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防国民党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
话说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文中叙述了陕北靖边县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先进事迹。
欧阳山在这一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文中记述了合作英雄刘建章的事迹。
1944年7月1日早晨，毛泽东看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报告文学，立即写信给两位，他写道：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7月1日早
这天上午，住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文协的丁玲、欧阳山接到了毛泽东这一封毛体书法甚佳的亲笔信，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
下午傍晚时分，丁玲和欧阳山来到枣园毛泽东住处，晤谈甚久。毛泽东留他们共进晚餐。席间，他对丁玲的新作仍赞不绝口，他说：
“我一口气读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毛泽东也同样鼓励了欧阳山。饭后，他与丁玲、欧阳山二人又谈了许多合作社方面的问题。
晚9时，宾主尽欢而散，毛泽东送走了两位客人。
后来，毛泽东还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丁玲，他说：
“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
丁玲对于毛泽东的赞扬很清醒，她说：“这是毛泽东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平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许多的文艺工。”
以后，毛泽东又读了丁玲的《三日杂记》，文中记述了她深入农村时，到一个叫柳拐子的村长家里与村长的老婆躺在一个炕上聊家常的情景。毛泽东见到丁玲高兴地说：
“哎！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了。”
再说7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示中说：
“为了适应我军发展、准备战略反攻及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突然事变的需要，整训现有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的提高一步，为军队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
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
7月1日和2日，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连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看到后，几次传话让萧三停止写他个人。他还亲自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分辩说：
“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党的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义。”
毛泽东闻言，便不做声了。自此，萧三成为党内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
7月4日，毛泽东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与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晚上，毛泽东又出席了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这天晚上，毛泽东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他们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及机场标记等。
7月5日，毛泽东为边区党政联席会议起草了“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全文如下：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决定本年11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主要的将讨论下列各项问题：
一、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今年的参议会应检讨已有好的和不够的经验，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增加力量。且要以边区的模范推动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二、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
三、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2至3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秃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5年至10年内每户至少植活100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品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3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在与愚昧斗争的事业上，年来虽有进步，但文盲还未消灭，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数年内至少都能认到1000字。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四、选举问题。边区参议会议员应于明年改选。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爱戴的人选到参议会去，使这些新的参议员更能反映人民利益与决定抗战建国大计，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应在今年参议会中提出讨论。
上述4项，为今年参议会必须讨论之主要问题，本联席会议责成各级政府，各参议员及各级参议会，各抗日团体，各劳动英雄，在事先发动热烈地讨论，准备意见，以便届时反映于参议会，作出有利于增强团结抗战与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之决议，至为至要！
7月初，延安平剧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由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组成的《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又请齐燕铭在构思上给予指导，尔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建议说：
“这个戏要写好3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7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5师工作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任、陈并告华中局：
午江电悉。
一、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
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山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四、中央准备派100个以上高级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并带各种材料给你们，只要交通有办法，在两三个月以后，即可从延安起身。
五、望你们注意侦察河南及湘鄂赣敌友我3方情况，随时电告我们。
中央
7月14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接受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的采访。在斯坦因眼里，毛泽东是一个“穿着肥大裤子，操着浓重乡音，精力充沛的农民知识分子”。
毛泽东和斯坦因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
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着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共产党及其在抗战中的一些目标。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在院子里捡来一块小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腿下面。他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直到凌晨3点，毛泽东还像下午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当斯坦因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斯坦因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斯坦因：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3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1940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1937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了。
斯：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改变，在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毛：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实施。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
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同时还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农，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取决于真正的国内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全部的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战后国民党坚持进攻我们的话，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但是，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因为总的说来这将减少前进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我想提醒你一下，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37.5%，对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因此，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
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
毛：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3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产党打算在战后的中国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共产党愿意并且时刻准备同所有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人密切合作。这种愿望表现在我们的民主代表制性质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选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毛：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假使国民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将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履行我们在1937年对国民党许下的4项诺言。
斯：关于4项保证，在重庆时我常听到人们笼统地提到它及其附带的条件，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毛：我们允诺：一、不继续实行我们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把边区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民主政府；四、将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我们那时说过，我们将履行自己所声明的诺言，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停止内战；二、对日作战；三、推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斯：对目前的政策，或对你所阐述的中国远期目标，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反对意见？
毛：没有，现在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意见。在以前的时候有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的反对意见早已毫无影响。陈独秀在1942年死了。另一种是张国焘的偏向，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抗党的正确路线，最后孤身一人离党而去。现在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这两种偏向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团结，而且没有留下影响团结的痕迹。
斯：你是说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
毛：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么，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么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一个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报》来说吧，有一篇长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它详细讲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如何改正缺点成为一个最好的连队。我们军队的每个连的干部和战士都要阅读、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个连队的好经验对5000个连队进行政策教育。今后你还会看到有关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或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类似的文章。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地很坚决地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
斯：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在政策上犯过重大的错误？
毛：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时期，我们党内曾有几个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在中国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在我们党内不可能有一个主张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小集团存在。
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上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23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23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1924年到1927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3阶段，从1937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打破了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约束，其他外国记者也就将参观团统一行动的纪律置之脑后，先后单独会见了毛泽东。美国记者哈里森·福门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毛泽东家里的情形：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6个普通的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侍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影剧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艺学校从事戏剧艺术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穿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铺地、用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的家具的窑洞。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和几支抽着的烟头上。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她们的存在。”
哈里森·福门所说的这几个儿童，就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女儿。
7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
曾王林（王林，指王作尧、林平。林平，即尹林平，下同）同志并告东江纵队全体指战员，冯白驹同志并告海南岛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
自广州沦陷，迄今6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3大战场之一。
抗战进入了第8年度，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军、新四军7年来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和团结了敌后8600余万的人民和210万的民兵并拥有47万的正规军，克服了1941及1942两年最困难时期，而且一年来在地区和人口上均有极大的发展，冀东我军已挺进至热河、多伦、赤峰及辽宁之锦州一线。一年来党的十大政策在敌后各根据地获得伟大的成效，使全体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为着坚持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反攻上空前的团结起来了。
总之，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为着迎接新的伟大任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己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为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你们的斗争情形，望随时将敌伪友及我部队根据地情形电告。
关于冯白驹同志领导下之琼崖抗日部队，因交通中断，此间已无法联络，望你们东江纵队多方设法派人赴该岛与该部取得联系，并建立电台通讯，使华南两大根据地有机的配合起来，并力求与中央取得电讯联络。此电请曾王林派人转送海南岛。
中共中央军委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他写道：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40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4个师团，蒋军近40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有10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的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10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3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3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4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18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10个师即10万人的名义，其余37万军队、200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后来在7月19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了李先念和中共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此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卫生状况也始终挂在心上。他经常从边区政府工作汇报和同农民的交往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逐渐了解到边区人民习惯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医生，而是去找巫神。许多人耽误了医治的最佳时机，最终被巫师折磨而死。他还了解到，边区妇女生孩子还用旧的接生法，不讲究卫生，造成婴儿大量夭折，成活率仅有40%。有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孩子，仅有一两个成活下来。成人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有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说有要事相商。张汉武以为一定是关于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事，于是一路小跑来到毛泽东住处，见面就问：
“主席，有什么紧急任务？”
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问道：
“你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娃子？”
张汉武被问得瞠目结舌，他说：
“不知道。”
毛泽东马上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市委书记连人民群众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关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
张汉武说：
“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情人家中央医院不干。”
毛泽东生气地说：
“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的疾苦决非小事。我马上打电话请中央医院派人去化验，请你带路，并将化验结果告诉我。”
几天后，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人来了，说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要他们去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水进行了处理，帮助群众治病。
后来在10个月后，侯家沟那两个村子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再说7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了。
此前，毛泽东还曾指示边区和中央各医务机关，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这卫生展览会大门口挂有一条横幅，上面是毛泽东为展览会手书的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展览会场上还挂着阿洛夫大夫的画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遗像。
安德烈·阿洛夫是苏联医生，1942年5月来到延安。作为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阿洛夫总结了一套火线抢救、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野战医术，为边区培养了一批野战外科人才，获得陕甘宁边区“模范医务工”称号，《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这次展览会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数统计表；有反巫神斗争、防疫卫生、妇婴卫生、营养以及各医务机关为群众看病治病情况统计表；还有边区自制的药品、器械等。整个展览图文并茂，用形象生动的方法说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前往观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够，第二天又接着去看。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他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问题上的态度，他说：
“我们有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回顾了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造成目前两党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他说：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团结和民主。”“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指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电文中说：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400万，华北有150万，绥远有22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7月22日这一天，一架满载美国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抵达延安。
毛泽东乘坐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及相互关系说来话长。早在1938年，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对边区的两次访问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的接触，在美国方面来说，只限于对共产党一般地了解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打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愿在各种场合与美国等盟国进行诚恳坦白的合作。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美国驻华官员发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的邀请。1942年和1943年，以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美国官员，在美驻华大使高斯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给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军事援助的建议。由于美国政府那时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进行对日作战，企图通过全力扶持蒋介石政府，以保证在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所以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未被采纳。1943年开罗会议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一是，要求蒋介石“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以避免战后内战的发生。美国开始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从中调停国共关系，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
开罗会议后不久，约翰·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步伐。他说：“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团到共产党中国去，在政治上争取中共，削弱中国依附俄国的趋势，使美国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所能出现的改组。”戴维斯的建议，白宫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一个美军观察团前往“山西”和“陕西”观察军事的问题。蒋介石回电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应限于国统区内。罗斯福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应在不损害美蒋现存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由此，美国同共产党正式接触的问题又被搁置。1944年春、夏，国民党战场出现的严重军事危机，最终促成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7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部署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
一、华中局真电悉。
二、北方局已决定由太岳派2个团渡河赴豫西工作。冀鲁豫分局已派一个营加强睢杞太（指睢县、杞县、太康——笔者注）阵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这是我党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的初期部署。同时华中局提议在4师抽5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睢杞太的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之地区。
三、4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统归雪枫、芝圃率领，加以集训，然后向西开进。
四、四军3师派一部进入淮北地区。
五、鲁南军区可接收运河支队地区，以便4师向西发展；同时冀鲁豫6分区应相机派队打开微山湖西岸局面，以策应4师在南面的发展。
六、中央正在准备派一批干部分发到河南及湘鄂等地工作，最早要到冬初才能动身，各地不要等待，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政策问题详另电。
（此电由华中转5师）
中央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林平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1、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余汉谋部亦应避免摩擦，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总此诸事统应由军政委会讨论施行，并统一其指挥。
2、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惟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3、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4、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
5、你们与潮梅闽西南最近有无联系，潮、汕附近有无发展游击战争可能，望告。
中央 午有
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布置湘粤两省工作和桂林疏散给董必武的指示，他写道：
董：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
1、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即白毛）秘密转回湘南布置敌后各县的人民武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占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亦参加此训练。
2、李应吉如由衡阳撤回，仍宜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
3、孙仁如能由川东调出，最好派回，因他极熟习湘中情形。
4、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
5、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
6、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廖、柳（指叶挺、廖承志、柳亚子——笔者注）3家宜多接济，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
中央 午有
7月26日晚，中共以八路军总部名义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举行宴会。
毛泽东与坐在他身边的谢伟思亲切交谈，对谢伟思参加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谢伟思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朋友。他还问谢伟思：
“美国政府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回答说：
“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
毛泽东解释说：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
谢伟思表示可以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上级，他又不失时机地说：
“我有许多问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探讨，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说：
“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的。”
谢伟思生长在中国四川成都，并长期在中国工作，且对共产党抱有友好的态度。毛泽东对他很感兴趣。毛泽东将谢伟思的情况告诉了陈毅，要他也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7月28日，毛泽东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等，请他们答复10项重大问题：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有些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10%至20%，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国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10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泽东午俭
7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到，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它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7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召见王震，交给他一个任务，让359旅派一个团长率领一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新四军5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震回到部队找几个团长商议此事，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干部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王震见他们为难，便又找到毛泽东，主动请缨，他要亲自率领加强营护送干部团。毛泽东说：
“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我们再谈。”
隔了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去谈话，他说：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晋冀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4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毛泽东还说：
“359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1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2梯队再继续南下。”
毛泽东和王震谈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一部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朗明获得这些消息后，欣喜万分，远离故土几年了，他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看看乡亲们。许多从湖南来的人和他一样，也纷纷要求跟随359旅南下。毛朗明打定主意，就去枣园和毛泽东道别。
这是一个星期天，毛朗明从中央党校步行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一见毛朗明，便高兴地把他迎进屋里。
“主席，我想回湖南去。”
毛朗明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在延安不习惯？”
毛朗明说：
“习惯。”
“是不是想家了？”
毛朗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接着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毛朗明说：
“随王震司令员的第一梯队南下。”
毛泽东想了想，点头说：
“可以。”
正说着，朱德、康克清夫妇来了，毛泽东起身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我的本家，从韶山来的，叫毛朗明，现在中央党校学习。”
朱德立即走过去和毛朗明握手。毛泽东说：
“他要跟359旅回湖南去。”
“那好啊！”
朱德一口四川话，和蔼可亲。这时有人进来叫毛泽东接电话，毛泽东向朱德打了招呼，就去了隔壁办公室。
“回湖南好！”朱德和气地对毛朗明说：“这次情况比以前大不相同，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朗明觉得自己不便讲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朱德接着说：
“这次回去，困难还是很多的。战争是艰苦的，要取得胜利，还很不容易，要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不过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多了，斗争的经验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还单薄了一点。”
朱德看着毛朗明一直不做声，以为他可能是害怕困难了，便改口说：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午，毛泽东留毛朗明吃午饭，饭菜很简单，也没有什么荤菜。
后来，正当毛朗明准备南下时，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找他谈话说，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是湖南派来的代表，要他暂不南下，等参加了“七大”以后再说。这样，毛朗明就又继续留在了延安。
再说在此时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上，最吸引人的内容，一是妇婴卫生，二是反巫神，三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和一只苍蝇。
1944年8月1日，天上下着小雨，观看的人仍然多达3000多人。白家坪一位姓殷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冒雨前来参观，她看了妇婴卫生部分，听了讲解员的解说，激动地说：
“我活了一辈子，生了13个娃，只活了两个。要是现在的话，我那13个娃都可以长大了。”
殷老太回去以后，立刻拉着毛驴赶到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接女儿回来看展览，她对招待员说：
“这是我女娃，再穷么，这会儿我也要送她去医院接生。”
在反巫神部分，摆着三山刀、表旗、神剑、铃子、麻鞭、神牌位等等什物。几位改邪归正的巫神正在现身说法。一位老巫师用粗犷的声音不停地向人们说着：
“我是柳林区的一个老神官，以前骗过人家不少东西和钱。我劝你们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们看。”
老巫师说罢，马上表演起来。许多观众后来都把栓在腰里辟邪的红布条扯下扔了。
展览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防疫部门显微镜下的细菌。有些村里传说着这样的故事：展览会里关着一只绿苍蝇，拳头那么大，会说人话，全身长着毛毛，可厉害了，它飞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许多人专为看这只苍蝇赶到展览会，拳头大的苍蝇没看到，却看到了显微镜下苍蝇身上那些到处乱动的细菌和水中游动的微生虫。一些人喊了起来：
“苍蝇最可怕！”
一些人则说：
“以后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参观团的爱泼斯坦、福尔曼等人，也参观了展览，目睹了当地的群众卫生运动，他们感慨地说：
“这样的展览会，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见过！这样的展览会，容易为群众接受。”
后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一行东渡黄河，在8月13日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采访，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晋西北前线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后，于10月2日离开晋绥根据地返回延安。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和晋绥前线访问期间，记者们先后写出了数以百计篇的电讯和通讯，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真实情况，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国统区的真相对比，使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也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有的记者还写出了系统介绍边区及晋绥前线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福尔曼在1945年出版了《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中国记者赵超构在重庆《新民报》上连续发表的客观报道，也受到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欢迎，后来结集为《延安一月》出版。
欲知陕甘宁边区还有哪些新鲜事？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7月14日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的谈话，值得认真一读。这是一篇绝妙的、即席表述式的访谈录，堪称中共在抗战末期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宣言。《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从斯坦因的访谈录中可以看出，斯世之英雄，毛泽东当之无愧也！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的确是胸藏万壑。同时，他在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敏、睿智、坦诚和幽默，也无不凸现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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