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不仅扫除了封建残余，保障了妇女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权利，同时也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铲除了性别压迫的社会根源，实现了妇女的根本性解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女权主义话语和理论范式的涌入，否定了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用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话语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要明确新时期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和方向，就必须回应对于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种种质疑，重新回顾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路径与经验。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12期
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了推动中国妇女解放的重任，领导包括妇女在内的各阶层群众探索出了一条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的道路，使得被压迫数千年的妇女实现了根本性的解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在冷战背景下形成的西方女权话语和理论范式的涌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遭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和否定。这些错误观点的广泛流行，汇入了同时期兴起的历史虚无主义大潮，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之时，重新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路径、经验与成就，回应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种种质疑，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史，明确新时期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和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19世纪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扩展，女性逐渐地从家庭走向社会，开始思考自身的地位与价值，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启蒙思潮的传播，部分觉醒的欧洲妇女发起了女权主义运动，形成了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即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启蒙理性为其思想基础，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于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主张争取同男性同等的“机会均等”的权利。她们发动了为妇女争取婚姻自由权、选举权、参政权、就业权以及受教育权的一系列运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虽然看到了女性在政治/法律层面所受到的压迫，但是这种压迫背后更深层次的根源就被忽略和遮蔽了。这种运动丝毫没有触动压迫妇女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不可能导致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
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也随之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方法，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秘密、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为妇女解放事业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意义，把妇女解放的程度视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分析方法，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争取妇女解放的途径及未来方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世界范围内对妇女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多数学者都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归因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别或者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秘密的过程中，也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私有制。在他们看来，妇女被压迫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必然现象，也不是在人类社会中永存的自然法则，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所产生的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性别压迫是伴随着阶级压迫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分化的产生，氏族的集体共同劳动被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劳动所取代。在体力上更有优势的男子随之取得了对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也随之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分析，跳出了从男女生理差别出发来理解妇女被压迫根源的狭隘眼界，从而避免了将性别对立“自然化”和永恒化的困境。
第二，妇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既然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那么要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就不仅要实现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而且要打破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结构。因此，妇女的性别解放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女权主义者要求将妇女运动独立于工人运动之外的要求，而坚持两者斗争的一致性。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那种脱离阶级议题的性别运动(即“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的运动”)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把戏”，并认为这种运动“就会很快退居次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明确地将妇女解放列入其政治纲领，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妇女实现解放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妇女参与社会公共劳动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其获得解放的前提。在私有制社会中，妇女被排斥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而主要从事与人的生产、养育、照料、陪护等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尽管资本主义所造就的市场“脱嵌运动”，使得土地、劳动力、货币等人类社会的大部分领域都被市场所渗透，但家庭依然属于市场体系之外的私人领域。这种局限在私人领域中的无酬劳动使得妇女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沦为了男性的依附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一方面使得妇女可以广泛参与到社会公共劳动中，从而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也会改变和消解家庭的职能，家庭内部的再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逐渐从私人性质的劳动转变为社会必需的公共劳动，女性也就可以彻底地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二、新中国妇女解放的路径与经验
晚清以来，在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女权主义思潮也逐渐传入中国。早期女权主义思潮主要是流行于上层妇女中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其主要目标是追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权利。尽管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没有触及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和阶级结构，而只是主张对一些具体的、枝节的问题进行改良，因而并不能真正改变妇女的命运。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进到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揭开了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应用于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分析之中，批评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分析了妇女被压迫的根源以及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所推动和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并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也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而是在深入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把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道路。这条具有性别、阶级与民族多维性质的妇女解放路径，“直接质疑了西方自由/本质女性主义普世化的假设”，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解放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路径和模式。这条道路在推动妇女解放的同时，也把妇女广泛地动员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场运动既是一场反对封建父权制的性别革命，也是一场反对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它一方面扫除了封建残余，打破了毛泽东所说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对妇女的压迫，同时也推动了广大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用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妇女通过两百年的斗争才取得的成就，使得占世界妇女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达到了一个工业化落后而封建传统深厚的前现代国家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对于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我们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
第一，实现婚姻解放，保障妇女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在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妇女被束缚在封建婚姻关系中。这种以夫权为中心的婚姻制度，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剥夺了男女的婚姻自由，酿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1950年5月，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宣布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明确“禁止重婚、纳妾”，保障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这部以反封建婚姻为主题的法律，从根本上解除了一夫多妻制、买卖婚姻等封建传统对妇女所造成的苦难，使妇女获得了彻底的婚姻解放。在实现婚姻解放的同时，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参政比例不断提高。从1951年到1978年，国家机关中女干部的人数从36.6万增加到1978年的447万人，在县委班子成员中的比例由1955年的0.76%上升到1976年的8.38%，在国家领导人中也出现了很多女性身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大规模发展妇女扫盲班、全民保健和防疫等手段，降低了妇女的文盲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为妇女的解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二，生产的社会化与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妇女被排斥在生产劳动之外。作为主要生产劳动力的男性，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享受着“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以及随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赋予了农村妇女以独立的经济地位。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人均分配土地的原则，确保农村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土地，“到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时，全国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约占农村妇女劳动力的60%左右，工作好的地区则达80%-90%。”在随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个体小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劳动逐步转化为社会公共劳动。家庭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附着在个体家庭之上的“父权”也随之瓦解。妇女和男性成为平等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员，享受着“同工同酬”的劳动待遇。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大量妇女进入了国有企业以及各种机关、事业单位。1952年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作的女职工约有150 万人，到1976年猛增到2036万，女职工比重达到了28.3%。除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外，大量城镇妇女被安排在街道工厂等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
第三，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与妇女从家庭中的解放。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伴随着广大妇女对生产劳动的积极参与，婴幼儿照料以及养老、做饭等家务劳动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妇女在劳动生产中的角色，与作为母亲、妻子的传统性别角色发生了冲突，这种角色冲突既制约了妇女解放的进程，也对工业化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并赋予其积极意义。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广泛地发展起来。如在1960年前后，北京市已经建立起了12000个集体食堂，1200个服务修理组，18000多个幼儿园、托儿所，收托61万儿童。在国企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广泛实行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政策，使得原先附属于家庭的再生产职能被剥离出来，极大地减轻了妇女的家庭负担。正如列宁所说“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
对社会公共劳动的广泛参与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在使妇女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独立的经济权利的同时，也打破了“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在高度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传统的父权制思想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形成了一种高度平等的性别文化和公共语境。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的激励下，妇女不再是柔弱的代名词，而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才能进入的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铁姑娘”现象和性别文化。在各行各业中都出现了妇女的身影，如女火车司机、女拖拉机手、女远洋轮船船长、女炼钢炉长……在这种全新的性别文化中，妇女作为妻子、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以及作为男性“凝视”对象的身份被弱化了。妇女不再是依附于男性的被物化的他者，而是在参与集体劳动的过程中拥有了自身独立的价值，“不仅成为社会主义的主人公而且成为全国模范和榜样”。
三、质疑与回应：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再评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也逐渐在一些学者的推动下引进中国。这些新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范式，为中国的妇女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是这些在西方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女权主义理论被强行嫁接到中国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而是“以西方女性的生存方式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女性的意识”。他们没能正确评价与肯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而是从西方视角出发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指责。
这些质疑主要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忽略了妇女的主体性，即妇女所得到的解放并不是妇女自己争取的结果，而是国家自上而下“恩赐”给妇女的。二是批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压制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无性化的铁姑娘”现象。三是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用阶级话语遮蔽了性别问题，女性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在普遍主义的阶级话语中被遮蔽了。在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责中，既可以看到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激进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观点曾经一度广泛流行，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者贬低、攻击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论据。但事实上，这些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所谓“恩赐论”的批评，忽略了妇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积极的、能动的作用。从“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新启蒙话语出发，一些学者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称之为“社会主义父权制”或“国家女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运动的领导，被批评为一种为了特定政治目标而“运动妇女”的行为；妇女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公共劳动的广泛参与，也被简单地定义为所谓“社会主义父权国家”基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对女性身体的“征用”。这种新启蒙话语在把国家抽象化和男权化的同时，也把妇女群体消极化和客体化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把妇女的权益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社会主义重要运动——无论是反帝战争、阶级革命还是经济改革——隔绝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似乎中国妇女完全置身于现代中国历史之外。”
从形式上来看，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确实是“国家”自上而下而推行的，但是“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新中国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劳动妇女在内的阶级革命——以及包含在这种阶级革命之内的性别革命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把妇女看成是革命的消极被动的客体，而是强调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妇女的解放是妇女“在斗争中用自己的力量取得的”。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广大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缺乏性别意识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充当了妇女解放的“启蒙者”的角色。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办妇女培训班、识字班等形式，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动员妇女参与土地革命和生产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启蒙之下成长起来的农村妇女，也在实际的工作和斗争中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比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饱受压迫的农村妇女积极参加诉苦运动，往往成为“斗争地富和诉苦的先锋。”在大批的根据地成年男性参军之后，农村妇女积极承担了农村的生产劳动职责，她们种地耕田、送军粮、做军鞋，组织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妇女群众的积极参与和牺牲奉献，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推动因素。正如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所指出的：“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所获得的权利和地位，离不开以申纪兰、郭凤莲为代表的广大妇女的辛勤奋斗和努力。党和国家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与妇女在这场运动中的主体性，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二，所谓妇女解放运动使女性“去性别化”的批评，事实上是基于一种狭隘的本质主义性别观念,最后导致了“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的重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过程中，抹去了以“铁姑娘”为象征符号的劳动妇女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杰出贡献。“铁姑娘”从劳动妇女双重解放的象征，转变为“女性男性化”的象征，并刻意凸显了女性在从事体力劳动过程中的身体伤痛。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李小江认为，两性差异是一种“基于自然”的差异，女性拥有一些与男性不同的自然特质，而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则将这些女性特质强行消灭了。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批评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导致的结果是使妇女失去了“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
这种深受西方文化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性别观点，把女性视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即一个“与男性相对的固定的范畴”。他们忽视了女性之间因所处的地区、文化、阶级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而构造出了一个统一的女性标准——这种统一的女性标准又落入了资本主义父权文化的窠臼。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这些学者批评所谓“无性化的铁姑娘”给女性带来的身体伤痛的同时，在西方大量存在的、从事艰苦劳动的工人阶级妇女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把西方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的一些性别特质，本质主义化为女性的一般本质，“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这种对所谓 “女性气质”的强调，在90年代之后被新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吸纳，使得女性陷入了被物化和性化的困境。作为新中国妇女解放象征的劳动妇女形象被解构了，代之以年轻、貌美、会消费的中产女性形象。这种充满着所谓“女人味”的女性形象，意味着女性不得不以男性的凝视和审美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女性重新成为了被物化的他者。正如柏棣所说，这种所谓的“女性意识回归”和对“女人味”的强调，事实上加大了“社会性别”的分化，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去”妇女解放的过程。
第三，对阶级议题压制了父权制问题的批评，遮蔽了性别压迫的阶级起源，并忽视了新中国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努力。父权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二战以后西方女权主义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思潮，都对马克思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所谓“阶级一元论”提出了批评。如激进女权主义把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视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主张用“性别一元论”来替代“阶级一元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一元论”，也反对激进女权主义的“性别一元论”，提出了阶级与父权制“二元论”的理念；而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则从根本上消解了本质主义的阶级和性别概念，认为性别与阶级都是在一定的话语范式中被建构出来的。这些思潮和观点也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回响，成为了“去阶级化”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潮的理论资源。
但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在把性别压迫归因于阶级压迫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性别压迫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把阶级解放视为性别解放的前提，也并不意味着性别解放是阶级解放自然而然的结果。在阶级解放完成之后，私有制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男权思想和陋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根除，对于妇女的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但是，这种性别之间的矛盾与私有制社会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已经截然不同。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基于阶级压迫的对抗性矛盾，而是可以在两性的良性互动中协商解决的问题。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尽管妇女广泛地走出了家庭、参与社会公共劳动，但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角色和女性的特殊负担并没有完全改变，很多男性仍然拒绝从事家务劳动，由此导致了妇女的“双重负担”。这是妇女所面临的特殊性别问题，但是在普遍性的阶级解放之中，已经蕴含着解决妇女特殊问题的可能性。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双职工现象，使得调整男女性别分工成为可能。比如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上海，男性从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所吸纳的家庭妇女，社会主义国家也承认其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贡献和作用。家属成为一个被国家所承认的政治身份，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国妇女的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和权益保障提供了一个更完善的环境。党和政府坚持男女平等的理念，推动了维护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制度机制建设，使得妇女以主体身份自觉地、全方位地参与、融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但与此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女权话语的渗入，妇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挑战。面对性别领域所出现的种种混乱状况，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重新回顾和发掘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抵制错误女权思潮的影响，实现妇女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
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留给我们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妇女解放、维护妇女权益的根本政治保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以凸显妇女主体性的名义，取消党和国家在妇女解放过程中的领导地位的观点。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把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归结于私有制，将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有机统一起来，避免了将性别对立自然化和永恒化的困境。否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地位，必然会导致一种把男女对立起来的身份政治或激进女权主义，走入一条性别对立的死胡同。第三，必须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力推动妇女参与社会公共劳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入和影响，加重了妇女在家庭领域的负担，形成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我们要在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危害性的基础上，积极面对和解决妇女在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歧视，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同时，我们也要反对那种借凸显“女性气质”、建构所谓“有性人”的名义，将女性物化为男性凝视对象、否定女性独立价值的观点和做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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