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反动的明政权。但因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清贵族篡夺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农民的血泊中建立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各族人民的封建专政。由于满清贵族曾把落后的生产方式强加于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如在某些地区实行“圈地”政策，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在南方的江阴、嘉定、扬州等地大肆屠杀汉族人民，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起了各族人民强烈的反抗斗争。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清统治者入关后镇压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及各地的起义军。在满清政权残酷屠杀下，鲁东、鲁西地区呈现“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惨景，鲁南也是到了“农民恨诅天无眼，不见僵尸满路稠”的残酷景象……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反动政权，除了竭力强化国家机器外，还把牧师的职能与刽子手的职能结合起来交替使用。他们继承了宋明统治者的衣钵，以孔孟之道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钦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朱熹这个偶像被抬进孔庙，列为“十哲之次”，这个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成了继孔孟之后的思想界的权威。他注释的《四书》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典，科举考试的教条。社会上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如果有人议论朱子，就会遭到迫害和镇压。甚至明末李贽、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也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禁止。
此外，清王朝还大兴文字狱，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极端严厉的思想钳制政策。又大修《四库全书》，收买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引诱他们脱离政治，脱离现实、钻入故纸堆中，进行繁琐考据。在这些高压政策下，考据学成为钳制思想，培养奴才的重要手段。鲁迅先生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儒生们这种丑恶的奴才行径，被深刻地勾画出来了。
清王朝建立后，虽因其高压政策带给人民以极大的痛苦，但在清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曾一度有所发展。康熙推行了一条法治路线，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捍卫主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康熙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推行法治路线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康熙亲政后，面临由于连年战争造成人口锐减，满州贵族乘机疯狂掠夺农民士地的局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康熙于1669年下令废止“圈地令”，以限制土地的集中，一面又采取了奖励垦殖、兴修水利等发展农业的措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对于那些搞分裂割据的败类，康熙主张坚决镇压。从1681年到1722年康熙进行了“削藩”斗争，先后平定和统一了西南、台湾、漠北、西藏、新疆等广大的边境地区。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废除分封设置郡县的制度，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有效的统治，确定了中国的辽阔版图。客观形势的发展是不以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压迫剥削越重，反抗就愈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就是这样，他们是反封建，反儒的主力军，他们总是以自身的革命行动对地主阶级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伦理道德进行大胆的冲击。1674年左右出现了反清组织“天地会”，这个组织包括了反清的各阶层，上自富商、地主官吏，下至胥吏、兵士、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及脚夫，城市贫民等等，其中以社会的下层群众为其主要力量。还有不少劳动妇女为了砸烂三纲五常的约束，与男子们一起举旗造反。乾隆39年，山东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女将乌三娘，原是杂技艺人，后来投奔起义军，成为王伦的得力助手，曾参加过攻打寿张、阳谷、堂邑等战役。占领这三县后，他们开仓济贫，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到了清代中叶农民要求有“永佃权”，也就是要彻底砸烂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这个口号具有“为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愿望”。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是批判和否定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封建社会的行将灭亡。清政府的武力镇压和思想钳制政策并不能挽救地主阶级的零落衰败的命运。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推动下，法家对儒家的斗争也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着。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只是加速了它自己的没落，使得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理学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反对。他们继承了法家的革新精神，要求改变这种腐朽沉闷的局面。在儒家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因反儒学遭到迫害，便采用注释儒家经典或利用小说的形式，不断对官方哲学--理学展开批判。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儒、法两家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戴震，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统治极其残酷、思想钳制非常严厉的情况下，不畏强暴，用锋利的笔与反动理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抨击封建制度，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的理学，与程、朱、陆、王唱对台戏。特别是针对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的思想受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新派的推崇。
戴震生活在号称所谓“盛世”的雍(雍正)乾(乾隆)时代，也正是清政府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在思想领域内，程朱理学占了绝对统治地位，迫害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字狱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如果有谁稍触犯了程朱理学就有被杀害的危险。在雍、乾时代死于文字狱中的进步人士不知有多少！中国历史上的思想钳制政策达到疯狂的地步。在这种黑喑的时代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到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面临土崩瓦解危险的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乞灵于反动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一条从孔丘的“克己复礼”直接继承下来，而又加以发展了的反动政治纲领。几百年来，死于这条反动纲领之下的不知有多少人！他们讲的所谓“天理”，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即三纲五常)，人民或有进步思想的人起来造封建制度的反就是“人欲”。 因此，要存“天理”就要消灭“人欲”。这种把“人欲”看成是罪恶，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官僚地主阶级提出来麻痹人民压制人民要求生存和反抗压迫的反动哲学。可见，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罪恶目的，就是钳制劳动人民的思想，防止和压制广大农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宣扬“灭欲存理”就是要将人们引上僧侣主义的道路，去欲存理成了反动统治者镇压劳动人民的反革命工具。
针对程、朱哲学宣扬“灭欲存理”，戴震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他提出自然与必然一致的理论，来证明“理”与“欲”的一致。反对程、朱的反动理论提出了“理存乎欲中”的唯物观点。他认为“理”与“欲”并不冲突。在戴震看来，饮食男女、穿衣吃饭，是人生而有的自然需要和要求，即人欲。也就是人的本性，而社会的一切道德观念，行为都最终离不开“欲”，都是以“欲”为基础的，因此所谓存天理并不在人欲之外，而是在人欲之中。理与欲根本不能分开。没有欲就根本谈不上理，针对朱熹的“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的反动谬论，戴震进一步指出:人有欲望才产生行动，并在行动的过程中，经过实践证明做对了的才叫做理，如果没有欲望没有行动，又怎么会有理呢？“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结于至当之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了”。这就有力地驳斥了程朱的理、欲对立，理是善、欲是恶的荒谬观点。 戴震反对程朱理学将天理人欲并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清王朝前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一再遭到摧残，但它毕竟还是缓慢地发展着。到戴震所处的雍、乾时代，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出口货物如丝、茶、瓷器的出产区安徽、浙江、江西等省最为明显。戴震的家乡是安徽茶叶中心体宁县，他自己也曾从事经商，因此他能了解市民的要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一般人民的痛苦，他对统治者借程朱理学来排斥人欲反对人民的基本要求的反动说教表示深恶痛绝。他提出的关于天理、人欲的一致性的学说，充分发挥了反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是当时一般市民阶层向封建统治者争取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
戴震在驳斥了程、朱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的谬论后又进一步指出:统治者要劳动人民“灭欲存理”，维护三纲五常永恒不变。在这个前提下，统治者就可以用“理”来责罚卑贱者(指劳动人民)；长者、贵者按照“理”的规定来责罚幼者、残者，虽然责罚错了，但这样做是符合“理”的要求。因此是理所应当的，如果卑者、幼者、贱者反过来用自己的理(正义的斗争)来回敬他们，那么即使做对了，因为违背了三纲五常的规范、仍然是大逆不道，就是人欲横流了。戴震还进一步揭露了清政府的贪污腐朽，如统治者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他说，在位的人人贪污，无官不贪，对人民压迫剥削很厉害。劳动人民因为生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这并不是民性不好，而是由于官吏贪暴所致，社会的动乱是由于统治者的压迫引起的。可是统治者不承认这个问题，还说是劳动人民性不善，是人欲在作祟，把责任归于劳动人民，甚至与人民为敌，与人民对抗，真是使人困惑不解。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势力者“理伸”，没有势力者“理屈”，这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局面，是由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的理学家程、朱搞出来的。因此，戴震揭露程、朱理学在本质上的反动“同于酷吏(残暴的官吏)之所谓”，“酷吏以法杀人”，而理学家则“以理杀人”，而且“以理杀人”，尤甚于“以法杀人”，被害的人“不胜指数”。他无限愤慨地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了理学杀人不见血的反动政治本质。很明显，程、朱的理学完全是为“尊者长者、贵者和上之人”服务的。对于劳动人民它是一把血淋淋的软刀子！在“理”的迫害和指责下，多少卑者、贱者、幼者和下之人丧失了生命！程、朱的“理”只能保护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封建礼教杀人比残酷的刑法杀人还要凶狠厉害的多的多！
戴震在十八世纪就以哲学的语言喊出了反对礼教的呼声。可见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争取民主，自由的萌芽。这与当时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戴震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在自然观上，他批判了朱熹的“理(精神)在气(物质)先”，“理生气”的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先有气，方有理，并揭露“理在气先”这种观点的错误实质在于把理作为气的主宰、就等于“以神为气的主宰”。如果说，“理能生气” 就等于“神能生气”。他指出这种观点同道家的“真宰”说、佛家的“真空”说是一致的。所以程朱理学不过是道教佛教唯心主义的继承者。在认识论上他主张由“血气心知”，要通过五官来认识外界。反对“复其初”的唯心主义自我修养。戴震还通过对动植物的分析，看到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不仅指出了物质运动和规律不能分开，而且分析了不同事物有不同的分理，即事物的特殊性。他这些观点反映出了十八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但他还不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总之，戴震是继承了历史上法家的坚持进步、坚持革新、重视现实反对倒退的前进精神的。他的这些充满战斗精神的论点，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大胆挑战。因此他的思想曾受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等人的推崇。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戴震还不可能彻底认清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的反动本质，他看到了“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但是他不懂得人的阶级性。他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人，超阶级的人，并把人性解释为人的自然情欲。而不能用阶级的观点解释人性。因此他不能彻底揭露出程、朱理学“以理杀人” 的反动阶级本质。尽管他的思想中具有某些朦胧的启蒙思想， 但总的说来，他还脱离不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也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传统意识。他提出的“遂己之欲，广之能遂人之欲”的“圣贤之道”是十足的空想！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要求、愿望是很本对立的。也不可能有一致的什么“情”、 “欲”，因此，戴震主张社会伦理的“必然”(理)合乎“自然”(欲)，本质上是从改善封建制度而不是推翻封建主义的目的出发（改良主义）。他发出了反对礼教的呼声，却提不出新的内容，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这都是由于他的阶级立场以及历史的局限所决定的。
与戴震同时，进步的文学家曹雪芹，通过所著优秀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描写了封建社会破败衰落的景象，提出了冲破封建礼教的要求，具有鲜明的反孔思想。
《红楼梦》是一部描述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政治历史小说，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中也包括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线索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反映了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被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迫害致死的一条条人命暴露了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血腥罪行，也是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腐朽性的有力揭露和批判！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成功地塑造了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叛逆精神，并深刻揭露了封建卫道士贾政的虚伪和残忍。《红楼梦》中，贾宝玉因不愿“留恋于孔孟之间，置身于经济之道”，就被贾政打得皮开肉绽，还扬言要将他勒死。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尊崇儒学与反对儒学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正如林黛玉所讲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间决没有调和的余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对奴隶反抗的热情歌颂，成功塑造了晴雯，鸳鸯等奴隶的形象。并以同情和赞美的态度描写了他们反对礼教纲常和名分等级制度的斗争，明确表达了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孔孟之道和朱熹等人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深刻批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现的要求个性解放、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儒思想是与当时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分不开的。十八世纪前后的中国虽然还处于封建社会，但资本主义萌芽已有所增长，新兴市民阶层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曹雪芹和当时其他进步思想家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乃是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增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从上看来，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沉重打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康熙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顺应当时潮流，推行法家路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有所增长。但因亁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加深剥削压迫、土地兼并剧烈、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又因害怕社会进步、采取压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遂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得不到发展。随着统治者的荒淫腐朽，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西南苗族起义、川楚白莲教的农民起义、天理教的农民起义，广西天地会的农民起义、湘西瑶族的起义，先后在全国各地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其中如苗族起义波及贵州、湖南、四川三省。满清统治者征调七省兵力前去镇压，耗去军费700多万两、损兵折将、屡吃败仗。又如川楚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波及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五省，满清统治者用以镇压这次起义的军费在一亿两以上，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再如天理教在京郊的一支起义队伍，曾乘嘉庆帝出游热河的时机攻入皇宫，使统治者惊惶失措。这些义军，虽先后被满清统治者镇压下去，但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和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正当清王朝的统治日益动摇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断输入商品和鸦片，走私牟取暴利，破坏国计民生，白银大量外流，封建社会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一个大的社会变革时代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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