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
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
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
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话说1956年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老年学者、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现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来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学部教导主任，后任校长。保育院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毛泽东为保育院小学题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词，他写的是：“又学习，又玩耍”。朱德、张闻天、任弼时也都为保育院小学题了词。中央领导、部队领导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泽东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方志敏的儿子方宁柏、方宁竹等人，均在这里学习过。
王英樵后来在1942年春天与边区政府干休所党支部书记周文楠结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携女儿王肯随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队伍奔赴东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尔滨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他这次是在1956年11月来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陈轩和妻子周文楠、还有到哈尔滨作客的毛泽民遗孀王淑兰商量，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们在信中说：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现在哈尔滨市城建局工作，他过去在延安工作过，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都跟他念过书。现在来北京开会，特托他带上几斤东北兴凯湖特产烟熏马哈鱼，让主席尝尝。主席如有时间，希望能接见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宾馆，他先去拜访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视察去了，王季范的儿媳萧凤林接待了他，并将王英樵带来的信及礼物转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12月8日，城建会议一结束，中南海即给王季范家里打电话说，毛泽东9日接见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电话。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给王季范家里打来电话，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来电话，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点在宾馆等候，有车来接。在西郊宾馆住着的还有前边说过的熊子容教授，他是专程来看望老同学的。就这样，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的秘书看了看表，说：
“主席现在有事，大约等15分钟，就可以出来接见你们。主席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往往过了20分钟就接见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着会客厅里的陈设，只见靠后墙摆着一张条几，两边摆了6把椅子，两头各放了一盆君子兰，靠西侧还放了两套沙发。整个屋子显得简单朴素。
过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从会客厅后边的房子里出来了，他一见王英樵和熊子容，就亲切地和他们握手，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来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谨，说：
“请主席先坐。”
毛泽东说：
“你们还是些知识分子的习气，坐下吧。”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过，那时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说：
“在延安保育小学当教员。”
“那我们还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泽东笑了，他说：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当年我在长沙工作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过教员。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当教员的时候，要早得多啰。”
毛泽东又问起王英樵家人的情况：
“你岳母周外婆身体还好吗？生活有困难没有？”
王英樵说：
“周外婆今年90岁了，身体无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资收入不低，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对熊子容介绍说：
“周外婆叫周陈轩，是周文楠的母亲。她带着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韶山住过十多年。1950年我写信给周文楠，赞成她接老人到东北去住。老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历尽苦辛，生活很艰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称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泽东又嘱咐王英樵，好好照顾周外婆的生活，让她安度晚年。接着问熊子容说：
“你是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学什么？”
熊子容说：
“我在美国学的是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哲学。”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那咱们两个还是对立面的呀！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些变化，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对这一事件，你们怎么看呀？”
毛泽东见对方没有回答，就接着说：
“你们一定认为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我们也可借鉴，从中吸取教训。”
熊子容没有接毛泽东的话茬，而是提出另一个话题。他说：
“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应该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为建国初期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这不利于节制人口的增长。”
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身边的秘书说：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岁，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说：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结婚，女的二十三四结婚为好。”
毛泽东因为话不投机，就没有吱声。王英樵为了打破尴尬，就说：
“我从哈尔滨来时，给主席带了点东北特产马哈鱼，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点点头，问：
“是不是日本向苏联出口的那种鱼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说：“我给主席带了一本关于哈尔滨新修的儿童铁路的画册，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说：
“看到了，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呀。你们是不是学习苏联的？”
“是的，是利用林区作废的小铁路改造的。”
接见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快到12点了。王英樵就说：
“主席很忙，耽误了主席的时间，我们告辞了。”
毛泽东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间就在这里吃饭。”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叶子龙也说：
“主席请你们在这里吃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餐厅，毛泽东让两位客人坐上座，两人让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坐上座，两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叶子龙说：
“你们是客人，主席让你们坐，就坐下吧。”
宾主这才在餐桌边坐下来。餐厅坐东朝西，四方餐桌摆在餐厅正中，熊子容坐在东边，毛泽东坐南边，王英樵坐北边，叶子龙坐西边。桌子上摆着4菜1汤：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两碗素菜和一碗汤；还有一碟辣椒，两盘桔子、苹果，每人一杯葡萄酒；饭是两样，1盘大米饭，1盘馒头。
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断地向客人让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错，大块的肉和鱼，吃得津津有味。还兴致勃勃地问叶子龙：
“带来的马哈鱼怎么没有吃呀？”
叶子龙说：
“马哈鱼是熏成的，所以没有吃。”
饭罢，宾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也不推辞，把二人送出了会客厅门外，嘱咐秘书把客人送回宾馆。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复信中写道：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1956年12月13日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与会者提出不少意见，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后来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又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200元钱。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16日
12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3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6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西藏上层普遍加以宣传。”
毛泽东鉴于这一年平息的康区叛乱情况，又写道：
“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这两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毛泽东说：
“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二，再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作‘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
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趁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基本可以，决定再提交政治局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修改稿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说：
“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还说：
“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考虑再三，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泽东说：
“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篇文章，还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将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会后，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胡乔木家中，进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讨论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泽东要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马上动手修改，他说：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会后，吴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来到毛泽东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开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给毛泽东送一段。毛泽东一直在卧室等着，随到随看随改随定稿。就这样，胡乔木他们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点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吩咐说：
“马上将修改的地方，告诉翻译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再论》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标题的下面注明：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长达2万字的《再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怀疑，维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经验，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的是：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毛泽东还第一次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顺祝平安
毛泽东 12月29日
有书家刘锡山曾评论这一封信的草书艺术成就说：“毛泽东的草书已经很好了，草势放纵，遒美流畅，枯笔尤为精彩，云烟满纸。字的结构，中锋行笔，已有张旭、怀素的气息。而且一上手，就是自家面目，不承习旧路，‘读’、‘蒋竹如’、‘南岳志’尤为动人。”
12月31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迎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他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接着，赫鲁晓夫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就座。
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赫鲁晓夫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1957年1月7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至27日才结束。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全军组织编制调整方案。确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将人民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383万人中裁减130万左右，保持250万或者再少一些的常备军队”。同时调整全军的组织编制，把原来的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5个军种改为陆军、海军、空军3个军种，八总部领导体制改为三总部领导体制。
1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因受赫鲁晓夫之托，决定由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调处苏、波、匈矛盾。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代说：
“只要苏联共产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恩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周恩来一行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烈日涅夫等全班人马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汽车上，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周恩来等人在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铁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恩来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你和铁托一起去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由你们单独前往为好。”
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单独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访问波兰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月11日，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第二次题词。
原来在1956年12月，山西省在筹备纪念刘胡兰烈士就义10周年的时候，才知道毛泽东在1947年为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手稿已在解放战争中遗失了，便恳请毛泽东重新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毛泽东挥笔在宣纸上自右而左写下了3竖行题词：“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这一亲笔题词被送往烈士故乡，刻在刘胡兰纪念馆纪念碑上。
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和《诗刊》副主编及全体编委，他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且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1月12日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书房里对李银桥说：
“银桥啊，诗刊来信要求发表我的一些诗词，盛情难却，我让子龙抄写了18首，准备给他们送过去。小韩也很喜欢诗，你也受些感染么？”
李银桥不好意思地说：
“我和小韩都非常喜欢主席的诗，我也想学着写一写，可就是不会写。”
毛泽东说：
“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学就学作新诗，歌颂我们的新中国，歌颂工农兵！”
李银桥嘿嘿一笑说：
“主席，我也试着写了一首，可不敢说叫诗。”
毛泽东眼睛一亮，鼓励他：
“念来听听！”
李银桥就背诵道：
“我是工农兵，革命打先锋，哪里需要哪里去，党的安排我服从。
为了建设新中国，哪里艰苦哪里冲！
上边疆，下海洋，闯大漠，攀高峰，革命红旗飘扬处，处处有我工农兵！”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夸奖说：
“好诗，好诗！银桥啊，不晓得你还会作诗呀？”
李银桥红了脸说：
“这是我老婆帮我写的。”
毛泽东笑得更厉害了，说道：
“不错么，敢写就不错！真是一首好诗呢！以后多练多写，会更进步呢。”
1月14日上午11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打电话给臧克家，他说：
“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去接你。”
这天下午3时许，臧克家、袁水拍乘车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他们进入殿门，只见空阔的房间里寂无一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他们走来。臧克家、袁水拍一见毛泽东，赶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泽东安祥和蔼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让座，从烟盒里抽出香烟让他们抽。臧克家说：
“我不会吸。”
毛泽东笑着问：
“诗人不会吸烟？你在北大教书？”
臧克家回答说：
“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
毛泽东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克家趁机问道：
“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泽东反问道：
“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
“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
“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神态和谈话，使臧克家的心平静怡然了，心和心贴近了，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了《诗刊》创刊后的印数问题，他说：
“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
“你说印多少？”
臧克家说：
“公公道道，5万份。”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好，5万份。”
臧克家说：
“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
袁水拍赶忙给臧克家递了个眼色，又对毛泽东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一些国际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静静地听着，无法插嘴，可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说道：
“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会意地点着头。毛泽东把话又转入到主题上，他说：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的民歌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还说：
“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臧克家没听明白，袁水拍给他重复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经到了下午5点钟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泽东把他们送出殿门，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高声嘱咐道：
“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后来，毛泽东的信在《诗刊》上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毛泽东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马上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以更正。
再说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赫鲁晓夫之托，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顺利返回莫斯科。
周恩来在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真诚地说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赫鲁晓夫闻言跳了起来，粗鲁地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一见他如此暴躁，忍不住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没想到周恩来也教训起自己来，立时涨红了脸，他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也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便不动声色地反唇相讥：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受到当头棒喝，也转个话题发起进攻，他说：
“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恩来知道赫鲁晓夫另有用意，就平静地说：
“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说：
“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这才明白，赫鲁晓夫转来转去是要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马上含讽带刺地说：
“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欲知此后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学写政论文，应首先读一读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关于如何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一篇讲话，再看一看本章叙述的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是如何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即使不是做文章的人，在教孩子说话的策略与技巧时，也应该读一读毛泽东那段讲话的后半部分，他说：“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作‘欲抑先扬’，一个叫作‘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你看，这是不是很妙啊！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师，他在创办《湘江评论》时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此一时期，他不厌其烦地和那些不怎么会写文章的政治局常委们一起开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及秀才们讲解如何写好这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应该说，一是因为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二是也要借着写文章和修改文章的机会，对他的伙伴们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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