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是指1991年12月2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分裂为15个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1991年9月6日，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解散决议并正式宣布苏联解体，当日傍晚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这标志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独立的国家。
政治警示就是深刻剖析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深刻把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各国共产党建设、对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教训和警惕。
一、苏联解体的消极意义
从国际共运史、各国共产党建设、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认识，显然是严重的恶劣的重大政治事件。
苏联是遵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由列宁同志亲自领导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政党——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开拓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率领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根据国情，推进国家重工业化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跃成为超级大国，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磅礴的真理力量。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人类进步事业、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重大的影响，使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大为削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平衡被打破。目前仅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几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苏联解体给前苏联地区的发展稳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灾难，在经济普遍经历了十年的萧条期之后，前苏联地区才开始全面好转。对于俄罗斯来说，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诸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后退到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破坏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苏联解体导致了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深重灾难。从1989年到1991年，原东欧的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政权易手，特别是齐奥塞斯库和夫人遭到血腥枪杀；捷克斯洛伐克分解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南共联盟解体不仅分裂成6个国家，而且频繁战乱。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一代共产党人的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色变暗，多党制、私有化、生产力下降、国家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最近疫情期间，塞尔维亚武契奇总统如果不是得到中国的紧急援助，国家会更加混乱。人类的幸福生活是好的政党领导下、好的社会制度运行下，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追求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生存自由、生活幸福的政治前提。那些幻想资本主义制度美好无比，在苏联解体后，预计能在较短时间就过上美好生活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的政客们，所获得的是付出的代价远超之前的预计。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叛徒逆贼、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的狂妄幼稚、罗马尼亚伊利埃塞斯库的叛徒逆贼，成为人类历史上道德无耻的代表。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血淋林的事实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教育坚定的共产党人、教育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路明灯，是全人类最大多数人民实现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的智慧宝库。因为这是客观真理。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血淋林的事实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教育坚定的共产党人、教育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道路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减少，地域范围缩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阶级对抗明显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是客观事实。
苏联解体之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彻底终结。强大的苏联弱化为今日的俄罗斯，虽然美国迅速成为世界一霸，然而世界格局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美国挑起的频繁战争，逐步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构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导致世界经济体分工和经济实体的虚化与金融领域的强化，进一步干扰了世界经济秩序，也使美国经济危机震荡频繁，美国国力在一步一步衰退，强化霸权的战略越来越力不从心。近些年来，东欧地区战争频繁，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挑起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致使欧盟与俄罗斯国家关系紧张，俄乌流血不断。四十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重创，遗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为代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出低潮逐步走向高潮。
苏联解体，震惊了中国共产党人，惊醒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增强了忧患意识，严格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增强了奋进意识，更加重视国家关系和国际环境的协调，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优化的发展环境。通过四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也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提升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
二、苏联解体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唯物辩证法重要范畴。必然性是事物运动规律的直接体现，是绝对的；偶然性是事物运动规律的间接体现，是相对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人类社会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过程。必然性是指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可避免和坚定不移的趋势和方向，它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从方法论角度认识，虽然事件的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不一定能掌握到某事件的所有条件，同时也观测不到所有的已知条件，但当认识到一件事情发生的主要原因后，其他次要因素无法改变事情的结果，那就可以认为此事是必然发生或必然不发生而表现出必然性。偶然性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向，具有特殊性和可能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偶然性的背后暗藏着必然性并受其制约，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必然性导源于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所谓根本矛盾是指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事物基本性质的矛盾)，而偶然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事物的非根本矛盾或外部条件引起的。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而偶然性则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只能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为从偶然性产生看，相对于必然性来说偶然性只是条件具备不充分造成的，所以，必然性居于支配地位、偶然性居于从属地位无从谈起。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是对立的，它们是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产生的原因以及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进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则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必然性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反映出来。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对指导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有重大意义。
根据偶然性和必然性原理，我们可以清晰分析苏联解体的逻辑过程。
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2年，建立苏联。之后，主要是斯大林率领苏共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斯大林严格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密切结合俄国社会实际；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斯大林严格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的思想，始终如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以此为载体，建立巩固的共产国际阵营。在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斯大林执政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苏联共产党内意识形态工作受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过于绝对化和趋于教条化。在实践中，客观上，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方面，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成了判断敌我、是非的唯一标准。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解释后被奉为经典，不允许质疑，造成了理论成为政治上攻击对手的工具，导致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绝对化和僵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尤其是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威力且拥有居高临下的地位。
同时，斯大林时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希特勒德国在坚持不懈整军备战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斯大林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特别是计划模式可以调动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也使前苏联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家。斯大林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备战作用，强化了重工业轻视了其他工业以及农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更是大力发展重工业，使轻工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在重工业上也是优先发展了与军事工业相关的机械制造业。国民经济上军事化的程度加深，危害了农业、轻工业等与生活水平相关产业的发展，长期的经济畸形和比例失调也是导致苏联改革的重要政治经济因素。
苏联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性质，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国家，对于全社会的指导作用具有政治的必然性。这是苏联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基础。
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时期，政治体制高度集权，个人崇拜盛行；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发展畸形；国际上与美国进行外交政策平衡，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更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现混乱。今天来看，所谓的赫鲁晓夫改革，实质是对正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反动。
亨利·基辛格曾经评论赫鲁晓夫的改革，说：“他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苏联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性质，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国家，对于全社会的指导意义具有政治的必然性。这是苏联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基础。而赫鲁晓夫的客观存在并对正统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反动则具有偶然性。如果不是赫鲁晓夫，比如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对待正统经典马克思主义就是另一种态度。亨利·基辛格的认识把赫鲁晓夫改革与戈尔巴乔夫改革逻辑上紧紧联系起来了。而恰恰是这个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曾这样评价过：“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这时，产生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强化呢？还是进行改向呢？
历史的事实是：1936年苏联实现工业化后，斯大林宣布了苏联进入社会主义阶段；1959年，赫鲁晓夫又提出苏联已经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又认为苏联早在60年代末就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苏联在经济政策上存在只根据生产关系的状况来判断当时社会所处的阶段，为了进入社会的某一阶段，不顾生产力水平强行升级和过渡生产关系，这种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革命论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混乱。
赫鲁晓夫大力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人心浮动，信仰崩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说白了就是搞乱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赫鲁晓夫以批判斯大林为武器，与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特别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进行斗争。在清除掉贝利亚之后，他成为唯一的拥有自己“政纲”和贯彻自己政治意志权力的人。社会经济改革不力，经济大幅滑坡，引起了社会不满。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开始对文化界的严格思想控制有所减弱，国内外政策发生转变。1953年3月以后，苏联社会的精神氛围发生变化，“解冻”和“伤痕”的概念成为描述这一变化的隐喻被广泛使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引起全国和世界的轰动。以此为界限，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分为二十大“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把人划分为彻底揭露个人崇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革新者”和“守旧者”。赫鲁晓夫所表达出来的批判，被许多人理解为重新思考国家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信号。二十大之后，苏共领导层对文化界公开的思想压力开始减弱。
总体来看，苏共前期仍能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然而，僵化的体制逐渐将阶层固化，产生了一个固化的官僚特权阶层。在经济方面苏联特权阶级享受着政府特别的优待。赫鲁晓夫时期对苏联特权阶级进行过一定的打击，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一起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为让苏联人民人人有房住大规模修建“赫鲁晓夫楼”，可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里却为特权阶级们修建了装饰豪华，配套设施齐备的各种别墅与普通人民群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戈尔巴乔夫上台试图铲除他们的时候，这些特权阶级们反戈一击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事实是苏联的最终解体，关键就在于党国精英们在攫取了国家利益后，出于保证财产和人身安全的需要，自觉而主动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三、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错误和行政错误
一个社会形态的运行，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客观发展性。在社会形态的前行过程中，在渐进的量变过程中，推进了阶段性质变的产生，正是量变和质变的互变互进过程，量变阶段存在的问题必然会逐步消亡。一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关键在于这个党、这个党的领袖会否科学把握唯物辩证法的量质互变规律。一般情况下，改革意味着重大的变化，涉及社会的适应程度。苏联的体制下，如果苏联不改革，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影响应该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要改革，而且要进行根本的改革，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具有魄力的领导人，这个时候领导人的性格就非常重要。需要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呢？坚强的意志、政治家的魄力、战略家的智慧和理论家的视野，而这些基本的作为政治层面的改革家的条件，从苏联解体的全过程来审查，戈尔巴乔夫应该说是不具备的，不是一点也不具备，而是根本就不具备。
1、戈尔巴乔夫的履历是很丰富的，但是，他的素养根本不能从事党和国家最高层面的工作活动。
1950年，戈尔巴乔夫被保送到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这一阶段是戈尔巴乔夫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也是斯大林去世前后苏联一个转折时代。戈尔巴乔夫正巧赶上了西方加紧对苏联“和平演变”的阶段，西方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苏联国内，由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一些人对苏联现状不满，甚至要求改变，并主动接受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甚至承认“最先使我对向我们传授的‘终极真理’之颠扑不破产生怀疑的，竟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但确乎如此。”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他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我愈是仔细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就愈加深入地思考他们关于理论与我国现实生活之间一致性”，“活生生的现实深深植入我的学习生涯中，连那些书籍里宣扬的社会观在这些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触即溃”。在回忆录中他继续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因而，我的疑问也随之渐渐扩大”，“期待和发起改革运动的时机，也是出于想把现实与理想变得一致，修正社会主义的变形，这是在学生时代，我们这一代人产生的一种憧憬与祈愿。”
戈尔巴乔夫已经是一个不坚定信仰者。但就这样一个人，为何后来还平步青云呢？主要还是戈尔巴乔虽然内心不认可，但表面上还需要为自己仕途而战；一个表里不如一的人，也是当时苏联现实所决定的。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仕途，还有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这就是安德罗波夫。让一连串的偶然演化为必然。
戈尔巴乔夫毕业不久，赫鲁晓夫便在苏联二十大上抛出了秘密报告，全面否定前任。此时赫鲁晓夫的一些观点，给思想形成中的戈尔巴乔夫留下深刻印象。已经动摇和瓦解了他对苏联的理想和道路的信念。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盛赞有加：“无论他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来说，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但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赫鲁晓夫不彻底，没有从制度根源上批判。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虽然延续赫鲁晓夫的部分做法，实质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而戈尔巴乔夫根本瞧不起他，坚定了要结束苏联体制的决心。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也是苏联“求变”的开端。无论从社会到政界，都有这种想法。戈尔巴乔夫的履历很丰富，他是一步步从基层到莫斯科，符合当领导人的条件。但此时苏联没有一个能掌舵的老人来考察一下这个年轻领导人内心到底有没有坚定的信仰。安德罗波夫和格罗米柯完成了埋葬苏联的程序。
2、戈尔巴乔夫一连串错误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历史已经表明：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继续向共和国让步妥协。9月2日戈尔巴乔夫同10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指出所有共和国都应缔结经济联盟。10月1日，“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在阿拉木图签署，联盟的中央权力和财产归各共和国所有。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的签署和各国对联盟财产的瓜分标志着苏联在法律和事实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新思维”改革后,实行的思想路线、执政路线和组织路线致使苏联陷入国家危机。苏联国内存在的民族危机全面爆发。
“改革与新思维”从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党地位和公有制经济对国家经济的有效控制。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和政策，造成混乱和苏联的解体，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方向。
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他的解体完全是由于他自身落后的政策，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否定历史、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泛滥。在西方势力的影响，民心彻底丧失。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而苏联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战略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因素，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是苏联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
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党内清洗，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和自以为是，勃烈日涅夫的堕落腐化和好大喜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总统制，无一不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苏联的解体也是必然的。
3、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过程和结果
在经济领域、政治和社会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推进改革。主方案是：建立能够自我调节的经济机制，同时还要保持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确保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全面提高经济活力。改变苏维埃国家单一制国体；深化苏联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新调整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方向；提倡政治“新思维”；苏联对外界拉开“铁幕”。
自1985年到1991年，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计划；戈尔巴乔夫改革并没有实现当初设定的目标，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社会状况和大部分人生活发生了灾难性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苏联丧失了有效应对外部和内部挑战的能力；苏联政治精英的过错导致苏共被抹黑，甚至连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都遭到了清算。因此，苏联所谓全人类进步计划以失败告终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天真幼稚，马列主义水平低下，缺乏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缺乏革命斗争历练，缺乏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真正了解，缺乏对苏联社会存在问题的正确认识，三下两下就被老美带进了沟里，万劫不复！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推进了赫鲁晓夫的改革，而且又进行更彻底更全面更灾难的改革，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偶然性变成了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的必然性。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狂妄自大的改革把自己的母国改没了。
戈尔巴乔夫的逻辑是：从稳定走向混乱，从混乱走向解散。
四、苏联解体的政治警示
早在1964年，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著名的九评公开论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指出，苏联业已形成的特权阶层，会对劳动人民的苏维埃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
审查戈尔巴乔夫的整个人生，我们可以清晰结论：他根本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苏联总统。他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没有适应苏联需要的治国安邦的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警觉的方面。
审查苏联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结论：不懂马列是赫鲁晓夫以及以后所有苏联高级领导人的通病，这是毛主席给他下的定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警觉的方面。
由此，我们深幸：毛泽东防修反修的实践和理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思想，并取得了十分宝贵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科学，只有经过长期地、艰苦地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做出的防修反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许多实际行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开创性的，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内容，更是今天的共产党人务必牢牢警醒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论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即认为和平演变在苏联成为了事实。因此毛泽东不仅把防止和平演变，把防修反修当作理论来研究，而且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实际工作付之行动，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治思想的教育。思想上理论上的科学预见和实践上工作中的积极主动，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的一些想法、提法和做法，往往使人感到具有某种巨大的“前瞻性”，又一时难于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由于毛泽东有这种见微知著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所以他总是能在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把工作主动地做在前面，主动地开拓工作的局面。无疑，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和行为能力，列宁不能成就十月革命，毛泽东也不能成就中国革命，不会开辟出社会主义的道路。
国际资产阶级在这场事关“谁胜谁负”、“谁战胜谁”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他们的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那么的坚定而彻底，而且已经先我们共产党人一步做出了战略决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高度关注的，并要以极大的力量做出针锋相对的对策。否则的话，我们被人家暗算了，还稀里糊涂，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一个十足的蠢材，堕落成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逆贼。
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革命接班人所应具备的五个条件：“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并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一个重大而明确的政治号召，有无一大批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事关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同志为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可谓良苦用心。
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指出：“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五——一二四六页）又指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苏联解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警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全面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任务，必须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保持党的战斗力，实现社会运行的科学化高质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继续照亮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前进道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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