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5日的东北大鼠疫，由满洲里传入哈尔滨，并迅速扩散到东北三省各地，蔓延到66府县，疫毙者达46747人。中国东北鼠疫疫情在当时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事件。
东北鼠疫疫情发生后，对于清政府的统治和治理机制造成重大压力。当时，中国尚未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制度，在上海、大连等口岸城市、租界城市以外，对于遏制病疫传播多采取传统的中医防治手段。这也是疫情发生之初，清政府、东三省总督以及各地官府官员应对失据的重要原因。
中医对于鼠疫的看法分为伤寒派和温病派，前者以人体内“气”的不平衡解释鼠疫，认为体内正气不足和外部影响造成鼠疫染病；而温病派则将环境的影响考虑在内。当时的中医医者认为，鼠疫源自土地里的“浊气”，所以让鼠先染疫，然后传染给人。为此发展出的预防方法就是打扫房屋、谨防老鼠出没，让清风驱散所有浊气，并倡导通过熏染檀香、硫磺、艾草等辟疫，还有就是内服解毒活血汤，外敷药物于淋巴结，用刀割、针刺甚至麻黄排出脓毒，但效果并不理想。
必须指出的是，在19世纪晚期以前，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世界其他地区，对于鼠疫的认识大体与当时的中国中医处于一个水平。但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发生鼠疫疫情，法属越南殖民地长官派遣科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到香港调查，通过对鼠疫死者尸体、疫鼠尸的解剖，分理处鼠疫杆状物。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之后也独立研究，证实了耶尔森的发现。
所以，在1910年冬天的中国东北，鼠疫疫情来袭时，最初东三省总督锡良以及各地地方官鼎力支持中医办理防疫，与盘踞中国东北中东铁路沿线的俄方当局、以及盘踞中国大连等地的日本当局进行的西法防疫展开竞争。一些中医宣称可以凭借针灸治愈鼠疫，这种思路极大地误导了清廷官员，以至于疫情发展到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向东北之外各地征集中医。在1910年12月31日，因为疫情发展实在太过严重，加之各国列强的强力施压，东三省总督锡良方授权中国医生伍连德获得防疫全权。
伍连德采取的是西法防疫，这在东北很多城市引起中医群体的抵制。长春中医坚称西法防疫无效，因而自己组建了鼠疫医院，却未料及开张一周，就有2名中医和7名护理人员染疫死亡。尽管如此，东北各地的中医仍然在不断推荐各种药方，甚至建言可以使用萝卜、白菜、石膏、银花等药物治愈鼠疫。在东北大鼠疫疫情画上句号以后，各地中医仍讥笑西医、西法处置的低效。
西法防疫在什么背景下出现在中国
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19世纪后期开始大幅度迎来中原、华北地区的移民，并因此发展出发达的农牧业和初级加工产业。东北地区在当时也成为俄国和日本觊觎的对象。
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同时，致力于迫使清廷答允修建中东铁路，并沿着铁路沿线新建、扩建满洲里、海拉尔、扎兰屯、齐齐哈尔、昂昂溪、哈尔滨、阿城、双城绥芬河等多个城市。俄国还希望以中东铁路为基线，在中国东北腹地各处继续修建铁路线，为此在中国华北、中原地区招募了大量的劳工。
日本也有相似的铁路扩建计划。俄日矛盾自此变得难以调和，在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后，日本开始致力于巩固其在东北南部地区的殖民优势，也在大力投资兴建工矿业、交通业。
俄日的东北基建竞赛，使得东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建成体系化的铁路网、城市圈。在东北，大量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
但是，东北全境当时仍是中国领土，清政府设立东三省总督以后，也努力致力于防止俄日过度扩张、过度侵蚀中国主权，对于俄日任何可能威胁中国主权的做法予以坚决抵制。
这也是为什么在1910年冬天发生鼠疫疫情以后，在中国东北拥有殖民特权的俄国和日本相继采取西法防疫手段，甚至不惜粗暴地采取强制检疫、隔离的方法来试图阻断疫情传播的情况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卫对东北的主权。
所谓的西法防疫，最早出现在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中山大学医学院（深圳）教授杜丽红所著的《东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国》一书。书指出，西法防疫的核心理念是基于基督教传统，也就是将鼠疫认定为罪恶的惩罚，所以患病者就是有罪的人，为此给远洋航行的船只发放健康证，并要求即将抵岸船只及随行人员在指定区域隔离后才可进港。
19世纪事实上也是欧洲国家大肆殖民扩张的世纪，频繁往来的军舰、商船使得欧洲国家口岸和殖民地频繁爆发鼠疫、流感等疫情。
西法防疫引入中国，如前述是因为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疫情，港英当局非常强硬地推行实施了消毒、隔离、检疫等举措。之后，租界当局也曾试图将香港的西法防疫举措复制到上海，但清廷上海官员、商界人士以及民众的响应度很低。
书中解释了西法防疫思路进入中国困难重重的原因所在。中国文化赋予了中国人的有限乐观态度，相信生死有命，所以如果遇到严重疫情或疾病，那是命数使然，不是人力可以对抗的。
而且，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当时，无论是东北、上海，还是国内其他地区，清廷官员、商界人士甚至本土知识分子最为警惕的就是列强用防疫为借口，扩大在华特权。
从中医防治到西法抗疫
1899年，营口地区发生鼠疫疫情。此举引起了当地外国领事的高度关注。当时，营口地方官仍然采取传统的疫病控制方法和中医诊疗做法，以至于疫情在多地扩散开来。此举受到各国领事强烈批评，日本方面甚至派遣医生到营口挨家挨户查找病人，将染疫者送往专门的隔离医院诊治。但外国的干涉做法激起了清廷以及地方、商界的颇多不满，由于当时的疫情并未显著扩散，因而也无从显现西法防疫相较于中医治疗的优势。
八国联军侵华、俄日战争以后，日本在东北南部强化了派遣力量，不仅包括军事占领力量，也包括医疗卫生体系。日本人自信自己已经跟上时代的节拍，在防疫方面掌握了相当的科学和技术经验，因而在大连、营口等地建立起非常严格的海港检疫制度。但这种制度并未比较完整地向东北其他地方扩散，而被当时的清廷官员视为外国侵略的象征。
1905年，清廷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包括官制改革，设立城市警署和卫生局，加强城市治安管理和公共卫生管理。但正如《东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国》书中提到的那样，当时的东北卫生防疫机构不仅奇缺，而且经费、经验全都缺乏。
1910年10月26日，哈尔滨发现第一例鼠疫患者。哈尔滨市政管理部门开始采取防疫措施，而俄方向哈尔滨地方当局也施加了强大压力。哈尔滨地方官员按照自己了解的防疫措施建立隔离、救治、消毒等措施，对疫情得到控制很有信心，但俄方却非常悲观。书中指出，哈尔滨地方官员最初相信鼠疫可治，服药或者针灸即可治疗，所以并不认为有必要通过强化封锁来遏制传播，俄方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鼠疫无药可医，只能通过严密封锁、隔离染疫者来切断传播。
疫情形势在1910年的11月、12月逐日不断变得更糟。1910年12月25日。伍连德到达哈尔滨，但与当地卫生部门、医生、防疫人员都表现出矛盾，很难获得后者们的良好配合。
在快速完成医学试验后，伍连德直接上报，指出此次疫情属于肺鼠疫，人人传播，当务之急就是分别与俄国、日本当局分别控制铁路交通，修建更多的临时医院来容纳病人、隔离疑似染疫者，建立东北去往北京的卫生状况，如发生疫情，就要采取更为强硬的防疫措施。这些建议获得了清廷外务部的同意，但东三省总督锡良仍然主张防疫应由东北地方主持。这方面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疫情得到控制的速度。
清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出专门经费支持东北抗疫。当然，《东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国》书中也提到，晚清政坛上的权力斗争使得东北以及其他地方无法真正意义上获得包括防疫在内的各项重点工作的充足资源支持。
为阻断鼠疫从哈尔滨向东北南部地区以及京津地区传播的链条，1911年1月起，哈尔滨至奉天（沈阳），奉天至北京等地的二、三等客车停运，部分未停运列车则需经过非常周密的核验。清廷在山海关还专门由北洋军设卡，专门核验排查疑似染疫者。不仅如此，为了确保防疫落到实处，清廷还应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奏请，调集了部分精锐新军奔赴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这些举措的目的其实就是避免在东北务工的华北、中原地区劳工因对疫情发展产生恐惧，将之堵截在东北范围内，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至全国疫情。
《东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国》书中还提到，在伍连德的推动下，哈尔滨等东北城市对染疫死亡者的遗体采取焚烧深埋；并且对所有可能染疫、波及的物品、场所进行严格消毒，包括烧毁物品、蒸汽消毒、煮沸消毒、药物消毒。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提到了当时出现的省际政治博弈。1911年春节后，直隶、山东两省为当地经济、治安考量，苦苦劝说东三省总督锡良同意直鲁两省苦工北上。但锡良则考虑到疫情尚未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如果让直鲁两省苦工北上，会进一步加大防疫压力，反过来要求直鲁两省体谅东北的难处。
尤其是1911年4月万国防疫大会选在奉天召开，锡良必须避免会议期间在奉天等地出现疫情。经过双方的艰苦博弈，最终以东三省行政当局严格查验苦工身体状况，不断遣返不合要求者而告终。
所评图书：
书名：《东北大鼠疫：西法防疫在中国》
：杜丽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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