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出于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等多重考量，在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现实语境下，身体力行地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主张，全面展现新中国的真实形象，形成了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话语体系。毛泽东在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多重叙事中，阐释“革命与解放”的历史进程，明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描绘“建设与发展”的光明前景，形成了以尊重个性与增进共性为基础，以理论分析与事实佐证为原则，以历时演进与共时联系为逻辑，以主体表达与双向互动为方式的叙事方法。
关键词：毛泽东；新中国；国家形象；叙事话语
话语建构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有效方式。“每一位领袖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是宣传家”。毛泽东在不同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势下，身体力行地向各国首脑政要、进步团体、记者、作家等国际友人宣介中国主张，全面展现新中国的真实形象，形成了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话语体系。立足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资料，以叙事主体的“第一视角”切入，管窥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历史动因、话语建构及叙事方法，有助于为新时代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历史借鉴。
一、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历史动因
新中国成立后，在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解放事业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毛泽东积极向世界全面介绍中国的真实国情、革命经验与建设举措，向国际社会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面貌。
(一)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与支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开启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篇章。面对美苏对峙争霸的国际格局，毛泽东明确提出“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并奉行同“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交的原则，这为新中国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创设了条件。新中国一成立便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1年，已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要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台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运动，企图全方位孤立和遏制新中国。早在1949年初，美国便竭力劝阻各国“承认中共政府至少是它所控制的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明确表示“希望相关的西方国家要对这一问题采取共同立场”。同年10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提出承认新中国的三项条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未承诺“接受国际义务”,因而不能承认新中国。此后，美国通过要求盟国在承认问题上采取观望态度、向拉丁美洲各国发出照会等方式，极力维护“不承认新中国的联合战线”。同时，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在国际体系中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的必然要求。美国通过施压支持中国的国家、采取“延期审议”战术、炮制“双重代表权”等方式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此外，美国还向国际电讯联盟、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施压，导致新中国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利被非法剥夺，严重阻碍了新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
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身处美苏冷战的国际环境之中，加之意识形态壁垒高设，助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活动，极大扭曲新中国的客观形象，给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带来挑战。因而，让世界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为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赢得支持，同世界各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成为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现实任务。
(二)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
将“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是新中国直面的时代任务。由于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长期的剥削和掠夺，加之连年战乱带来的动荡与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面临着工业基础薄弱、财政经济困难、市场混乱无序等严峻挑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接触、不通商”的遏制政策，施加严格的“贸易控制”,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逐渐发展为全面封锁禁运。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通过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胁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对中国禁运1700余种物资，先后有45个国家参加禁运。1952年，美国提议成立的“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负责制定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运清单，进一步加强管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贸易。到1952年，新中国同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贸易在数量上较历史最高时期已减少90%以上，同日本的经贸往来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同东南亚和美洲各国的贸易关系亦遭遇了许多困难，这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挑战。
新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供保障。毛泽东认识到新中国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将团结国际友人作为“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的有力保障。同时，毛泽东认为要建成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辩证地学习各国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明确了除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密切团结合作，也需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新中国面临在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和封锁禁运的国际环境等现实条件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难题。向世界讲述新中国的发展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政策的理解，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多支持，成为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内在动因。
(三)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人类解放的事业
新中国的成立重塑了世界政治格局，深刻改变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对比，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阶段。毛泽东始终在世界历史演进中审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将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与世界进步发展紧密相连，明确新中国应当担负的国际责任，体现了新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新中国的成立极大促进了世界革命的发展，但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还未结束，世界民族解放斗争仍面临着严峻挑战。毛泽东把“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作为国际主义义务，表示将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号召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新的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进行全面批判，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动荡，导致世界范围内反共产主义浪潮的兴起，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困难。毛泽东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提出通过“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的方式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下不断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解放的重要力量，在紧张对立的国际形势下捍卫和争取世界和平、妥善调解和处理各国间的纷争是新中国的国际义务。揭露帝国主义霸权本质和凝聚社会主义力量，促进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深远考量。
二、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
毛泽东在表达自身主张和回应世界关切的交互过程中展开话语叙事，阐释“革命与解放”的历史进程、明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描绘“建设与发展”的光明前景，全面呈现新中国作为新兴国家、文明国家、现代国家的立体形象，构建了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话语体系。
(一)建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兴国家
新中国将支援世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作为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和“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毛泽东突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正义性，提出“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来鼓舞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并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策略与经验方法，阐释“革命与解放”的历史进程，塑造了新中国作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兴国家的形象。
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革命运动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世界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是正义的事业，要消除对帝国主义的恐惧情绪，提出“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激发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精神，展现了新中国对全人类解放的不懈追求。同时，毛泽东主张将各个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视为一个整体，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坚守正义事业，牢牢把握革命斗争的道义制高点，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转化为政治优势，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战略关乎革命的全局与预期。毛泽东分析各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历程，认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将独立自主作为革命的基本立足点，强调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毛泽东审视革命力量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态势，认为还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要有“进行长期的斗争”的思想准备，强调“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准确把握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阶段特征，科学预见革命的曲折过程与光明前景，有助于受压迫民族和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推进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稳步向前。
策略影响革命的方向与成效。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首要地位，指出“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要确保革命党“作为团结、宣传的核心”地位来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觉醒、投身革命。同时，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判断革命形势、制定革命策略，认为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需要同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将“劳动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策略，为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参考。
(二)建设热爱和平、互助平等的文明国家
在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形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准备怎样与外部世界交往”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和平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提出“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系统阐释新中国与各国交往的基本原则，明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有力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与遏制，为新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稳固创造条件，塑造了新中国作为热爱和平、互助平等的文明国家的形象。
“求世界的和平”和“求永久的和平”是毛泽东始终追求的目标，也是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宗旨。面对两极格局紧张对峙、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的国际局势，毛泽东坚定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主张各国之间通过“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强调中国同各国发展和巩固友好关系将有助于世界和平。同时，“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战争谣言伴随着冷战始终，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毛泽东在分析“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对比和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提出“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毛泽东明确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提议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纠纷，站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边，跳出了西方“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的霸权逻辑，与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掠夺的发展路径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各国间平等相待、互相帮助是新中国的对外交往方针。首先，毛泽东认为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不应成为国家间友好交往的障碍，提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展现出新中国愿与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发展友好关系的宽广胸怀。其次，毛泽东认为国家交往中的不平等对待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提出国家间不论大小应形成“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形象地描述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与合作是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也不会发展”,主张要学习各民族的长处，与各国进行友好合作。同时，毛泽东强调，“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吸取别国的经验，特别是“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毛泽东对新中国对外交往方式的诠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旗帜鲜明地表达新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外交立场，契合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新生民主国家对平等外交关系的追求，有效消除世界各国与新中国交往的顾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基本立场。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适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情况的长期方针，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要“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明确新中国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的前提准则和务实态度。针对其他国家关于中国是否会“向外输出共产主义”“煽动他国共产党革命”“侵略他国”等疑虑，毛泽东表示“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提出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充分尊重各国的制度、政策与宗教信仰。毛泽东直接回应国际社会对“红色中国”的忧虑，多次提出通过订立协定的形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为与各国交往的规范，正面回应各国与新中国交往的核心关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世界各国的“红色恐慌”。
(三)建成自力更生、走向富强的现代国家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向全党发出的动员号令，也是向世界的郑重宣告。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明确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作为长期任务，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情况与经验教训，描绘“建设与发展”的光明前景，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增添了活力，塑造了新中国作为自力更生、走向富强的现代国家的形象。
“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指明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的基本国情，用“一穷二白”形象地描述新中国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说明帝国主义长期的压迫和掠夺对近代中国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进而深入分析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同时，毛泽东阐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设想，明确将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有现代文化的国家”的建设目标，强调“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提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
建设新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开辟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和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思想的统一能够“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提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同时，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生活的健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建设氛围，提出通过“展开辩论，讲道理”的方式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经由“革命”到“建设”的时代转向后如何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的现实问题，阐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效协调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展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建设热情。
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详细介绍了“采取和缓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毛泽东介绍了发展完善的产业结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等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的举措。毛泽东坦言，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弯路、遇到过挫折，深刻认识到经济建设“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毛泽东向国际社会介绍和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和经验，为新兴民主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参考，展现了“正在迅速地向一个远大的前途迈进”的生机勃勃的新中国。
三、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方法
从整体的结构视野出发，把握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方法，能够赋予毛泽东的话语材料以“统一性和融贯性”。毛泽东在坚持尊重个性、增进共性的基础上展开叙事，呈现出结合理论分析与事实佐证、统一历时演进与共时联系、兼顾主体表达与双向互动的叙事特征，展现了贯通式的话语叙事逻辑。
(一)尊重个性与增进共性并举的叙事基础
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塑造国际形象是在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开展的跨文化交际。毛泽东身处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现实语境，在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等个性要素的基础上，寻求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等方面的共性认同，确立了尊重个性、增进共性的叙事基础。
各国的历史境遇与现实情况不尽相同，尊重个性是建立平等对话关系的前提。毛泽东在同各国人士对话时，通常开宗明义地提出各国有决定“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的自由，多次强调不同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不同制度的国家能够和平相处，提出“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充分尊重各国在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个性差异，为构建国际话语体系营造了和谐友好的对话氛围。
在与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国家交往时，毛泽东着力发掘国家间的共同性。通过强调与睦邻国家“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阐释东方国家“受西方国家的压迫”的共同历史遭遇、明确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共同任务等方式，毛泽东有效拉近了叙事主客体间的心理距离，为国家间在增进认同的基础上开展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外，毛泽东给出了处理国家间个性与共性对立冲突的方法，即“强调共同的地方”、讨论“不同的地方”、把未定争议“放在一旁”,体现了求同存异的交往方式，有助于扩大中国主张的传播力和提高叙事客体的接受度。
(二)理论分析与事实佐证结合的叙事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历程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突出特征，这也决定了新中国形象塑造的话语资源“理论”与“事实”并重的双重结构。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叙事的学理基础，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实践作为叙事的素材资源，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现实关切和表达新中国的核心主张，有理有据阐发中国观点，体现了理论分析与事实佐证结合的叙事原则。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毛泽东声援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支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斗争的理论支撑。毛泽东认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终将取得胜利，提出革命事业的发展要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并用中国革命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曲折探索才取得成功等例子加以说明；将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基本手段，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采取既通过协商会议争取和平又发展武装力量的事实进行佐证。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是毛泽东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生动力证。毛泽东在向各国介绍新中国的经验与教训时，强调要结合本国历史和现实条件，认为要从客观事实出发去认识事物，“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用中国照抄“计划经济”模式而走了弯路等例子加以说明；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加以说明；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时，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普遍存在矛盾，用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善恶”“美丑”的事实案例加以说明。
(三)历时演进与共时联系统一的叙事逻辑
时间与空间并置的立体架构形式有助于展现完整的历史脉络。毛泽东立足新旧社会变迁、革命向建设转换的时空基点，在时间维度叙述中国由古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演进，在空间维度阐述中国与世界交织互动的事件铺陈，勾勒出新中国形象的整体性话语图景。话语叙事中的时序更替与空间在场共同体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统一的叙事逻辑。
中华民族的历时发展赋予了毛泽东所塑造的新中国形象以深厚的历史底蕴。毛泽东希冀通过追溯历史传统、宣介价值观念、回顾革命历程等方式，使世界准确、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展现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接续，明确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阐释中国的历史演进脉络中，毛泽东论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科学方法，还原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艰辛历程，将“现场中曾经发生着的故事”呈现出来，为世界理解新中国提供了宽广的历史视野。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时联系是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现实脉络。毛泽东从分析世界各国的在场状态出发，如提出二战以后的国际形势逐步发展为“东风压倒了西风”、在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下存在“两个中间地带”、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等，明确中国在国际局势变化中的基本立场，明晰了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指向。毛泽东凸显世界各国的在场联系，支持各国争取民族解放，鼓励各国间构建友好互助关系，如在评价日本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表示“这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外交政策“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等，有利于增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四)主体表达与双向互动兼顾的叙事方式
坚持中国叙事的主体性是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体现。毛泽东科学把握话语叙事中“讲述与接受”的关系，在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运用于说理论事的同时，根据不同受众的现实情况来选择叙事素材，实现了叙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平等互动，形成了兼顾主体表达与双向互动的叙事方式。
中国话语的主体表达贯穿毛泽东塑造新中国形象的叙事全过程。毛泽东善用古诗、俗语、寓言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理来表达主张，如用“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明不同主张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向各国共产党说明阻挠革命的反对派最终将促进革命的发展，用“狂生夜坐”的故事向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表达坚定与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等，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添了话语叙事的文化感召力。同时，毛泽东运用中国话语的修辞表达来传达意图，如用“不抓辫子”说明友好国家之间不需要互相防备，用“不要翘尾巴”表达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提倡平等交往，用“纸老虎”来形容貌似强大、实则弱小的反对派等，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有助于国际社会准确理解中国主张的内涵。
双向互动是毛泽东有效传播中国主张的保障。毛泽东注重就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进行交流，突破文化认知框架差异对话语传播的束缚。一方面，毛泽东讲述外国的历史典故、评述世界历史上的知名人物，如谈论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达对拿破仑历史功过的看法，认为哥白尼属于全世界等，有效地拉近了与各国之间的情感距离。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动询问各国革命与建设的最新进展，表达相互学习与帮助的意愿，如询问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的情况，了解东德国内建设情况，表达希望学习缅甸的粮食种植技术等，展现了新中国的世界胸怀，为中国主张的宣介创造了良好的沟通氛围。
四、结语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是历史研究的现实归旨。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率先垂范，积极塑造新中国形象，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叙事方式，有效打破了西方世界的新闻封锁，建构了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自塑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形象，为新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启迪。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在准确把握“中国与时代”“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方位中明确叙事目标，以保障传播主客体之间实现有效互动；要用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化解跨文化交流带来的话语束缚，以具有理论穿透力、实践说服力和语言感召力的核心表达来支撑“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遵循多重叙事的对外传播规律，以多样化的叙事方式来贯通人类文明视角下中国故事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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