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文明，并非每一条河流必定会孕育出一种文明。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宗，地位尊崇，《山海经·西山经》有“河出昆仑”之说。《汉书·沟洫志》中进一步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2024年4月23日，游客在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观赏“清流飞瀑”景观（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刘宏达 摄）
黄河有着世界大河中最为伟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在为华北平原提供肥沃的土壤、平坦的土地和便捷的交通的同时，也因其善决、善徙成为一条水患灾害众多的河。
梳理黄河历史上几次大的改道，理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水患灾害的自然、社会背景及洪水治理经验，可为当今黄河流域的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智慧。
有历史记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主要改道情况
文 | 葛剑雄 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徐梦珍
编辑 | 李亚飞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黄河九篇》（科学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张楚汉主编），原标题为《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水患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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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河故道
上古时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见《孟子》），尧派禹父鲧治水，鲧采用“围堵障”之法，“堤工障水，作三仞之城”。然而洪水超常，加之人力物力维艰，鲧九年治水未获成功，被放逐羽山而死。
在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入海口，黄河汇入渤海，形成独特景观。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禹在其父“围堵障”的基础上，创新治河工具、发明“准绳”和“规矩”，因势利导，加入“疏顺导滞”之法，黄河终得安治而形成稳定的禹河故道。据《禹贡》，战国以前的禹河故道自今河南武陟、浚县向北流，至河北平乡北，东北流分为九河，最北支为干流，北流至深县南，折东北至静海入海。
据《山海经》，上述河道由深县东北流至霸县南，向东流至天津入海。禹河故道的长期稳定得益于当时华北平原北段地势下沉、比降大，且有大陆泽等众多湖泊湿地，能够消纳黄河从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河道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输送水沙入海。
黄河禹河故道（公元前2278~前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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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改道
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黄河已由初期低洼的禹河故道逐渐转变为地上河，诸侯各国开始大量修筑黄河堤防抵御洪水，大陆泽发生严重淤积，洪水位不断抬高，黄河经常漫溢溃决，尤其是北面的持续淤高使得河道有向南迁移的趋势。
据《禹贡锥指》，至周定王五年（前602年）禹河故道自宿胥口（今河南浚县，淇河、卫河合流处）决口，发生了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整个河道向南移动数百公里，形成的新河道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因此称此河道为西汉故道。
据《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西汉故道经滑县、濮阳、河北大名、山东高唐，折北流经德州、河北南皮，又东北流至沧州东北入渤海。此次改道后数千年黄河基本都在禹河故道以南演变，北侧海河流域也从此发育形成独立水系。
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及西汉故道（前602~公元11年）
整个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天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来沙增加，河势不稳，频繁摆动导致河患不断，两岸生灵涂炭，农田灌溉系统和水运系统也受到威胁。
为保黄河下游免受洪水淹没，秦始皇主导修建黄河千里长堤，“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化堤防，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未见黄河决溢的记载。
进入西汉，“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岁所浚，且不能敌一岁所淤”，自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几乎连年决口，因决口规模较小，沿岸地方政府基本都成功堵口。至汉武帝时期，黄河下游决徙之患十分严重，濒河十郡（县），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数千人，岁费至数千万。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发生汉代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决口，“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也是黄河入侵淮河的最早记录。此次决口虽很快被堵住，但洪水向下游传播，随即“北决于馆陶，分流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入渤海”，屯氏河水流湍急，再次造成大规模淹没。瓠子决口形成的黄泛区内频发洪水持续20余年，民不聊生。
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亲自组织黄河堵口工程，河水复归西汉故道北行，此后80余年未发生大水患。
司马迁《史记》中将此次堵口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称赞“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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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改道
西汉末年（公元9年）大司马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第三年（11年）黄河便发生了汉代历史上最著名的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大决口，决口下游河道向东南方向摆动百余公里，夺漯水而东流至千乘（今山东滨州）入渤海。
此次改道造成了大规模的淹没区，为应对河患，王莽多次召集研讨治河方案，如著名的贾让治河三策。然而治河措施并未有效实施，洪水造成灾民起义，南阳刘秀领导起义军推翻了王莽十五年的统治，建立东汉。
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形成的河道称为“东汉故道”，相较西汉故道，其地势低洼且入海距离更短，流路几乎直线入海，比降大、流速大，挟沙能力强，为此后长达千年的河道稳定奠定了基础。
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及东汉故道（11~1048年）
汉代漕运在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是京杭大运河航运工程的重要起源。此次黄河改道打乱了下游水系分布，河水侵入东汉漕运要道汴渠，造成汴渠内泥沙淤积严重，洪水不断向东泛滥，两岸民众食不果腹。永平十二年（69年）汉明帝刘庄“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此次实际主持修汴渠的便是享誉后世的王景（营造官王吴的部下）。
因王景善治水，后得明帝重用，负责庞大的治河工程。《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王景治河方略“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即修筑了自荥阳至千乘入海口千余公里的黄河大堤，以巩固流路，地势有利的沟道被截直利用，险工河段加强防护，淤积河段进行疏通，通过合理的水门布设实现主河槽与滩地高效分水分沙的理论体系，缓解了河道淤积态势。
汉明帝称赞王景治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东过洛汭，叹禹之绩”。王景治河千年无恙，除了与其精湛的治河方略和工程措施密切相关外，当时黄河下游支流，如汴水、济水、濮水等，以及大野泽等巨型湖泊在大洪水期也发挥了调蓄作用，有效分滞洪水和泥沙。
此外，东汉时期对黄河全流域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统一管理，此后也十分重视对黄河大堤的维护，特别是隋唐时期更是大兴水利建设。加之东汉以后水土保持不断改善，气候优化、少有极端天气，黄河下游水沙条件改善。
这些良好的社会管理措施和自然条件的优化也为黄河千年安流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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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改道
西汉故道和东汉故道之间的低洼地带在经历汉、唐、五代十国多年的淤积后，蓄洪滞沙能力逐渐丧失，至北宋后东汉故道已难以维持稳定，河患逐渐增加，先后发生两次大改道。
景祐元年（1034年），黄河在濮阳横陇决口，离开了千年东汉故道，径直向东北分流，经河北大名至滨州入海，自此称为“横陇河道”，称“东流”流路。而后该河道迅速淤塞，极不稳定，庆历八年（1048年）在横陇决口点上游的商胡县再次发生决口，且决口形成的新河道进一步向北摆动，经大名至乾宁军（今沧州北）入海，称“北流”流路。
此次大改道之后的70年间，黄河发生了30余次重大决溢事件。北宋仁宗嘉五年（1060年）“东流”的黄河在大名决口，自此形成北流和东流并行的“二股河”入海局面。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四年（1081年），“北流”的黄河在澶州南、北两侧决口，南侧决口洪水大范围入侵淮河流域，大面积淹没造成巨大损失；北侧决口侵入永济渠，淹没淤塞航运干线。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发生最惨重的一次决溢，黄河在瀛洲、沧州决口，“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余万”。此后不久，在河患泛滥、民不聊生的内忧和金兵南侵、列强烦扰的外患之下，北宋灭亡。
北宋河患空前，而宋儒耽溺于论辩，主要围绕东流、北流，维持新河还是回归故道争论不休，重要历史人物深度参与，其中东流派包括官至宰相的富弼、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等，北流派包括欧阳修、范纯仁、胡宗愈、苏辙等。
纵观北宋70余年的治河争论，在黄河治理策略上犹豫迁延，终致河道左右摇摆不定，朝廷为整治河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开发了各种堵口技术，但均未能成功控制河势。
例如，每当堵塞北流恢复东流，积蓄的水势仍然会在东流河道更大范围决溢；反之，如果放任北流，则北流下游河道依次决溢，甚至分出二级东流、北流。
因此，无论北流还是东流的实践都未能改变河患无穷的局面，被后世讥为“治河无策而唯堵口有功”。
黄河第三次大改道（含多次决口）及北宋故道（1048~11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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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大改道
黄河下游的改道和洪水灾害与水沙不协调的自然特性相关，同时大规模不和谐的人类活动也是重要原因。
2023年8月21日，黄河九曲第一湾日落美景。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以水代兵，在河南滑县决开黄河大堤，造成了第四次大改道，形成“金元故道”。
黄河从此离开数千年入流渤海的河道，开启了长达700余年东南流的时代，经泗水南流、夺淮河入黄海。
此次改道淹没了最富有的两淮地区。之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今原阳）大决口，经商丘、徐州入泗水的古汴渠，成为南向黄河的主流。
从元朝开始，黄河逐渐离开游荡千年的河北平原，侵占淮河下游河道，导致淮河下游大量泥沙淤积，洪水下泄不畅，水域在这一带汇聚形成洪泽湖。洪泽湖随着湖底泥沙淤积，水位进一步抬高，最高水位超出东侧的苏北平原，形成“悬湖”，给苏北地区带来巨大的水患威胁。
元后期持续加剧的黄河北泛对漕运和盐税也产生严重威胁，迫使元代治水名臣贾鲁出山，大洪水期开工治河，九十日内完成疏汴渠、修北堤、堵决口等重要挑战，挽河南流以复故道。缓解了黄河北泛对京杭大运河的威胁，同时使得南流所经的汴渠、泗水、淮水等恢复通航。地方百姓为纪念贾鲁，对其疏通的河道冠以贾鲁河之名。
然而，河之危局可解，政之大势已去，贾鲁治河之功绩并未挽救业已腐朽的元政权，终被受扰多年的淮河流域农民军轰然击溃。农民军领袖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
黄河第四次大改道（含多次决口）及金元故道（1128~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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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大改道
明朝初期河道与元末几乎没有改动，治黄策略与元代一脉相承，北筑堤以保漕，南分流以泄洪济运。因明朝黄河决溢多发，治河贯穿于整个明代历史。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三月和四月黄河两次在原阳黑羊山（今原阳西北）决口，分为三支。
一支东经开封城，折向东南，流经通许、太康西、淮阳、项城，在沈丘注入颍河，过界首、太和、阜阳、颍上注入淮河，这条河道水流相对较大，被称为“大黄河”。
另一支仍走贾鲁河，东流从徐州以南入淮，水势相对微弱，被称为“小黄河”。
第三支东北流经阳武、封丘、菏泽、郓城，漫入梁山安山（今梁山县北）地区，致使元代开通的会通河淤塞。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令恢复洪武元年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今封丘县荆隆宫西于店）经菏泽到鱼台汇入运河。
永乐十四年（1416年）黄河决开封，东南流经杞县、睢县、亳州注入涡河，经怀远入淮。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决为两支，南支从荥泽县孙家渡（今郑州市西北）决口，南夺颍河经项城、沈丘、太和等入淮；北支从新乡大柳树口分出，东流经原阳、延津、封丘、长垣、东明、鄄城、范县等地，冲寿张沙湾入运，由大清河入海，贾鲁河湮没。
弘治二年（1489年）河决开封，呈多股分流之势，北决占全河水量的七成，南决占三成。南决自中牟杨桥至开封界分为两支：一支经尉氏等县由颍水入淮；另一支经通许等县由涡河入淮。北决正流从原阳、商丘、开封、兰考等地，东趋徐州入运，大体是贾鲁河也称汴道的流向，还有一支从金龙口、黄陵冈等决出，从山东曹县注入张秋运河。当年冬天，注入张秋运河的一支因金龙口水消淤塞。
弘治三年（1490年）白昂北岸筑长堤，南岸疏通河道，分黄河之水由颍河、涡河、泗水等入淮河。弘治六年（1493年）刘大夏受命治张秋决河，他也采取了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策，修三百六十里太行堤，产生巨大的南向导流作用，促成黄河“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大河重归兰阳、考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汇淮河东注入海。
此次也是黄河历史上少有的人力为之的平稳改道，即第五次大改道，也促成了后来持续三百余年的明清故道雏形。
黄河第五次大改道及明清故道（1368～1855年）
正德三年（1508年）黄河“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明史·河渠志》）。此后黄河依旧决溢不断，下游分几股甚至十几股入海。
嘉靖九年（1530年）黄河又决曹县；嘉靖十三年（1534年）河决兰阳赵皮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后黄河在曹县新集（今河南商丘市北）决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决沛县，下游分流超过十三支之多，逆流入漕河，散漫湖坡。
潘季驯奉三朝简命，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1565～1592年），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总结并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和“蓄清刷浑”以保漕运的治运方略，发明了“束水冲沙法”。
其治黄通运的方略，以及“筑近堤（缕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的治河工程思路及其相应的堤防体系和严格的修守制度，成为其后直至清末治河的主导思想。
清代河道总督靳辅在助手陈潢协助下，统揽治河全局，渐次理清河、运一体的总体思路，疏以浚淤，筑堤塞决，以水治水，借清敌黄，虽难以根治，但终其治河效益还是极大地推动了康熙王朝社会经济发展，“其利益在国家，其德泽在生民”。
细数明清治黄历史，众多治河名人兢兢业业的治河生涯中，多以改良的方式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黄河在淮河流域的流转迁移，却终难重现东汉黄河千年安澜的历史。
黄河南徙时期的水系格局、洪涝灾害、漕运关系、城池发展等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系统交融，彻底改变了黄河和淮河流域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一方面，随着黄淮运水系的交汇，黄淮运地区凭借舟楫之利，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城市兴起，成为城市群较为密集的城市化地区。
另一方面，随着洪泽湖水面日益抬高，洪泽湖东侧里下河地区危如累卵，一旦淮河涨水，淮扬地区顷刻成为汪洋大海，饱受水患。其中
，泗州城是黄淮运地区水城抗争的典型代表。泗州城建于唐代，至明代时泗州城已有商贾往来，繁荣景象堪比扬州。然而，由于泗州城依傍汴渠和淮河，地势低洼，在潘季驯加筑高家堰之后，水灾更是频繁。
最终，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城彻底被洪泽湖淹没，成为“东方庞贝”，终结了近千年的繁荣。除泗州城外，明清时期黄河下游沿线城市几乎都面临洪灾的考验。黄河流域的城市在遭受水患的同时，人们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应对洪灾的城市建设和水利建设的理念、技术和方法。例如徐州，位于汴泗交汇处，明清黄河故道从北面和东面流经，多次被黄河灌城，为此建立了完备城市防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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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大改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发生第六次大改道。
此次改道也是黄河演变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从此，黄河从南徙的明清故道先改向西北，后折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
决口之初，清政府希望通过堵口把黄河改回明清故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行复故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清政府只得认可黄河北行。
此次改道山东受灾最重。黄河经过30年的冲刷和堤防建设才形成新的河道，其间，除1861年、1862年、1876年外几乎年年黄水泛滥。同治年间，官府在原有民埝的基础上，开始陆续修建沿黄堤防。光绪十年（1884年）新河堤防已成规模，渐趋完整，然而堤防修成后黄河仍是“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1884年至1887年的4年间决溢132次。
直至民国之初黄河灾情仍然不断，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河甚至发生了近代史上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1938年6月9日，为阻滞日寇进攻，国民党以水代兵，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人为造成决口泛滥，黄河改道东流，从淮河入海。此次人为改道造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洪灾历时九年半。
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才在花园口堵口，黄河重归北方山东河道入渤海。如今的黄河下游只有大汶河一条天然支流入汇，是历史上流域面积最小的时期，仅占黄河流域面积的2.77%，仅相当于华北平原面积的6.3%。
黄河第六次大改道（含铜瓦厢决口、花园口决口）及现行故道（1855年至今）
民国时期，西方现代治河理论逐渐传入中国，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李仪祉学贯中西，主张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和水电兼顾，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关注黄河下游的治水思想，大步推进了我国黄河治理的理论和方略。
之后治黄史上出现了第四位实践大师王化云，主持治理黄河40余年。他基于历史经验和当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水文条件，用“宽河固堤，蓄水拦沙，上拦下排，两岸分滞”16个字归纳治河方略。他采用宽河蓄滞洪水和泥沙，使得黄河每年大约6亿吨泥沙淤积在河床和滩地上。他主持修建了大功、北金堤、东平湖、北展和南展五大滞洪区，以及三门峡、刘家峡、陆浑、小浪底等十几座骨干水库。三门峡之后，黄河治理继续实施以水库大坝为骨干、水土保持为根本的减沙滞沙方略，2002年后实施小浪底调水调沙，下游河道基本上稳定，未发生决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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