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一天，我们这批新兵从永定门火车站踏上北去的列车，目的地是天寒地冻的东北。
再见了，北京！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乘坐的车厢是四周裹得严严实实的军用“闷罐车”，里面用厚木板隔成上下两层，在一侧的上层有两个透气的小铁窗。一路“咣咣当当”，在千里迢迢的征途上喘息，这是车轮在钢轨上滚动摩擦发出的声音。有时车身免不了摇晃起来，感觉仿佛在乘船。雪花初如柳絮，渐似鹅毛，纷纷扬扬，缝合天地。
过天津后，列车进入夜间运行状态。由于没灯光，车厢内一片漆黑，只有中间一根蜡烛的微光和煤炉的火苗在不停地跳动。虽然大家已经非常疲劳，但心里仿佛都有一团火在燃烧，一直激情澎湃地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说打就打》等歌曲，使黑黑的空间内充满昂扬的气氛。
天地银装素裹，粗犷苍茫。眼前到处能看到参天的松柏、挺拔的云杉和潇洒的白桦林。山区朔风凛冽，寒气森森，似乎整个天地都被冻透了。
列车走走停停。车厢壁的细缝里，不时传来阵阵寒风。
我们在山海关兵站休整期间，开始了最初的军事训练。
指挥员口令：“立正！”
队列中齐喊：“立场坚定！”
指挥员口令：“向前看！”
队列中齐喊：“整齐划一！”
指挥员口令：“齐步走！”
队列中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晚上，在冰冷的车厢内，我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因为听说明天抵达目的地后下了车，还要徒步行军，需要积蓄精力。
然而，当我头枕着背包躺下，在黑暗中强闭住眼睛，却久久不能入眠。尽管我感觉很累，但思维却无法遏止，越来越活跃……
我碰了一下两边的张立和、廖文国，小声道：“哎！睡得着吗？”
“睡不着！”他俩先后道，“数数、背英文字母、俄文字母……什么催眠办法都试过了，还是睡不着。”
“既然这样，咱们干脆不要硬睡了。”我说，“跟我一块儿写诗吧。”
“好！”两人齐声道。
于是，我同他俩便摸着黑，你一句、我一句地作起诗来。
征途
人烟静，夜色黑，
风如吼，车如飞。
寒风阵阵扑面来，
长途跋涉不知累。
矫健雄鹰方展翅，
敢向长空斗风雷。
过山海关
山连海，海连山，
关入云，云遮关。
高墙危楼踞险塞，
屹立群峰几千年。
愿将身躯作长城，
拼将热血捍江山。
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次日凌晨，才勉强合了一会儿眼。
我们经过两天长途跋涉，终于在一个夜里，冒着漫天的风雪，抵达一个名叫“歪头山”的小站。
据新兵连领导讲，此地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工业城市。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粉尘从工厂的高大烟囱里喷出，所以这里的天空平时很难看到灰色之外的其他色彩。只有在今天这样的风雪天里，才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
几百号人下了闷罐车，改乘“解放牌”。谁都没想到，汽车在冰冻三尺有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上熄火了。
全体新兵都下来推车，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汽车仍然发动不了。
司机钻进车底烤油箱，手脚都冻得通红，手指关节似乎都已僵硬，油箱却依然冷冰冰的。
怎么办？
一位新兵将手伸到嘴前哈着热气：“如果没办法，咱这当兵第一夜就在汽车上度过吧。”
“新兵蛋子，”一位老兵笑了，“那可是要冻死人的哟！”
他的话把新兵们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只见他皮帽下面露出刺猬般的硬发，高高的眉弓，亮晶晶的眼睛，里面闪着火一样的光。
于是，我们这支由众多新兵组成的部队，拿出了抗御严寒的最好“法宝”——急行军。
血气方刚的新兵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
每当熟悉的、雄壮的旋律带着亲切动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流淌在我周围时，总会唤起我对那时整个生活场景及心灵的共鸣。
于是，我的思绪便徜徉在这歌声的世界里。
音乐的美凭借人们想象的翅膀，穿过时空的隧道，把我带到往昔，俯瞰无限空间。于是，种种鲜活的感觉复苏了，生命里充满绚丽的色彩。
美好的歌曲是时代的象征。唱起自己熟悉的歌曲，总会让人想起许多曾经。它们似一壶老酒，随着时光推移，那份醇香总使人久久不忘。虽然岁月不停地流逝，歌曲的旋律仍然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强烈感染力，使我又回到那魂牵梦绕的火热年代。
歌声不仅给我旧梦重温的感触，而且让我体会到一份新的意趣。
风狂雪猛，道路坎坷不平。我们背着行李快步疾行，在风雪寒冬居然累得大汗淋漓，头上尽冒热气。
在歌声的间隙，我和张立和、廖文国等一边行军，一边继续作诗：
登山
北风吹，雪纷纷，
意志坚，步伐紧。
起伏群山披素甲，
连绵翠柏铺绿荫。
手攀青松几丈高，
脚踏白雪三尺深。
到歪头山
大雪飘，似鹅毛，
凯歌起，冲九霄。
战友夜迎送春暖，
来到革命大学校。
矿石投进熔炉里，
化为钢水浪滔滔。
这些在征途上“哼”成的诗作，后来曾在部队欢迎新战友的联欢大会上朗诵过，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一些团首长的脸上还溢出一种特殊的欣喜之光。因为这些新兵的到来，不仅给部队补充了新鲜血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指战员的文化素质——要知道，那几年的新战士，可是全社会青年中精华的一部分啊！
那一天，我们就是这样冒着天地一色的漫天风雪，急行军几里地才赶到目的地。
我们到达时，部队的领导和老兵们已在大风雪中等候我们几小时了。
见到我们的队伍，他们敲锣打鼓地欢迎，端来姜汤水和热气腾腾的面条，使我们一进部队的大门，就感受到温暖。
“我们住在哪里呢？”一位新战士问接兵的排长。
“住在那里。”排长指了指一面高高的山坡上一排简陋的“干打垒”，带有歉意地说：“条件是差些，希望大家不要有什么‘活思想’。”
“廖文国，听见没有？”张立和打趣地说，“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活思想’。”
廖文国“扑哧”一声哑然失笑，大家也哄然大笑。
这里是一个风口，十分寒冷。条件确实艰苦，十来个人挤在一间低矮的窝棚里，棚顶用麦秸稻草铺盖，四周是土坯垒起的墙壁。朔风从房顶和墙缝中袭进室内，任凭怎样掖紧被子也无济于事。没办法，大家只好互相紧紧地挨着，用体温驱寒。说来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相信，当时我们并不感到苦，倒觉得乐趣横生。其根本原因是大家被一种崇高的理想鼓舞着，冷一点算什么呢？
第二天起床，洗脸的时候，脸盆和牙缸的边上都结上了一层薄冰。取水也要敲开水桶中的冰层，舀出一瓢。那种冷啊，一下子能刺到骨髓！
记得整个冬天，飘雪似乎是每天的事情，只要出门，都会走在无边的雪地上。朔风袭来，棉衣外加皮大衣、毛袜和皮袜外加皮大头鞋，似乎都像薄纸般顶不上大用。
操课时，有时我冻得上下牙齿直敲，脸颊和嘴唇都干裂得冒出鲜红的血珠。这时，我忽然想到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辈们在歌中唱到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又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等人在西伯利亚的寒流与风雪中筑路的情景。我感到我们与他们所处的时间与地点尽管迥然不同，但两者所焕发的精神却是一样的。
军人的世界，无疑是一个充满阳刚的世界。它仿佛是拉满弓弦上的箭，时时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因而其中的各种活动也充满了战斗气息。就说拉歌吧，无论放电影前，还是开大会前，只要集会，就会有一场由拉歌引起的比赛。一般是发起者自己先唱一支，然后便大声“发难”——××连，来一个！××连，来一个！被“将军”的连队，往往没理由不挺身应战。常是没等应战的连队唱完，其他连队便开始“起哄”——××连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这时候，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就看哪个连队嗓门大、气势高……这种比赛，往往令官兵们精神振奋。
我知道来到部队，就要加倍努力，不畏任何艰辛。我一天到晚神经都处于兴奋状态，早上常是悄悄第一个起来，抄起扫帚就开始打扫卫生，那刷刷的声音一直到其他战士起床；帮厨、喂猪、淘厕所等最脏最累的活，也无不抢着干；晚上不是给连队写黑板报、刷大标语、读报纸，就是用床板或背包当书桌，见缝插针地读《毛泽东选集》。我常是一边读，一边将自己的体会写满字里行间、天头地角。深夜，我精疲力尽地躺到简陋的通铺上，浑身像散架一般，脑袋一挨枕头就酣然睡着……
在紧张、艰辛的训练、执勤之余，我常爱登上营区附近高高的山岗，看那广袤的蓝天上，矫健的雄鹰自由自在地飞翔。
那时，晚上在睡梦中，我曾梦见自己也变为一只小小的雄鹰，无忧无虑地在蓝天下飞翔。
正是这样的环境，使我得到磨炼。我将自己的理想和青春，都伴着汗水洒在那片冰封雪冻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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