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三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仍然是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复旧。一句话说就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下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讲:
一、法家王充和儒家董仲舒的斗争。
董仲舒是西汉中期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他根据地主阶级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向汉武帝献策说:现在各家的学说到处流传，这样下去很不利于封建统治，要在思想上实现统一，必须要禁止其它学派的活动。其实董仲舒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想要使汉武帝放弃法家的政治路线，而只采用儒家路线，一句话，就是要用孔孟之道。
董仲舒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这个神学体系就是相信上帝，就是说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上帝”、“天”安排的，这样就给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他的反动著作《春秋繁露》里，发挥了孔孟之道的“天命论”，宣扬“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说，制造“王权神授”的理论根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孔子神圣化，把孔孟之道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总之，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 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是什么呢？他把自然界和社会都说成是天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说，天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它会想问题，它有意的创造了自然万物，安排着人世间的一切活动。以孔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论”，鼓吹封建统治者是由天安排的，剥削者，是天安排的；被统治者，被剥削者都是由天安排的，所以不顺天意是不行的。董仲舒把天和命连在一起，说什么，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给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孔丘“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的翻版。董仲舒搬出“天命论”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安于命，不反抗，服服贴贴地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
董仲舒又发展了孔丘的伦理纲常和仁义道德理论。为把封建秩序固定下来，提出了三纲五常，把地主阶级统治的四大权力理论化，系统化。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也就是政权、族权、夫权，把三纲说成是“天”的意志和安排，这样在三纲之上又加上了“天”即“神”的权威，就是神权。为了宣扬三纲是永恒的合理的，封建社会永世长存，他又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的形而上学思想。
董仲舒还站在孔孟的立场上，唯心地提出性三品学说，所谓性三品，就是把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情欲很少，不教而能善的，这叫“圣人之性”，一类是情欲多，虽教也难为善的，这叫“斗筲之性”，一类是虽有情欲，但可以为善的，这叫“中民之性”。董仲舒的性三品学说就是孔丘“上智下愚” 的翻版。孔丘和董仲舒为了适应本阶级的需要，用不同的形式提出了相同的内容，他们的反动实质是一样的。
下面再谈谈我国汉代法家人物王充。
王充出身于从事农业和做小买卖的家庭。青年时期曾到过首都洛阳学习，也做过几次小官，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较贫困的环境中渡过的，他比较接近劳动人民，所以受到豪强地主的排斥和欺凌，终于“罢州家居”。他写了好多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论衡》这一部著作。王充是东汉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法家。他针对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东汉统治阶级所提倡谶纬神学和大力神化孔丘的反动逆流，举起讨伐孔孟之道的大旗，提出了，“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的战斗口号。《问孔》和《刺孟》是向孔孟之道宣战的两篇战斗檄文。王充在《问孔》《刺孟》里列举了大量事实，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孔丘，孟轲这两个“圣人”的虚伪本质，还了他俩腐朽、反动的庐山真面目。王充这种勇于向孔孟之道宣战的大无畏精神，在他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王充的《论衡》，有力地驳斥了孔孟天命论在汉代的翻版-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把天说成有目的、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把世间万事万物说成是天有意识地创造和加以安排的。人如果顺应天的意志，天就降福，否则就降祸。他还炮制了“王权神授”的反动谬论，宣扬“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谁反对皇帝就是逆天，假借“天意”来肯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和合理性。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目的是为了麻痹、瓦解广大农民的斗争意志。
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吸收了汉代天文学和医学的成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这些谬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物质性的气形成的。天和地一样是没有感觉、目的和意志的物质实体。“天道，自然也”，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发展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创造和安排世界的最高主宰。他还说:“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就是说:王侯贵族也与世间万物无异，这是直接反对“王权神授”思想，这是对天人感应神学的有力批判。因此，王充的这种思想一直遭到封建统治者及其代言人的猛烈攻击。
王充唯物主义地解释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他说:“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智慧，他还肯定了形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就是有形体才有精神，没有离开形体的精神存在。他还进一步讲，人健康就聪明，生病就神志不清，人死了就没有知觉了，从而否定了离开人体的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否定了宗教唯心主义和灵魂不灭的论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否定了鬼的存在。他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武器，从理论上批判了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论，极大地动摇了君权神授的论点。
王充在反对天人感应的斗争中，建立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提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就是生而知之是古今没有的事。圣人也不可能是生而知之，他完全否定了孔孟的“生而知之”先知先觉的先验论，有力地批驳了反动的天才论。
董仲舒叫嚣“奉天而法左”，“天不变，道亦不变”，大肆鼓吹“今不如昔”的谬论。他抵毁汉朝由于继承了秦的法治而腐败得像朽木泥墙一样，无法修补，只有推行孔孟之道，开历史倒车，才是唯一出路。王充是肯定商鞅的耕战政策的，认为它取得了“为秦开帝业”的重大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秦王朝的进步作用。他指出，那些怀有今不如昔，汉不如周的成见的俗儒，认为凡是古代的东西都好，越古越好，根本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王充的反儒斗争，是站在法家立场上的。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他的反对儒家的斗争也不可能是彻底的。
二千多年过去了，孔孟的死尸仍然散发着毒气，他们的思想一直在毒害着劳动人民。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会倒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只能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
二，法家代表桑弘羊与儒家代表霍光及贤良文学的斗争。
公元前81年，汉武帝死后6年。大将军霍光很快就拉起了一个山头，把中央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阴谋改变汉武帝时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周密策划的盐铁会议，就是以反动儒家思想为指导的霍光一派，为实行罪恶计划而搞的一次突然袭击。会上斗争十分激烈，这场斗争是西汉中期儒法两家激烈搏斗的一个缩影，儒法两家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全面大论战。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问题。
争论的中心问题是:
一方面，对内是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夺取贸易大权，巩固中央政权，还是削弱中央政权，纵容奴隶主残余势力来控制盐铁贸易大权，搞分裂复辟活动。另一方面，就是要不要抗击匈奴的问题，巩固中原？（当时匈奴是奴隶社会，如果匈奴奴隶主进来了，就要倒退到奴隶社会。因此，对匈奴的斗争，也是维护封建制，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斗争的双方，一方是儒家代表、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这个代表工商奴隶主利益的野心家幕后操纵，没有出场，但是他为了利用所谓“民间”的力量来反对盐铁官营等政策，从各地搜罗了60多个“贤良”“文学”，来长安参加他所操纵的盐铁会议。（ “文学”是当时的所谓读书人，也就是孔丘的徒子徒孙。“贤良”是这些徒子徒孙已经被选为“贤良方正”的。这种人是有了功名，但还没有一定官职。）在会议上，“贤良” “文学”们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反对盐铁官营政策，宣扬向匈奴大奴隶主和亲妥协的卖国投降主张，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路线与政策。一方是法家代表桑弘羊在会上结合现实斗争，以勇敢反潮流精神，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理屈词穷，狼狈不堪。桑弘羊以鲜明的法家观点，满怀敬意地歌颂了商鞅、秦始皇和李斯。他大力赞扬商鞅“功若丘山，名传后世”。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他高度地评价了秦始皇和李斯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历史功绩，并为秦始皇铲除、镇压儒家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革命行动叫好。他说，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天下，儒家只配受到“焚书坑儒”的待遇，没有资格在朝廷上高谈阔论地议论国家政权是非得失的问题。桑弘羊还热情歌颂法家李斯“名巨泰山”是“奋翼高举”“翱翔万仞”的鸿鹄。
桑弘羊以革命家的气魄对法家热情歌颂，同时又对儒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是汉王朝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长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对儒家学派的一次清算。
在盐铁会议上，霍光的一些打手们集中攻击了汉武帝时盐铁酒类等官营政策，从表面上看，攻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攻的是法家的政治主张，因为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革新前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这是汉朝廷主要的经济来源，打掉了它，也就打掉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侵略的物质基础。
会上，霍光幕后策划，“贤良文学”们赤膊上阵，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企图把矛头指向人民和盐铁官营政策。他们说:“农民买不起盐，只好淡食啦”，官营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不合民用啦，好像他们真正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似乎要为人民谋幸福了，其实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所讲的“民”，究竟是什么人呢？在没有施行盐铁官营政策时，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社会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贵族们手中，他们各霸一方，任意剥削人民，从而大发横财，凭着雄厚的经济力量，“私门成党”，大搞分裂割据的复辟活动。他们根本就不是为民争利，而是为大地主，割据诸侯，大工商奴隶主争利。“贤良” “文学”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大讲道德，大说仁义，他们假惺惺地摆出一付“为民请命”的姿态，恶毒地攻击盐铁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好一个正人君子嘛！难道他们果真要关心起“民间”的“疾苦”吗？绝不是！他们的“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只不过是当年孔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翻版。
再看“贤良文学”们到底为谁请命，请的又是什么命？其实“罢盐铁，退权利”最终目的是要“复往古之道”妄图取消盐铁官营，把掌握这些经济命脉的权力退还给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奴隶主。其结果只能是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角，有利于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奴隶主搞分裂和叛乱。如果依了他们，就要削弱抗击匈奴侵略的物质力量，给他们卖国投降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内要拆中央集权的台，要把地方分裂、割据势力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权力请回来。对外，他们不备战，不抗击，而是要把北方匈奴大奴隶主贵族“请”进来，建立奴隶主贵族侵略势力和汉族大地主保守势力的反动政治同盟。一句话，他们要“请” 的命，不是社会的前进，而是社会的大倒退。“为民请命”的反动实质是:倒退+分裂+投降。
发生在我国西汉中期的这场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告诉我们:当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维护旧制度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
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对匈奴大奴隶主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再看，“贤良文学”们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汉武帝提出的抗击匈奴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唯有那些妄图搞分裂的地方诸侯和大工商业奴隶主及其代表，对这一政治路线恨之入骨，露出一副投降主义的嘴脸，公开反对抗击匈奴的正义战争。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汉武帝为了国家统一，反抗匈奴入侵是正义的战争，人们经过四十年长期艰苦的战斗，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可是“贤良文学”们却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祭起孔丘的亡灵，打起“贵以德而贱用兵”的旗号，恶意地污蔑和攻击抗奴战争根本就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他们还拼命鼓吹“抗战亡国”和“边垂无用”、“匈奴本性可化”的谬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宣扬战争恐怖论，把一场正义的战争描绘得凄零悲惨。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以气势磅礴的法家气概，痛斥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正确分析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的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 “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战争。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决不可存在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打败它，决不能用那些虚伪的仁义道德感化它。桑弘羊还阐明了反侵略的备战思想。说:“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只要坚持正义战争，“以义伐不义”就能彻底打败侵略者。这就是法家对儒家的有力回击，狠狠地击中了妄图搞投降卖国和破坏国家统一的孔孟之徒们。盐铁会议以后，在霍光的主持下，强行废止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政策，但桑弘羊却坚持自己的意见。霍光见桑弘羊始终不肯屈服，恼羞成怒，利用职权，罢了桑弘羊的官。一年后，霍光借口桑弘羊参加谋反，把他及其全家杀害了。桑弘羊到底是有罪还是有功，历史早已做了证明。桑弘羊之死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桑弘羊之死说明地主阶级结束了它的上升时期，而向反动方面转化。
三、三国时期的大法家-曹操
西汉末期由于汉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放弃了汉高祖刘邦的法治路线，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汉朝的中央集权制被削弱，到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宦官掌权，豪门世族各霸一方，军阀混战。战祸加上瘟疫夺走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人民流离失所，死的死、亡的亡，出现了万里无人烟的荒凉景象。这时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黄巾农民起义虽然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却给东汉腐败政治以沉重打击。这时在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主张法治，要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有抱负、有作为人物，其中最杰出的是曹操。曹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在东汉末年做了些什么？
曹操，字孟德。两汉以来，由于地主阶级尊儒反法，孔丘的“天命观” 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谬论被封建统治者捧得神乎其神。曹操公开反对孔孟儒教，反对“天命观”和“天人感应”论。曹操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那时曹操不信天命，不信神鬼，消灭祠堂，破除迷信，禁止厚葬。这些在当时确实是了不起的。他作济南相时，就一下子毁掉了600多座祠堂，下令禁止祠祀活动，他禁止厚葬，认为厚葬就是承袭古代风尚，是“法古”。
曹操发扬了先秦法家“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认为“天地间，人为贵”，他认为要取得天下，主要靠人的智慧和力量。曹操的用人路线是“唯才是举”，是要选拔具有“法治”思想的人材。他连续发布求贤令，明确宣布要起用那些“不拘品行” “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有治国用兵之术” 的人。他遵循法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的组织路线。挑选出身“细微”的人充当他的谋臣武将。如郭嘉本来是一个无名的人物，曹操请他来谈论“天下大事”，发现郭嘉很有胆识，就提升他做司空祭酒。以后郭嘉在曹操征吕布，讨袁绍和乎定乌桓统一中国北方的战争中，出谋划策，极为得力。曹操还特别重视通过战争实践从下层士兵和俘虏中选拔猛将。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曹操对于那些名声很高，出身于豪门士族的儒家之徒都弃之不用。如孔丘的二十世孙孔融，由于他宣扬礼治反对法治，借古非今，想开历史的倒车，曹操就杀了他。 正由于曹操“任人唯贤赏罚分明”，有本事的人纷纷投奔曹操，在他周围文有谋臣武有将，在他统一北方事业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定的组织路线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曹操“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为他坚持国家统一，消灭割据，主张法治，反对礼治，提倡耕战，实行屯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在东汉末年，豪门士族各霸一方，宦官掌权、军阀混战的年代，曹操挺身而出，以贵族豪门为敌，以消灭封建割据，国家统一为己任。曹操积极奋发，戎马征战，先后击溃了吕布、袁术、刘表、韩遂、马超、袁绍等豪强集团。平定中原以后接着又亲自率领部队平定了乌桓，消灭了袁绍和公孙康残余势力，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混战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北方。这时他完全有力量废汉自立，但他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始终坚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曹操推行了兴屯田，抑兼并，减轻人民负担的一系列措施。他以“强兵足食”为“定国之术”。他招募流离失所的农民，首先在许昌周围屯田，实行耕战政策。后来推广到所属各州郡。什么叫屯田？屯田分官屯和私屯两种，官屯是组织士兵进行，战时打仗，平时耕种，所获全部归公。私屯是招募流民充当屯田客，有牛者所获官私对半分，无牛者国家贷牛，所获按官六私四分。这种屯田制把流离失所的人民安定下来，恢复了农业生产，供应了前线的军粮，节省了农民远途运输军粮的劳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沉重负担。几年之内，粮食满仓，达到了“强兵足食”，为曹操统一北方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废除了两汉以来繁重的赋税制度，明文规定:农民每亩田收谷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其他不得随意征收。
严禁豪强贵族兼并弱小地主和强迫中小地主替他们代交租赋。打击了豪强，保护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曹操推广农业技术，兴修水利，奖励开荒，大开河渠。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河流，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后代也是有贡献的。可见曹操是三国时期具有法家思想的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当然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人物，他曾镇压过黄巾起义，这是他历史上的污点。但他不像儒生之徒所骂的是什么“嗜杀成性的大坏蛋”，什么“乱世奸臣”。曹操不仅对于当时人民有贡献，而且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和文化发展有重大贡献。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们就是要把被反动统治者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肯定曹操的历史地位，对曹操给以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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