或不赞成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即使他们都在整党中跳出来反党，也才15万人。反右扩大成55万右派，竟超过了两倍还要多。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必然严重地压制了毛主席提倡的社会主义民主，彻底破坏了毛主席要求的人人敢讲话、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最后他们还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这是他们第一次与毛主席的公然对抗。
吴冷西在他的回忆中说：“毛主席在10月13日（1957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除了讲到上述两个主要问题外，对于反社会主义势力，明显地估计过分了。他估计，全国六亿人口中，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有10%，即6000万人。其中最顽固的，包括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占人口的2%，即1200万人。他讲到这两个数字时，全场大为震动。”他认为这个估计与反右斗争扩大化有关。 我分析，毛主席这里指的应该是包括了地、富、反、坏、右，而右派只是其中之一。是500万知识分子范围内的问题，与这个全面估计，关系不大。从今天的情况看，毛主席当年的估计，还真是只少不多。
公然以实际行动对抗毛主席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整党要求，压制社会主义民主；极力对抗严肃的整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思想作风在整风中就无意中被完全地包庇起来，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些许的克服和改造，反而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反右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工作中。
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断地出现“左”或右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偏差；由于反右扩大化，在实质上是严重地压制了社会主义民主，让群众不敢讲话而使党内的错误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及时的纠正，难免会不断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困难和曲折。整风变成反右扩大化，使毛主席设想在整风中应当解决的两个问题（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
丁玲由于在延安整风中的“正确认识的开端”与她之后的继续努力，而经受住了反右扩大化的严重考验，光荣地走完了她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生之路，她是幸福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曾积极投入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些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他们思想所产生的变化。有着“船到码头车到站”思想的人，抱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当作宝贝不放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他们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我们想象不到的尖锐。党内的整风已经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毛主席在当时也没有料到的。
经过了1957年到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毛主席必然会科学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因此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就是这场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一定认为这是合符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而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立场上，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它加以科学、客观的评价。而正确地认识文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巨大的历史意义，给于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
（2022年12月20日初稿，2023年11月22日修改）
注释：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从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增订本）第255页.
[2]同上书，260页
[3]同上书，262页
[4]同上书，265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1956.10——1959.03）第59——145页
[6]《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朱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103——106页
[7]《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朱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第111——112页
[8]同上，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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