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
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
害怕战争，它需要打多久，我们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才停。”
话说1951年6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镇反工作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华北局在给各省委的指示中说：各地在传达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其根本原因，一是传达不深入，简单从事。二是一部分党的领导机关不重视中央公安会议的决议，也不审慎地研究当地当时具体情况，盲目办事。如有的县本来已决定杀掉而又完全应该杀的人，也因收缩杀人权而停止下来。为纠正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上述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第3次公安会议的决议，有计划地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讲解公安会议的精神。务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以鼓舞广大群众镇反的信心和勇气，巩固并发展镇反成果。同时由于各县区镇反工作发展不平衡，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力量，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地去具体检查，具体研究。检查的最好方法就是召开各级的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完全同意华北局6月24日给各省的指示，请你们注意此项问题，并照华北的办法处理之。
中央 6月25日
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示。符定一在信中汇报了中央文史馆的筹备情况，催促尽快批准成立，以便解决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并提出如果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6月下旬的一天，文运昌一行来京已经将近两个月了，他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旅京情况，流露出无比的欣喜之情。他写道：
首道主席勋鉴：
前月奉毛主席电邀来京，临行匆促，不及辞谒，深以为歉。两月以来，暂游京门，甚得主席优遇。近月更拟游览天津、北戴河、山海关等地，益广识见。
此时，陈国生要回湖南了，便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她在谈话中说到文运昌给王首道写信的事及上述信中的内容。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文十六阿公是摇鹅毛扇的。”
陈国生不解其意。这样含蓄的话，她哪里理会得？毛泽东的意思是，文运昌在信中如此炫耀，又耍小聪明，是另有深意的。他自然想起了文运昌在大革命失败后离开革命组织，在粤军1师师部担任过咨议和在广东揭阳担任过警察所长这一段历史。但这些话他不好明讲，只说了一句话：
“两面派。”
第二天，陈国生便离京回了湖南。
6月间，毛泽东召见了16军政委陈云开等人。
毛泽东对即将派往朝鲜战场的16军极为重视，因为这支部队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支合成军，军部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陆海空联合指挥所”的编成来建设的，而部队的两个主力师都增编配有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所以在部队入朝前，毛泽东曾两次接见16军的领导，1951年6月这是第一次，军长尹先炳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未能参加。毛泽东对陈云开说：
“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毛泽东还说：
“我看战争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我们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外强中干，他们有原子弹也不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中朝人民有能力打败它。再说，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害怕战争，它需要打多久，我们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才停。”
接着，毛泽东用了很长时间讲怎样带兵，怎样打仗，特别强调做好思想工作，加强仇美教育。毛泽东说：
“美国人是打‘钢’，我们是打‘气’，他们钢多气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16军的领导在全聚德吃饭。聂荣臻对陈云开说：
“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说：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讲细一些。”
后来，在7月7日，16军奉命抽调90个建制排共3646人，组成两个团，到友军参加入朝作战。
6月30日，美军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两军司令官，说希望举行3方停战谈判；他还提出谈判地点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6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1、您的两份电报（发自1951年6月24日和1951年6月28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1）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2）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60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2、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1951年6月28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要求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接着，他将“金日成关于美国对停战的反应致毛泽东电”转给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今年6月23日马立克的广播讲话引起了美国人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兴趣。合众国际社今年6月28日从华盛顿的报道中说：‘美国将军和高级军官们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盼望日益增加。李奇微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停止战争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从不断传来的报道中得知，一旦李奇微接到美国国防部的指示，他就同朝中军队司令员举行谈判。联合国部队司令部将发布这方面的报道。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点？如果李奇微想进行谈判，我们应当如何回答？请您立即通知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金日成 1951年6月29日”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6月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再次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敌军司令李奇微今天发表声明，建议交战双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同时他宣称要求此事立即有相应的停火的保障。
我现在通知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予回复，还请您将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1、金日成同志大概应在7月2日或3日答复李奇微。在这个答复中，他应当同意双方代表进行停战谈判，提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人数的建议。
2、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考虑到元山是北朝鲜海军基地，敌人打算在那里进行登陆，我认为不宜同意在那里举行谈判。可否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市举行谈判。
3、为了保证我们的代表有时间对会谈进行充分准备，我认为指定7月15日为会谈开始日是适当的。
4、由于这次会谈时间紧迫而且非常重要，请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联系，亲自领导这次会谈，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16时50分（北京时间）
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复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议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您28日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30日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一、经过8个月的激烈战斗，对朝鲜战争是长期的，认识上更深刻了。美为维持东方和世界政治地位，依靠技术优势，故不甘失败。惟战争激烈，远隔重洋，人员物资耗费太多，运输亦困难（比我们好），兵力分散，长期坚持下去，力量削弱。苏联益见强大，美感久陷朝鲜作战，战略上失败，马歇尔派感觉比较锐敏。在武装日本中，虽有顾虑，但结果还须武装。
二、我步兵强，人员多，但运输极困难。朝鲜地形狭窄，我军作战受到很大限制。在我空军不能维护交通运输和必要的、部分的配合作战前，此种优势目前难以发挥应有的有效作用。我只有决心作长期打算，准备好各项有利条件。作战方面，在汉江、昭阳江以北及三十八度五线以南地段，进行反复拉锯战。平均两个月进行一次较大反击战役，打退敌进攻。如此我以21个军以三番或18个军作两番进行战斗，似此每月需补充兵员30000。每年战费7至8亿美元（以1950年比值计算）。上述概算，估计人力可支持，财力有困难。但从全国开展节约和开源（主要生产）运动，似亦可克服。
三、目前部署：志愿军以20军、26军（现在只用1个师）、42军、64军（人数很少）、47军，人民军2、5两军团（人数很少）担任防御战。如敌北犯甚急时，我阻击玉昌道里、剑不里、玉洞里、安峡、秀龙山线预定阵地，举行战役反击，争取迟滞至8月中旬时为有利。19兵团、3兵团即可大体准备完毕。否则，即以38军、40军、20兵团两个军与现在担任防御的部队，进行中等性的战役；反击仍须尽可能争取至8月初旬举行为有利。
四、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反击前，还须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
这一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给李奇微说，同意举行3方停战谈判；同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进行谈判。
中朝方面确定的停战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副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张平山。
毛泽东因这些停战谈判代表不是专门的外交人员，便选定了两个谈判高手赴朝助阵，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一个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他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周恩来首先向李克农、乔冠华交代了任务，他说：
“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
毛泽东对李克农说：
“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乔冠华也要去。”
乔冠华问毛泽东：
“准备去多久。”
毛泽东说：
“三五个星期就够了。”
他要李克农立即组织工作班子，并强调说：
“外交部、军队都出人。”
此时，李克农正哮喘病复发，每天靠药物控制，服了镇静剂方能入睡。他担心自己的病会误了大事，便说：
“主席，是不是派其他更合适的人去？比如伍修权、姬鹏飞去？”
毛泽东略略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
“还是你去吧！”
李克农毅然决然地说：
“那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出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便宴为李克农和乔冠华饯行。
7月2日清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等人：
……
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7月4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
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个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请速查告。
毛泽东7月2日上午4时
7月2日深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高岗同志，并金日成同志：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10天到14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
一、争取在10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10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
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三、杨成武两个军及50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38、39及42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毛泽东 7月2日24时
7月3日，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建议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双方军事代表开会期间，我们打算主要提出以下5点：
1、“双方应该同时下达停火命令。双方的陆、海、空军部队在下达停火命令后，应该在朝鲜全境停火并暂停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这一点敌方是能够无条件接受的。
2、“双方的陆、海、空军应该撤离到距三八线十公里处，并在距三八线南北各十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应该是1950年6月25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线以北受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受南朝鲜政府管辖。”
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绝对公平的，敌方将难以驳斥。
3、“双方应该停止从外面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陆、海、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朝鲜前沿地区。”
我们想，对方同样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一点表现出主动，而拒绝我们这条建议的后半部分也许更好些？
4、“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1、2、3点的执行情况。进入该委员会中立国的代表应未参加朝鲜战争，数量相等，并由双方挑选。”
我们想，对方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但执行这一点会遇到许多困难。对方提出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在中朝边境和朝鲜重要的交通站监督我们的军事物资运输。或者我们不要这个主动，等对方提出建议后我们再采纳？请告知您的意见，怎么做合适，完全拒绝成立监察委员会看来也不合适。
5、“双方应该把战俘遣送回国。在停止军事行动4个月内，分批办理战俘相互交换的全部事宜。”
对方可能会建议进行一比一交换。我们应该要求遣送全部战俘，但被对方俘虏的北朝鲜人的数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这些人已加入南朝鲜的部队，所以这一定会引起争议。
我们提出的上述主要5点意见，应该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议上得到准许。
此外还有几点：
1、“所有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的志愿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3-4个月内）应该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方的代表可能会认为，此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连带关系，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批准。请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
2、“南北朝鲜的难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几个月内）应该返回到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坚持提出这一点。但实现它很难。看来南北朝鲜的代表就此问题会产生许多意见分歧和争吵，有可能对其它重要问题的解决带来影响。是否可以提出这个建议？如果带来争吵并得不到批准，那么把它拿到国际政治性大会上去讨论。
请告知您对上述几点的意见。此外，昨天我们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鲜。大约在1951年7月5日，他可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讨论与和平谈判有关的各个问题。此后他将前往开城附近，在那儿秘密地指导谈判。
我把金日成同志就此问题阐述意见的电报也发给您。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接着，毛泽东将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给他的电报，转发给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我建议成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团团长）、外务副相朴东柞和一名志愿军代表。在双方代表会谈期间，我们建议提出以下几点：1、从何日何时起（平壤时间）双方应该停火并停止其他的一切战斗行动。2、从何日起双方部队应该在三日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该地区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应该停止陆、海、空军从三八线通过。4、从北朝鲜领海开走所有的外国舰艇，并解除对三八线以北海域的封锁。5、自停火之日起，两个月内从朝鲜撤走所有的外国陆、海、空军。6、自停火之日起，两个月内相互交换俘虏。7、被美国和李承晚的部队从三八线以北地区强行赶走的公民应该返回家园。请您阅过电报后马上给予答复。金日成 1951年6月30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我方所提建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7月3日发来的电报收到了。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3点的第2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4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5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其他的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7月4日凌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彭：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毛泽东 7月4日上午4时
7月4日晚，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并李克农、乔冠华，他写道：
“一、金于7月4日13时的电报，李、乔于7月4日12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
二、李、乔及邓华均可于7月5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波、柴军武（即柴成文——笔者注）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7月5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6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
三、如果你们同意早去，则给李奇微的第二个通知就不要发了。但如果你们认为于7日上午我们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车去开城帮助会议工作，则那个通知仍可于6日上午发表。究竟是否发表那个通知，请金于明（5）日告我一电。但李、乔、南、邓、金、金、柴等同志，最好于5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毛泽东7月4日21时
7月7日，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将派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的报告上批示道：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7日下午，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江青陪同下到中南海划船。他们的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时，谈起了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
“《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7月8日，朝鲜战场上的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朝鲜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双方交换了代表名单，决定于7月10日上午开始谈判。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其他成员有：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方代表为了戏弄美李军代表一下，就说：
“为了便于识别，以免误伤，希望你们的代表乘坐的车辆上，挂上醒目的白旗，除代表以外的人员，要佩戴上醒目的白袖章。”
美李军方面代表见中方代表说得很认真，还真的就答应了。
7月9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谈判中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21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24周年的指示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做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7月9日这一天，曾经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救命菩萨”的湖南一师同窗好友李声澥，即李中，病逝于湖南南县。
原来，李中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到原籍以原名兴办学校。1951年，毛泽东得知他在故乡从事教育工作，仍十分感念这位1919年初在浦口借钱给他的“救命菩萨”，便先后3次写信邀请李中到京一晤。李中在应邀赴京途中不幸患了重病，不治而亡。
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来凤庄举行首次停战谈判。
这一天，美李军代表来到开城的时候，还真的应中方的要求在车上悬挂了一面白旗，使得中朝方代表忍俊不禁，美李军代表这才感觉不对头。后来他们就要求不坐汽车，而是改乘直升飞机来。
10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彼此都显得有些紧张。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埃，是一个急性子，谈判一开始，他便开口道：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我希望大家说话能像子弹出膛一样，直率迅速地解决面临的问题。”
乔埃怎么也想不到，中朝方面代表团实际上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3道线，第一线直接出面的是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和负责联络的柴成文，第三线则是幕后指挥的李克农。李克农还负责将每天谈判的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随时请示。李克农实际上成了中朝代表团的负责人，由于他的身份不便公开，大家就称他为李队长，而把乔冠华叫作乔指导员。
第一次双方会谈自然是无果而终，问题就卡在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上。李克农随即将会谈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乔埃则向李奇微诉苦说：
“中国人真难对付！他们把朝鲜人推到前面，同我唇枪舌剑地辩论，自己却躲在背后出鬼主意。”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克农说：
“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修改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请读者注意，这个《武训历史调查记》原是武训历史调查团辛勤工作的成果，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笔者本无须多费口舌。但鉴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毛泽东身后又要翻案，便不得不多费一点笔墨了。兹将《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部分及部分结论摘录如下，供诸君研究：
“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13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此外，尚有堂邑、临清、馆陶的许多县、镇、区、村的干部同志参加了这个调查工作。假如没有这些同志帮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根据调查的材料执笔写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钟惦棐、李进3人。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5部分材料：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二、武训的为人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160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我们在堂邑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武克科（武庄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玠（武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金池（武庄人，72岁，过去是贫农兼木匠和油漆匠，现在是中农），武克亮（武庄人，78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武金兴（武庄人，武训的曾侄孙，4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武金兴之妻（43岁），武金栋（武庄人，78岁，青年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陈福临（武庄人，7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明之妻（武庄人，84岁，武训的族弟妇），赵维汉（柳林镇人，7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郭缙武（柳林镇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郭继武（柳林镇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郭金鉴（柳林镇人，8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韩祝龄（柳林镇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穆仲山（柳林镇人，66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杨光汉（柳林镇人，70岁，杨树坊之孙，过去是恶霸地主，现在是中农，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镇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杨光炬（柳林镇人，6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杨鉴远（柳林镇人，7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赵朝熙（柳林镇人，67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赵棣（柳林镇人，65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石东海（夫人砦人，7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李四德（夫人砦人，7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杜汝真（夫人砦人，7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洪鲁（夫人砦人，8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萧振如（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泗汉（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桂树（萧集人，6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洪飞（萧集人，71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怀祥（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唐勤习（连二砦人，75岁，武训的外孙，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春华（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铸（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梁老梦（连二砦人，8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林雪亭（乔庄人，6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范昌期（乔庄人，81岁，秀才，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倪瞻云（倪屯人，81岁，秀才，过去是破落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思铎（东路堂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梁亭桂（万庄人，70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路兆平（万庄人，8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路延林（后路堂人，103岁，过去是由佃户变成的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文显（后路堂人，71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潘耕申（王二砦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潘耕历（王二砦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立成（小刘贯庄人，8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宋克义（赵郎砦人，51岁，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堂兄弟的孙子，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维修（王樊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崔金如（崔庄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汤传（崔庄人，75岁，过去是富裕中农，现在是中农），张玉池（中布砦人，2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我们在临清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魏浚哲（临清镇吉士口街人，73岁，过去充当过衙役、商人，现在是城市贫民），冀熙亭（临清镇东夹道人，73岁，过去做过钱庄的领东掌柜，现在是贫农），赵名选（临清镇锅市街人，85岁，过去是富商，现在是富裕中农兼杂货店经理），孔昭文（临清镇车营街人，6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搬运工人），陈茂林（临清镇后关街人，65岁，过去是店员、经纪，现在是城市贫民），郭宗周（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7岁，开小茶馆），于明轩（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秀才，过去是自由职业者，现在是中农），赵镜波（临清镇大寺街人，7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富商），郭华亭（临清镇后关街人，38岁，过去是中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朱镜波（临清镇大寺西街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医），张紫绶（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过去是银楼资本家，现在是中农），李汉邦（临清镇东关街人，86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城市贫民），张琴轩（临清镇南场街人，73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贫民），李玉岭（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9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小摊贩），刘季重（临清镇人，62岁，贫民）。
我们在馆陶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丁发训（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士太（西二庄人，6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文兰（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俊（西二庄人，7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子廷（西二庄人，7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保西（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汪宪章（杨二庄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汪景东（杨二庄人，49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汪毓芳（杨二庄人，39岁，中农），刘继先（杨二庄人，72岁，贫农），徐兰田（庄科人，83岁，中农），马朝臣（庄科人，74岁，中农），张晓峰（薛店人，74岁，贫农），陈雨亭（薛店人，79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李周氏（薛店人，76岁，中农），牟世英之妻（薛店人，82岁，贫农），李协元（薛店人，74岁，中农），李四（薛店人，72岁，中农），夏连全（塔头人，68岁，中农），王永成（塔头人，88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以上堂邑县50人，临清镇15人，馆陶县20人，共计85人，都是我们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未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1934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灾损失了。”
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关于武训剥削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江青在此处又加了一句话：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团将《武训历史调查记》呈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从文字上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多达15处。他在武训兴办“义”学一处加写的是：
“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再说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10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后来在7月23日至28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又印成小册子发行。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7月12日，美李谈判代表提出要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谈判会议区域，并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带了20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了朝中联络员的拒绝。美李代表团便以此为借口中断了谈判。
7月13日，美李代表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并称你方如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7月14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朝方面重新起草了给李奇微的复信，他写的是：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它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想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请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欲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能否继续进行下去？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部分及其结论，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便会明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吹捧《武训传》的那些人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张批判《武训传》的文化革命派之间的谁是谁非了。毛泽东在修改《武训历史调查记》时加写了一段话：“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他是这样说的，也正在这样做，还真的实现了“农民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联系到旧时代的教育制度和现代的工农大众子弟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的社会状况，还不能发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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