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是谋划工作、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毛泽东极为重视调研工作，亲身参与并撰写了大量相关著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就有5次游学考察。大革命时期，他撰写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评价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伟大作用。经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布哈林推荐，这篇考察报告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俄文版和英文版上公开发表，成为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
大革命时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农民运动在中国南方各省蓬勃兴起。毛泽东于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他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为实施这一计划，他联络长江沿线各省国民党党部，在武昌开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直接推动了北伐军顺利进军，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但是，在对这场农村革命大风暴的认识上，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革命统一战线上层内部甚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部，出现了“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并展开了激烈交锋，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与指导。
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用事实回击责难，以实践探寻真理。为此，当年34岁的毛泽东在戴述人的陪同下，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在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的农民运动，广泛接触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召开各类调查会，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戴述人又名戴晓云，衡山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衡山县委书记。毛泽东邀戴述人同行，主要是因为他熟悉考察区域的乡规民俗。
毛泽东等从省城长沙出发后，于1月4日至10日在湘潭县城以及银田、韶山一带考察；1月10日至14日在湘乡，来到外祖父家的唐家圫并将舅父、表兄弟和一些老农请来座谈；1月15日至23日在衡山县，先后考察了白果乡、福田铺、宋家桥和县城，然后回到长沙城，24日至26日考察了长沙郊区；1月27日至2月3日又在醴陵考察；2月4日至5日回到长沙，考察结束。此行32天，其中10天在衡山县境内，几乎占行程的三分之一。他们在衡山县的具体行程如下：
1月15日，毛泽东等离开湘乡，从分水坳进入衡山县境内，首先抵达白果乡（今白果镇）。白果乡地处南岳衡山之北，被称为“岳北地区”。毛泽东到达白果的当晚，即在岳北区农民协会所在地——关圣殿召开了农协干部座谈会。他说，湖南农民运动是从1923年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始的，这是由水口山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组织起来的全国第一个工农联合的革命团体，是我国农民最早起来革命的地方，可以与广东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媲美。他还说，岳北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老家，这里闹起了革命，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舞金箍棒。
1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芳山公祠听取了岳北区女界联合会负责人的汇报，负责人说起“去年冬至那天，岳北女界联合会组织白果乡的妇女们，拥到赵、周、李、廖、刘各氏族祠堂里，往日不让进去，这次一屁股坐下来吃冬至酒，气得族长和大富人家干瞪眼”。毛泽东听后，用笔在本子上记下了妇女们“吃大户、闹祠堂”的事，连声称赞“干得好”。接着，他又到了岳北农工会旧址——刘捷三公祠进行调查，了解当年岳北农工会的斗争情况，指示要给在斗争中牺牲的周德二、赵丙炎、廖芳炳、李玉邕4名烈士召开追悼会，并照顾好他们的遗属。他在刘氏宗祠察看了岳北区农民协会纠察大队的情况，在周氏光霁公祠调查了农民协会夜校的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和经费渠道等问题，问长问短，并为农会骨干会议作了一场精彩的形势报告。
1月17日，毛泽东离开白果乡来到福田铺，在圣帝庙召集附近3个区的农协干部开会，询问农运斗争及农民禁赌、禁鸦片等情况，在大樟树下向当地600多名农民发表演讲。18日继续进行调查研究，重点找当地乡绅了解商铺的经营情况。晚上，他在宋家桥戴述人老家戴聘公祠住宿，第二天又在有600多名群众参加的大会上演讲。1月20日，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向钧陪同毛泽东到县城，在县委机关所在地康王庙住宿，向钧、贺尔康、陈新宪等10余人向毛泽东介绍了衡山县党团组织及农协、工会等方面的情况。此后两天，毛泽东视察了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多次找学员们座谈，还主持了新党员的宣誓会。直到1月24日，他才乘船离开衡山县城返回长沙市。在返回前一天下午举办的欢送会上，200多名党团员和农协骨干分子聆听了毛泽东长达两个小时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从国际谈到国内，从工运谈到农运，从湖南谈到衡山，并高度评价了衡山县特别是岳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17处提到了衡山的情况。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及意义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2月16日，他就考察情况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提出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他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提出了10点意见，即在农村尚未建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难以办到，这些都是当时湖南农村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当前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他在报告的末尾写道：将此番考察的“详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指中共中央）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
随后几天，毛泽东开始在位于武昌都府堤41号的住所回忆和整理在湖南沿途的见闻及资料，遂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用大量事例对农民运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文章分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谓‘过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革命先锋”“十四件大事”等几部分。他还强调：“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文章高度评价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学说，同时为我们党此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从3月5日起至3月28日，毛泽东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刊物《战士》上连载，3月间，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和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上发表了前面两章，而后半部分没有继续刊出，原因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不准刊登。中央局委员瞿秋白说：“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某些人’之所以不让连载，无非是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他接着说：“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把毛泽东所写全文交给秘书，送往汉口长江书店。4月，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瞿秋白还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同时，瞿秋白还将毛泽东和彭湃并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该文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村大革命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尤其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插牌分田”；各地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自卫队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其险恶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工农群众发动一系列起义，从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国际传播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运动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许多对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热情讴歌“贫农乃革命先锋”，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考察报告从中国国情和农民实际出发，深知“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是发动农民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主动权。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篇雄文传万里。毛泽东笔力雄健，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奔腾汹涌，革命者看了坚定信心，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敌人看了则胆战心惊。以这篇考察报告为例，其不仅为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当时就传播到国外，时隔两个月便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写的考察报告。布哈林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位“鼓动员”就是毛泽东，他为中国的农民运动正名，真实地介绍了湖南农民在中国大革命中的状况，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布哈林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布哈林的倡议下，1927年5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第59期，首先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只隔了半个月即6月12日，《共产国际》英文版对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又进行了翻译转载，并且写了编者按语向读者予以推荐：“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共产国际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国际组织，即包含了各国共产党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于1919年5月在莫斯科创办，分俄、德、法、英4种文字出版。当时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宣传，毛泽东的文章向外传播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毛泽东的这篇考察报告在莫斯科公开发表，加深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也由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宣传，扩大了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尤其是在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中的影响，为毛泽东及其思想进一步传播和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毛泽东由此进入国际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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